娜塔莉娅·克柳恰廖娃作 张淑明译

五月九日胜利日那天，我向邻居借了台电视机。他只是做了个理解的表情，并没有多问。一周前岳母来我们家搬过东西，所以整个单元都知道妻子离开了我。

但凡在楼梯上遇见我，所有的女性都意味深长地默然转身，就连和我们关系甚笃的四岁小女孩玛露霞也不例外，而男人们则仿佛听到口令一般，统一做出一副心领神会的表情。

尽管我已经“病入膏肓”，但是借电视机并不像邻居所想的那样，是为情所困。不过，能够为我疗伤的，终归还得是电视节目。

五月九日是我一年中唯一看电视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会播放战争片。它们不会让我们受到蒙蔽，错把日常的忙碌当成真正的生活。

我痴迷于这类影片，并不是因为战争本身有多吸引我。我是个正常人，对大屠杀不感兴趣。这些片子，纯粹的煽情片也好，感伤的宣传片也罢，我只是借它们来满足自己对真实的渴求。在影片中，正如玛露霞所说，“全部都是真的”。

我喜欢战争片还有一个原因：它们会令我心生愧意。那些赴死的战士们（年龄都比我小），他们对于未来生活并没有什么信心，唯一的希望就是自己的子孙后代能够幸福。可惜，我并不幸福，而且都是因为一些并不重要的事情。

看完影片《白俄罗斯车站》后，我忍不住下楼去了商店。尽管我答应自己不再喝酒，至少目前是这样，可我还是夹了两瓶酒回来。台阶上吸烟的邻居目送我走过，一副心领神会的样子。

整个晚上我只想起了妻子一次。只记得她喊着：“如果你喜欢战争这种破玩意儿，那就报名去参军呗！”她以为我渴望的是打枪、钻战壕和白刃战。

喝着酒，看着《士兵之歌》，我想起了在斯摩棱斯克城下失踪的爷爷。有关他的一切，我都是从那个女人那儿听来的。她瞧不上我爷爷，一生爱的都是另一个人，她是和那个人吵了一架后才负气嫁给爷爷的。但是战争把一切都给扯平了：两个人都没能从战场上活着回来。

那时爷爷爱她爱得发狂。当然，有时候也会受不了她。遇到这种情况，爷爷总是二话不说，径直去林子里待上几天。他也是这样死去的：去树林里搞侦查，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这就是我的故事，没有半句假话，只是战争那一段除外。

我突然想去那些地方走一走。因为已经醉得不行，也就没考虑太多，而是直接把电视还给邻居，砰的一声关上门，就步行去了火车站。

一路上我都在喝酒，一边和电线杆碰杯，一边和爷爷聊天，大声喊着：“咱爷俩可得打场胜仗。”总之，言行一如往常，又傻又好笑。一上车我瞬间就断了片儿，早晨看到车窗外站台灰色墙壁上“斯摩棱斯克”几个大字时，还在纳闷儿。

我在城里走了一圈，发现这里和别的地方没什么两样，到处是克里姆林宫和赫鲁晓夫式的建筑。不知不觉间，我竟然来到了汽车站。迎面开来一辆小巴士，我问都没问去哪儿就径直坐了上去。车厢里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柴油味，很闷。每到坑洼之处，我的五脏六腑就几乎被颠到了嗓子眼。大概四十分钟后，我彻底被颠得散了架，开始恶心想吐，于是请求司机停车。

下车后，我在开满蒲公英的田野上走了良久。天空仿佛一幅描绘战争场面的油画，云朵堆叠，相互靠近，又迂回绕行。我仰起头，久久凝望着天空，直到脖子发酸，要知道城里是看不到蓝天的。

我信步来到一个村落，想坐下来歇歇脚，于是找了个暖和地方燃起一支烟。一个男人从一栋歪歪斜斜的房子里探出头来。我很自然地走过去给他点上烟，尽管他胸前的口袋里就放着打火机。

我很想知道这个村子叫什么。“天堂村。”男人说道，说完朝一旁的牛蒡吐了口唾沫。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于是又问了一遍。

那人忽然就生气了。他冲回屋里，即刻又急急忙忙跳出来，冲着我的鼻子递过来几张公文纸。他气咻咻地用黢黑的手指指着一个地方，那里赫然写着“斯摩棱斯克州，格利亚泽沃区，天堂村”。

“够酷，”我说，“你这是住在天堂里啊。”

“可不，”他唾沫星子横飞，“不能再酷啦。”

我无意一争高下，吸完烟后起身准备离开。

“哎，”这个神经病喊住了我，“要房子不？就在天堂村的边上。”

“啥意思？”

“就这个房子。”

“我要房子干吗？”

“有啥好问的！买就是了！这房子值，再过个百十年也没问题。”

“多少钱？”我这样问一半是出于好奇，一半是担心太快拒绝会惹恼他。

“就一箱酒钱的事。”

正在我疑惑不解的时候，那个家伙把我拽进屋里，嘴里喋喋不休地说着炉子、地窖和耙子如何如何。墙上挂着一张很大的俄罗斯联邦地图。

“地图是我姐留下的，她是个老师，学校关停后她就去了城里。我这个姐姐真不让人省心！”

“我好像该走了。”我已经不知道该如何摆脱他。

“你疯了吗？！你得啪嗒啪嗒走七公里呢！坐我的车眨眼就到。”

本以为他要捎我到大路上，可是伴随着歼击机般的呼啸声，他的扎波罗热牌小轿车已经冲上了乡间土路。这时候我才隐约意识到，我们这是要去办买房手续。可我压根儿就没有买房的打算。

“喂，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廖哈？廖哈，我请你喝酒没问题。咱别拿办证当儿戏，好吗？”

随后我就莫名奇妙地挨了一通骂。他的意思是他老老实实跟我做生意，可我却把他当成了小偷、乞丐。廖哈每说完一句，就猛打方向盘，显然，他在以此表达他的愤怒。

一开始我很害怕，担心自己会荒唐地冤死在爷爷光荣牺牲的地方。但之后我心生愧意，因为我真的错怪了他。

“好啦，别闹了！”我朝廖哈喊道，“我就是为了考验一下你。随你便吧！”

我这番胡言乱语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廖哈安静下来，不再吱声了。汽车像先前一样四下里摇晃着，接着我发现，他只是想绕开坑坑洼洼的地方，并不是要杀我。人一旦受到惊吓，就会草木皆兵。

在格利亚泽沃区中心，伴随着尖利的刹车声，我们把车停在一栋两层的商业楼前。办事处的门上挂着一把大锁。本以为有希望摆脱他了，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廖哈骂骂咧咧地跑去院子里的某个地方。还没等我从台阶上下来，他就带着一个满头紫色碎卷的胖阿姨回来了。

阿姨默默地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一番，然后打开了门锁。她一边盯着我看，一边笨拙地沿着陡峭的木楼梯往二楼爬去。即便是爬楼，她都想方设法回过头来张望。我真担心她会扭断脖子。

在办事处，廖哈和那个叫塔纽哈-瓦特鲁哈的阿姨闲聊了几句，用的是“暗语”。

“那个傻子把你烦透了吧？”显然是在说这个阿姨的丈夫或同居者。

“我能把他弄哪儿去呢？”塔纽哈从抽屉里取出印章，娇媚地露出她的那颗金牙。

“干脆让他看菜园子去！”我总觉得廖哈对办事处的这个阿姨有点意思，但是从接下来的谈话中得知，塔纽哈所说的“那个傻子”原来是廖哈的亲生儿子。

半个小时后，我手里攥着天堂村那所房子的证件，下了办事处的台阶。拿到八百卢布后，廖哈快速地道了声再见，便跳上自己的“歼击机”朝商店飞驰而去。

我坐上了开往斯摩棱斯克的公交车，一路上都在想：妻子离开我是对的。不是因为我这个人有问题，而是一连串的误会使然。喝醉了酒，乱跑到一个地方，买下一栋房子……的确够蠢！

我尝试着忘掉自己这次荒唐的奇遇。尽管已经厌烦，我还是坚持去上班，时不时地会会朋友……一切如常。

但是在放假的第一天，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在梦中，我跌跌撞撞地走在一片灰暗的田野上，干枯的荆棘粘在我从未穿过的大衣上。在森林的边缘，我遇到了一个士兵，认出他是我的爷爷，但是出于某种原因，我不能告诉他我是谁。他想抽支烟，我们便在太阳晒暖的小草丘上坐了下来。爷爷笑着告诉我，德国人对着他的胸口来了两梭子：“胸口被打得跟筛子一样！可是大家都不理会！一切照旧！”

他浑身是血，看得出已经死了，但不知为什么他自己并不明白。而且，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更不知道是否有必要这样去做。

“走吧！去天堂村吧！”他突然提出来，“那儿有牛奶，咱们可以喝个够！”

我们绕过小树林，来到一栋木屋前。爷爷在一个地方消失不见了。我朝窗子里瞥了一眼，看到墙上的俄罗斯地图，便回过味儿来。我高兴极了，好像有什么痛苦的谜题被解开了一样。在梦中，我感到无比轻松甚至近乎幸福。

早上，我从储藏间翻出爷爷的旧工具袋，马马虎虎清理了一下，就开始往里面装书。就算上天堂，我也难以想象没有书可怎么过。结果背包太重了，我只能吃力地把它扛在肩头，动身去了火车站。

我一边走一边琢磨：就好像我不是去一个月，而是永远都不再回来了。我就这么不和任何人交代一声，拿着一袋书走人。这些想法让我变得轻松而快乐，一种久违的感觉涌上心头。

当我来到天堂村的时候，又一次觉得自己真的不靠谱。该带的自然不是书，而是餐具、米糁和盐。屋子里什么都没有，哪怕是一根火柴，而我的打火机也不知道落在了什么地方。

不得已，只能去求助邻居。我在天堂村最先遇到的居然是卧在对面台阶上的一只烟黑色猫咪。但是，我坚信哪里有动物哪里就有人,于是敲响了房门。猫任由我从它身上跨过，动也没动，屋子里无人应答。

我走了进去。房屋中间立着一根坍落的房梁，杂草透过地板的缝隙冒了出来，室内弥漫着久无人居的腐朽潮湿气息。破损的印花墙纸上挂着一幅拉斐尔圣母像的复制品。这幅已经褪色到无法辨认的圣像画，是此处曾经有人居住的唯一印迹。

我到周围几栋房子里走了一圈，发现几乎处处都是类似的画面，只是荒废的程度有所不同。当我看到两个小老太太拾掇菜园子的时候，欣喜万分，仿佛遇见了亲人一般。

“托玛”和“柳霞”——这对亲姐妹坚持要我这样称呼她们。她俩不知疲倦地聊着，时不时地爆出同样的语句，而且每一次都要惊讶欢呼，好像有什么重大发现似的。

半小时后，我知道了天堂村的全部故事。台阶上的猫叫瓦西里。几年前主人离开这里，可它不想走，挣脱了栖身的篮子，跑了回来，之后就独自留在这栋空荡荡的房子里。

托玛和柳霞在这里出生，年轻的时候考进斯摩棱斯克的一所技校，然后就顺势留在了城里。她们在城里有套两居室的房子，只有夏天才来天堂村住住，冬天在村里住太遭罪。

“您这是要在这儿常住？”姐妹中一人问道。

“是的。”我意外地随口说道。

“哈哈！真好！简直太棒了！”托玛和柳霞齐声感叹着，高兴得大笑起来，“哪怕帮我们照看一下房子也好。否则，每到冬天，格利亚泽沃的无赖契列诺克都会撬开门，什么都不给剩下。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得随身带走。这个魔鬼，找到什么就偷什么，找不到，就像爱胡闹的公狗一样，在屋子中间拉泡屎。如今这个畜生刑满释放了，不知道他在干啥！”

姐妹俩请我吃了煮土豆，还大方地把各种家什送给我。我答应第二天帮她们掘蒜畦。回到家，我发现俄罗斯地图上的远东部分脱落了。整个地图破烂不堪，卷边的地方破损尤为严重。

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我帮姐妹俩打理菜园，间或去格利亚泽沃采买吃的。托玛和柳霞负责我的伙食，照顾我的生活，给我出主意，而且每天晚上都要讲柯斯佳的故事。

“啊哈，我们的柯斯佳可是个高大英俊的男人！”姊妹中的一个温柔地两手一搭，往围裙上一放，就开始夸赞了。

“他是个感情炽烈的黑发男子！”另一个随声附和，“特别像列夫·弗里钦斯基【列·弗里钦斯基（1926—1985），俄罗斯电影演员】。”

“什么呀！是像叶甫盖尼·乌尔班斯基【叶·乌尔班斯基（1932—1965），俄罗斯电影演员】！”前者愤愤不平地说。

“像杰拉·菲利普【杰·菲利普（1922—1959），法国电影、戏剧演员】！”姐妹俩立刻就和解了，继续说道，“哎呀，要说华尔兹，谁也没有我们柯斯佳跳得好！”

“最令人艳羡的舞伴！”

“可他只邀请了我们！轮流邀请：柳霞，托玛，柳霞，托玛……”

“他简直为我们着迷！”

“只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做出选择！”

“后来在支部会议上给了他警告处分！”

“说搞三角恋是资本主义残余！”

“他当时面如土色！”

“来找我们说：你们俩我都爱！”

“是的！所以我向你俩求婚！”

“到底谁选我——还是你们自己决定吧！”

“我俩哭了整整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我俩都拒绝了他！

“因为我们同样爱他！”

“所以我们无法选择！”

漫步在郊外林间，我瞥见一个个大水洼，水洼中乌青的苔藓纹丝不动。我一次次跳过漫水的小径，又一次次滑倒在湿漉漉的树根上。我抬起头，久久凝望：远方的天空中，白桦树梢在向云朵致意。我自己也仿佛变成一棵树，合着节拍面向云朵摇摆起来。

完全醉心于林间气息和白桦秋千的我，稍后还是踏上了通往天堂村的道路。我一边走一边大声歌唱：“‘我们的柯斯佳好像恋爱了！’/——码头的装卸工齐声高喊……”受惊的喜鹊四散飞起。

一周后我又遇到了天堂村的两个居民。起初我注意到一只山羊，它在高高的草丛里盯着我看。不远处的原木上，坐着一个表情严肃的老太太：披着皮袄，脚上穿着一双毡靴。与那只充满好奇的山羊不同，她甚至都没有转过身来。我走上前和他们打招呼。

“咩——”山羊回应道。看样子它并不比女主人更善于交际。

“您怎么称呼？”我问道。

“他这是想叫我们去哪儿呀？”老妇人忽然怒气冲冲地对山羊说，“邀我晚上去那些只知道穿衣打扮的城里女人那儿谈天说地？告诉你——我不去！没啥可聊的！你把草都给踩坏了！喂，走开吧！”

山羊把头一低，犄角一竖，气势汹汹地冲着我就过来了。

昨天晚上我向姐妹俩问起老太太的事。

“哦，那是莫嘉阿姨！”托玛和柳霞像两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一样脱口而出。

“她是个野人！”

“不和任何人来往！”

“除了那只山羊！”

一个月过去了。地图上的堪察加半岛那部分悄然脱落。假期结束了。当然，我心里早已下定了决心。也许，从一开始就已经准备好了，因为在去车站的路上，我就梦想着不回城里，来到这里后，第一天我就对姐妹俩说，我会一直住下去……

因此我能做的，就只剩下将一切作为既成事实来接受。要知道，我早已暗中思考过类似的事情，琢磨着逃离，琢磨着过另一种踏踏实实的生活。但是，这种想法似乎又有点不切实际。主观上，我从来没有下定决心走这一步。可是，这一切就这么不由自主地发生了。我要做的只有同意，不去违背命运的安排。

尽管如此，在上班的前一天，我还是把不曾碰过的书装进了爷爷的工具包，扫了地，关上了百叶窗，然后上路了。我什么也没跟托玛和柳霞说。她们正忙着除草，没有看到我。

我慢吞吞地走着，心里对自己说：这个包太沉，所以我不可能走得更快。我甚至坐到树桩上抽起烟来，尽管我一点儿也不想吸烟。自然，当我登上最后一个山头的时候，看到公交车已经驶离车站。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演这样一出戏：我立即奔跑着去追赶汽车，挥舞着双手（我知道，司机根本看不到我），然后（好像是在负气）把书包往地上一扔，跺了跺脚。

这之后我开怀大笑，得有十分钟都停不下来。我甚至开始肚子疼，连腮帮子都抽起筋来。上一次这样大笑还是在六年级的时候。为了避免向别人解释，我绕过一个个菜园，回到了村里。

有一天，在树林里，我被一个破旧的士兵头盔绊了一下，头盔底部的雨水溅了起来。水中是天空的倒影，水上漂浮着去年的黑色枯叶。我小心翼翼地拔去杂草，用手稍稍挖了挖两侧的泥土，把头盔捧了出来。水一下子就流到了我身上，原来头盔上有两处被子弹打穿了。

戴过这个头盔的士兵应该就躺在不远的地方。我找遍整片空地，但是一无所获，只收集到一捧空弹壳。我想次日带上铁锹再回这儿来好好找一找。

但是，这块空地连同那些弯弯曲曲的水中枯木、枝干细瘦的桦树和蚁穴外隆起的小土堆，全都如石沉大海，消失不见了。我在林子里游荡了整整一个星期，一次次陷入沼泽，一次次跨过被暴风刮断的树木，用最恶毒的话臭骂自己这个城里来的废物。

寻找士兵牺牲地的希望破灭后，我决定先把原本打算带在身边的头盔和弹壳埋掉。在天堂村边缘向阳的山坡上，一个没有围墙的旧墓地径自向周围的草地大敞四开。

托玛和柳霞在一个像坟墓一样的小土堆上放了个小人儿，摆上一束田地里常见的风铃草。当我把那块题有“无名战士，1941年”字样的凹凸不平的三合板钉上木桩的时候，姐妹俩哭了几声。我认真驱赶着心头对爷爷的一些想法，一次次地重复着：生活不是感伤主义小说，根本不可能有这种巧合。

不知为何，第二天一早我又去了墓地，一下子就呆住了。在我们自制的坟墓上，冒出一个和我一样高的坚固的木头十字架。我旋即转身，玩命地朝天堂村跑去。

“放十字架的是格利亚泽沃的哑巴木匠，”面对我这莫名的恐惧，姐妹俩尽情嘲弄了一番，而后安慰道，“他是做棺材买卖的。做十字架是他的一大癖好，到处都是他安放的十字架。谁知道他为啥这样做呢。”

很快，我就见到了木匠本人。他穿着迷彩服，胸前飘散着先知才有的那种花白胡须。他正把一个普普通通的十字架放在肩上拖着往前走。我想追上去帮他一把，但是不知为何没有挪动脚步。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我。回家的时候，我心情很不好。傍晚，地图上的泰梅尔半岛部分也脱落了。

霜降开始了。一到早晨，车辙和沟壑里的杂草就都蒙上了一层白霜。我在托玛和柳霞家的菜园里焚烧夏天的垃圾，她俩则一边聊天一边在洗衣盆里熬制苹果酱。栅栏上的喜鹊叽叽喳喳跟着凑热闹。

临回城的那天晚上，姐妹俩说起她们上学前的一件事：有一次，天堂村外边的田野里掉落了一架真的歼击机，她们当时急着要去看看，结果两人都掉进了壕沟里，托玛摔断了右手，柳霞摔断了左手。

姐妹俩轻装去了车站。所有的家居物件、不值钱的盘子叉子和锅，今年都交由我负责。毕竟，我答应过要保护她们的房子，免得被格利亚泽沃的那个无赖祸害。

托玛推着一小车西葫芦，柳霞抱着一大束金菊。她俩从车窗里朝我久久挥着手。我伫立在路边扬起的阵阵灰尘中，用手遮挡着阳光，突然感觉自己成了孤儿。

就在这一天，莫嘉阿姨第一次开口和我说话了。她怒气冲冲地把一罐一公升的羊奶往桌子上一放，瞟了一眼角落里堆着的书，摸了摸冰冷的炉子，沉声说道：“你那两个爱臭美的话痨都溜了，你这是孤家寡人了吧？看起来是把花楸果都丢给寒鸦了？去晃一晃那棵花楸树，不能糟蹋东西！给我一天的功夫，我肯定能把花楸露酒做出来。”这时莫嘉阿姨突然冲我眨眨眼，凶巴巴地咂着嘴，说：“我的露酒可配不上你那些城里的妖艳货，会磨破她们喉咙的。”

我收集好花楸果，为自己和莫嘉阿姨劈好了过冬的柴禾，试着把雅库特那一块儿贴回到地图上。但是，这一小片纸在墙上连一分钟都没能坚持住。我就此作罢，不再去管它。在我家窗外长着一棵小白桦。睡意朦胧时，我的耳畔就会响起树叶间流淌出的摇篮曲。只是这棵白桦日渐干枯，叶子也越来越稀疏。

在一个寒冷的清晨，我发现大灰猫瓦西里倒毙在自家台阶上。显然，它预感到了死亡的临近，于是本能地向人靠拢，不过这并没有救到它。我用一块旧桌布把它包起来，带到公墓旁的斜坡上，把它埋在无名战士旁边。晚上，我和莫嘉阿姨用芬芳馥郁的花楸露酒为他们举行了葬后宴。夜里，降下了第一场雪。

在莫嘉阿姨家地下室的大粗麻袋里，还有没吃完的米糁、白砂糖和豌豆。天刚擦黑，我就去她家蹭饭。晚饭我们吃荞麦粥，吃完后就背靠炉子坐下来。我点上一支烟，莫嘉阿姨缝缝补补，而山羊则把两只前蹄搭在长凳上，紧张而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一副忧思满腹的模样。它就住在木屋里面，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与人无异。

我俩变得越发沉默。对于我的打问，莫嘉阿姨并不愿意回答，即便回答，也只是三言两语，颇为简短。但我还是打听到她有一个女儿，目前和自己的军人丈夫住在科拉半岛的某个地方。

“每到新年，她就会寄来卡片，什么样的都有。但是，卡片上的祝福却一成不变：‘祝您健康！幸福！长寿！’哪怕她真心划拉上一句也好啊。我写信告诉她说，不必再浪费邮票钱了，等过年的时候我把你从前寄来的那些‘祝您健康幸福’从五斗橱里翻出来看看就行。说再多也没有用……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女儿的消息了。”

梦里充满了令人不安的异常响动。好几次我都试图醒来，但又一次次伴随着吧嗒吧嗒的声响陷入昏睡。醒来时头很疼，有一种强烈的不详预感。就在我穿衣服的时候，西伯利亚南部从地图上脱落，慢慢滑落到地板上。

我一出门就听到了那种响动。没有上锁的门扉在风中有节奏地开合，发出咣当咣当的声音。托玛和柳霞的那栋房子里，被敲坏的窗子讶异地看着我，仿佛在问：“怎么会这样？”台阶近旁的雪地上，黑色的车辙印迹清晰可见。

我在室内见到的一切更是出乎意料。屋子里一无所剩：从高大的铁床到最后一把刀具都被拿走了，就连褪了色的粉花壁纸也没有放过。

“你听见他们的响动了没有？”

“也许听见了。”

“那你怎么不干预一下？”

“你是疯了还是怎么了？朝着你脑门子来一下子，你就一命呜呼了。没有人会关心你的死活。我整晚都在担心，怕你鬼迷心窍多管闲事。还好，你脑子够用，忍住没动。”

“我睡着了！睡着了！不是忍住没动！”

“你去哪儿？！”

“去格利亚泽沃，还能去哪儿！去找你们这儿的那个狗杂种！我要让他把一切都给我拖回来！用他的棺材！还要让这个畜生把玻璃给我安上！”

“你敢！我不让你去！”莫嘉阿姨跃过门槛，把炉叉往前面一放。山羊一下子回过味儿来，气势汹汹地弯起了犄角。

“让开！”我浑身发抖，已经发不出声音。

“那你们会去找吗？”

“嗯，我们当然会找一找。”中士拉长了声音，含糊其辞。

我把笔往旁边一扔：“他和你分赃，还是怎么的？”

“假如他和我分赃，我就娶上柳波卡了，”中士冷冷一笑，面露不悦，“不然的话就靠这点工资，谁要我呀……来点馅饼不？我老妈烤的。随你吧。我好像得吃上点儿。唉，生活呀……”

“一看你就是新来的。”他把嘴里塞得满满的，继续说，“你不熟悉这里的情况。不应该来这儿呀！没有人敢惹瓦修欣，也就是那个契列诺克。他是个冷血动物，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不能这样啊！让一个罪犯把周围搞得人心惶惶！再说还有你们这些警察呢！”

“说的就是我们这些警察啊！连牧师都给契列诺克砍死了！牧师啊！而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警察！你能摆平他？”

“就是说，你怕了？”

“我老妈年纪大了。我也老大不小了，想把柳波卡娶回家。你终归还是年轻啊！”

“大英雄，请求增援啊！”

“开玩笑？！谁会给我派援兵？！只是溜门撬锁！又不是什么大案！而且一天不知道撬多少家！”

我环顾房间。馅饼，中士绯红的面颊，木桶里那株落满尘土、半死不活的橡皮树。我终于明白了，一切都是徒劳。我把尚未写完的申请揉成一团，往墙角一扔，咣当一声关上门走了出来。我气愤得喘不过气来。我知道我无法改变什么。

在台阶上等我的是契列诺克。他个子矮小，长相丑陋，面色苍白，一双小眼睛呆滞无神，双手深深地插在运动裤的口袋里，压着双脚不停地前后晃动着身子。尽管和我想象的不尽相同，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

“怎么，老乡，和中士品茶来着？”契列诺克翘起嘴角冷冷一笑，不咸不淡地问道。

我开始觉得浑身难受。小时候，有一回我被推进了盗墓者打开的坟墓里。那年头，时兴为了寻宝而挖坟掘墓撬棺材。出于好奇，我和其他男孩子跑去公墓看热闹。

我当时摔了一跤，手刚好插进一堆沾满泥土的破布里。一股腐烂阴冷的气息扑面而来，噎得我甚至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为了摆脱枯骨保全自己，一股求生欲在我体内陡然一震，在无意识的恐惧中奔涌而出。

我现在体验到的，就是这种感觉。契列诺克无聊地晃着身子，徒劳地重复着“老乡”这个令人生厌的字眼。没别的事了。我快步走下台阶，在无人的街道上几乎跑了起来。身后传来吠叫声，这是契列诺克在狂笑。我的确应该遭人唾弃，那一刻，我已经不知道公平、侮辱和尊严为何物。

当时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赶紧回到家把门插上。我心里甚至闪过了放弃一切径自回莫斯科的念头。我吸了支烟，心情稍稍平复了一些。天黑下来，步行回去显然已经不现实，绕行天堂村的公交车半小时后也开走了。

我顺路去了邮局，申请往斯摩棱斯克打三分钟的电话。我知道姐妹俩说起来就没完没了，所以担心这点时间不够用，而我又没多少钱了。是托玛接的电话。她听出了我的声音，因而并没有多问。

“没什么，”我最后强打着精神说道，“我把我的床给你们，其余的事情我也会想办法处理好的。”

“我可能不会再回去了。”托玛忧郁地说。

“啊？……”我刚一开口，马上就预料到了所发生的一切，于是打住了话头。

“是的，”托玛肯定地说，“柳霞去世了。”

我再没说什么。托玛挂断了电话。

自从我去过格利亚泽沃之后，莫嘉阿姨就不再和我说话了。转眼到了刮起醉人春风的时节。我来到田间，站到已经解冻的小丘上，凝望云层罅隙的光柱。有时太阳刚好出现在我的头顶上方，我便沐浴在这光线之中。而且有那么一瞬，我觉得自己和遥不可及的天空之间似乎有了一种无法割舍的联系。但是当云朵慢慢聚拢，阳光被阻断时，我便孤零零地被丢弃在冷漠而潮湿的大地上。

有时候，为了记住自己的声音，我会大声喊上一嗓子。此时的双唇，开启得迟疑且不情不愿。整个乌拉尔地区也脱离地图，掉了下去。夜里，不知什么东西在窗外叹息，拍打，喃喃自语。

在一个令人不安的夜里，电线杆上所有的电线都消失不见了。从村里到高速路上，电线被齐刷刷剪断，天堂村没有了灯光。我甚至都没有去格利亚泽沃了解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没有人会为一个老太太拉一条新的输电线。

莫嘉阿姨从自己的储备里拿出十支蜡烛，默默地分给我一半。我们过起了天一黑就躺下睡觉、天一亮就起床的生活。“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又在这里做些什么？”我越来越经常地扪心自问。

只有留在天堂村，我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而且就应该这样做，于是我就此心安。但是临近春天的时候，那种自打遇到契列诺克以来便在心中蔓延的宿命感就彻底消失了。于是，那个在城里不止一次让我感到困惑的问题又开始作祟：生活到底要我怎样？我苦闷忧愁，胡子拉碴，一直到中午，我都无法让自己从盖在身上的旧皮袄中爬出来。

有一天，我正拿着笤帚扫地，窗外突然传来几个人欢快的声音。其中一个女孩的声音尤为悦耳。我小心翼翼、满腹疑惑地朝外面望去。在天堂村里，两个穿着高筒靴的男孩和一个用红色三角巾胡乱包着头的女孩正在东张西望，继而相视而笑。我感觉自己就像在荒岛待了一年突然看到轮船一般。

她叫列霞。那两个迷恋她的男孩，一个叫米佳，一个叫吉玛。我这栋无人问津的房子而今被背包、睡袋、风风火火的动作和列霞悦耳动听的声音填得满满的。

“我们是从斯摩棱斯克来的大学生，”列霞一边麻利地削着土豆，一边说道，“在城里待着很无聊，我们就经常不断地四处走走，去度周末、节假日什么的。”

“今天是周末还是节假日？”

“你怎么回事！！！明天可是五月九号呀！！”列霞放声大笑起来，土豆从她手中滑落，滚到米佳脚下，“所以我们就来了呀。但只是出来走走也没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尽量在出行的时候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比如？”

“碰到什么就做什么！大多数时候，我们都会帮着老奶奶们干干家务。”

“铁木尔队员【铁木尔队员，苏联时期对模范少先队员的一种称谓，他们积极帮助老弱病残等特定人群，从事某些有益社会的活动】吗？”我几乎恨起了这帮不速之客，于是挖苦道。

“哪里呀！”她愉快地岔开了话题，“我们可没那么革命。”

我对列霞和她的团队又重新充满了好感，问东问西。她很高兴，也很乐意回答我的问题，小伙子们则在墙角警惕地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列霞从背包里翻出一个厚厚的笔记本，非常信任地拿给我看。本子上记的都是从村里听来的乡间趣谈、日常故事、童话，以及老太太们的请求嘱托。她们一般都是请求这些孩子去城里代买收音机里说的那些特效药，顺便打听一下住在邻村的教母是否还健在。

那个日记本里还有对地方志书籍的摘录。每次出行前，列霞都要在图书馆里走心地准备一番。

“你能想象吗？公爵夫人乌莉塔，就是那个被自家兄弟弄瞎双眼的瓦西里卡的妻子，就出生在格利亚泽沃！我非常喜欢乌莉塔这个名字！我希望将来给我的女儿也起这样一个名字。可他们，”列霞飞快地朝米佳和吉玛投去嘲弄的眼神，“逗我说：‘小蜗牛，让我们看看你的小触角！’【乌莉塔的名字在俄文中是蜗牛的意思。“乌莉特卡”是“乌莉塔”的昵称，米佳和吉玛用这个称呼把她戏称为“小蜗牛”】离这儿不远还住着一个叫伊拉里昂的僧侣，就住在地下的山洞里。而在战争期间，这些地方还发生过战斗……”

吃了点东西，他们就动身去了格利亚泽沃。我一整天都坐卧不宁，在天堂村游来荡去。天黑了，可他们还没有回来。我不停地吸着烟，双唇被焦油熏得发苦。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列霞肯定是被契列诺克杀了。我瞬间就抓狂了。但是，就在这时，栅栏外传来她脆生生的声音。

“我们给战士的方尖碑上漆来着，”米佳和吉玛压低声音说，“二十个牺牲者当中，姓瓦修欣的就占了十四个，想想看！”

“而且到处都是十字架！”列霞接过话茬，“不管是僧侣居住的地方、乌莉塔出生的地方，还是进行过战斗的地方！然后我们找到了安装这些十字架的木匠斯捷潘，和他一直聊到天黑。真是个有趣的人！一个哲学家！”

“和谁聊来着？！”我很惊讶，“他可是个哑巴啊！”

“怎么会是哑巴？！”这下轮到列霞大吃一惊了。

夜里，她坐在门口，微笑着在笔记本上匆忙写着什么。我越过她的肩头看过去。列霞写道：

我在她身边坐下，不知为何觉得有些尴尬。

“怎么？我就是那个拖拉机手？”

“瞧你说的！这只是个人物形象！”列霞像对待孩子一般给我讲解起来，“你看，你们这儿也没有牛吧，树叶也没有吧？更别说黄叶了。”

我们不再做声。列霞望向星空，蜷缩起身子。我想把自己的棉袄给她披上，但是没敢这样做。

“明天就要回城了，”列霞叹了口气，说，“真不想走啊……”

“那就留下来，”我提议，突然又加了两句，“嫁给我吧，生个女儿，取名乌莉塔。我是不会给你起外号的，真的。”

列霞止住笑，垂下眼帘看着笔记本，俨然一个被功课难倒的优等生。

“得了吧！我得先完成学业。现在我什么也不会做……”

“你还有多久毕业？”

“三年。”

这时外出捡干树枝的米佳和吉玛回来了。我和列霞也就没有再单独相处过。第二天早上，我送他们上了公交车。

“还回来啊！”当车门砰的一声关上的时候，我喊道。

透过满是灰尘的车窗，列霞微笑着，点着头。

我种土豆的时候，山羊拼尽全力飞奔进菜园。它绝望地咩咩叫着，我马上就猜到发生了什么事。我扔下铁锹，一边往裤子上擦抹双手，一边跟了上去。山羊沿着天堂村唯一的街道跑着，一边跑一边不时地回头，咩咩叫个不停。

莫嘉阿姨躺在她和山羊度过所有时日的那个小丘上。她还活着，胸部发出咕噜咕噜和嘶嘶的声音。

“我不行了。”她双唇嗫嚅着。我没弄明白她在说什么。

我扶着莫嘉阿姨靠到树桩上，蹲下身子，抓住她的两个膝弯，把她放到背上。

“抓紧啊，咱们很快就到家啦！然后就叫医生来。不要害怕！你不会有事的！”

我背着莫嘉阿姨，脑袋里却冒出一些不相干的念头。这个时候，我竟然想起了用爷爷的工具包把书拖来的情景，而今那些书在角落里已经落满了灰尘。也不知为什么，我又想到了妻子。她要是看到我现在这副模样可就好了！

“真是个傻子!放着体面的工作和莫斯科的房子不要，来背村里的老太太！”她也许会这样说。

莫嘉阿姨的身子斜着垮了下来。

“嘿，阿姨，坚持住啊！”我喊道。

只有孩子般体重的干瘪老太太突然重得出奇。山羊已经不是在咩咩地叫，而是像人一样在哭喊。我笨拙地抓住向下滑落的莫嘉阿姨，她的双手垂了下来，整个人栽倒在地上。

那一刻我明白了，怎么摆弄对她来说都已经无所谓了。山羊走上前来，朝莫嘉阿姨的脸庞看了一眼，突然一闪身，慌不择路地跑开了。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它，说不定它已经在林子里葬身群狼之口了。

我把莫嘉阿姨拖回家，放她躺在桌子上，开始翻找证件。我甚至不知道她姓什么。但是五斗橱里只有线轴、布头、纽扣和其他小零碎儿，甚至连她女儿的贺卡都没有。我翻遍了整个屋子，结果一无所获。无论身份证还是退休证都未见踪影。

屋子是收拾过的，平时摆满桌子的瓶瓶罐罐都不见了。床上放着一件干净的家常衬衫。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了。我打来一桶水，稍稍缓了缓，感到浑身不自在，因为我还从来没有和死人打过交道，但是又找不到旁人来做这件事。

我从五斗橱里拿出一把生锈的大剪刀，剪开莫嘉阿姨的裙子和上衣，然后拿了条干净毛巾，开始给她冲洗身子。水流欢快地敲打着地板，我的思绪却已经飘到了最为遥远的角落。我什么都不想，只管做事。

后来我给死者穿上了干净衬衫，把她的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帮她合上双眼。我出门抽了会儿烟，一边盘算着得用什么样的板子给她钉口棺材。整个世界异常安静，或者这只是我个人的感觉？

我艰难地把已经陷入土里的板棚小门拉开一道缝，弄出一些工具。板棚的另一半一直是锁着的。我突然特别好奇（当然也不是时候），那里面有什么。稍作思忖，我便用小斧头撬开了干裂的小门，然后迅速躲闪到一旁。

板棚里放着一口棺材。莫嘉阿姨提前准备好了一切。而且，棺材想必已经停放很久了，因为上面布满了蜘蛛网。

我把她葬在了无名战士和大灰猫瓦西里的旁边，在一块小木板上写上了“莫嘉阿姨”这几个字。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全名是什么。我站在新坟之上，怎么都无法迈步离开，总觉得自己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完成。

我突然想到了霍马·布拉特【俄罗斯著名作家果戈理创作的神秘主义中篇小说《维》（又译《地鬼》《恶灵》）中的主人公。在小说中，神学院的学生霍马·布拉特被派到乡下为逝者做祈祷仪式，结果为非自然的力量围攻，落入了残酷的境地】，于是感觉自己得到了庇佑。但是，要想在莫嘉阿姨家找到宗教书籍纯属徒劳。她是个无神论者，而我又谙诵不出任何一段祈祷文。除非……

“我们的父……”我迟疑地出了声，接着我忽然发现自己不知从什么地方记起了下面这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

接下来是什么呢？我心里一紧，脑子里一片空白。这时候我索性不再去想，结果却毫不费力地说出了完整的祈祷文。然后我重复了一遍，又一遍，一共三遍。稀稀落落下起了雨，我感觉现在可以离开了。

我刚跨过门槛，地图便开始缓缓地向地面滑落，好像在刻意等我一般。我跑上前去，用双手托住了地图。这时候我忍不住想吸烟，于是转过身，让地图落在我的肩头。我用后背抵着地图，从兜里掏出了香烟。

窗外迅速黑了下来。我吸着烟，用自己的身躯支撑着整个祖国。我并不急于离开，也无处可去。

END

作者简介

娜塔莉娅·克柳恰廖娃（Наталья Ключарёва，1981—）是俄罗斯诗人、作家。2009年民族畅销书奖短名单入围者，2011年亚斯纳亚·波良纳文学奖得主。克柳恰廖娃将契诃夫、布宁及普拉东诺夫视为自己的文学导师，她的创作笔调亦如她的三位导师般平实而又不乏激情，每每从独特的角度描写日常生活中平凡的事物。《天堂一载》（Один год в Раю）是2007年卡扎科夫奖获奖作品，发表于《新世界》2007年第11期。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4年第1期，责任编辑：孔霞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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