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政党是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中的重要力量，政党体制则是现代国家政治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政党在诞生之初是少数政治精英的事务，随着普通公民日益行使选举权利，参与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政党逐渐发展成为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桥梁，发挥组织动员和政治交流的功能。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大众传媒的传播丰富了政党竞选和宣传的手段，新的政党类型不断出现，与此同时，政党因应时代变局与现实挑战，也在不断调整自身的纲领内涵、行动策略及议题范围，政党体制和政党政治持续经历转型。

在众多西方国家中，德国政党体制因其独特的制度框架设计及其背后依托的政治与社会生态而兼具共性与个性，是研究西方政党体制演变的极佳范本。自21世纪以来，西方政党政治和宪政民主逐渐陷入危机，表现出党派恶性竞争、政党与利益集团相互勾连、社会撕裂、阵营对垒固化、传统政党式微等“民主疲劳综合征”的危机症状，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制度弊端，难民危机又极大地刺激了身份政治勃兴，推动民粹民族主义走强。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西方各国传统的政党体制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在个别国家甚至濒临崩溃。而与不少欧洲国家相比，德国的温和多党制仍旧保持了极强的稳定性，保留了一部分不变的内核，政党在政治动员中始终发挥了核心作用，政治极化程度维持在有限范围内，较少出现执政联盟破裂、提前重新大选的情况，主流政治对于国家发展中的重大命题可形成较为广泛的原则共识。与此同时，自两德统一以来，德国的政党体制同样经受时代变迁的冲击，正在经历深刻转型，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德国政党在传承与发展之间经历沉浮变迁，政党格局的演化走向日趋复杂。有鉴于此，全面系统地研究两德统一以来德国政党体制的历史演化、趋势特点、现实挑战以及政党的调整应对，对于深层把握西方宪政民主与政党政治的历史、当下与未来的演进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自20世纪初以来，关于政党及政党体制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主要见诸政治学和社会学两大学科，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代表性学者和理论流派，其具体研究视角丰富多元，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视阈。

其一，政党的功能及其与民主的关系。奥斯特洛果尔斯基、米歇尔斯、迪韦尔热、萨托利、达尔顿、帕内比昂科、巴托里尼、卡茨、梅尔、瓦滕博格等学者发表大量著述，研究政党的概念、功能、组织建设等政党发展的普遍规律及其在民主政治中的作用。其中，在政党的功能方面，萨托利将政党的组织功能概括为三方面，即表达、引导、交流；戴蒙德与冈瑟归纳得出政党的七大功能，分别是候选人提名、选举动员、议题建构、社会代表、组建政府、利益融合及社会整合；迪韦尔热详尽分析了政党的组织和运作原则；帕尼比昂科则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西欧政党的组织变迁和政党转型。在政党与民主的关系方面，奥斯特洛果尔斯基和米歇尔斯对于政党能否带来民主前景提出悲观论断；唐斯的政党竞争理论首次运用经济学理论解释政党竞争现象，建构政党竞争理论的空间模型；密歇根学派在1960年建构因果关系漏斗模型，用以分析影响选民选举行为的长期和短期因素，以此解释政党胜选的原因。在政党体制的发展规律方面，萨托利将政党体制区分为竞争型和非竞争型，并将前者细分为极端多党制、有限多党制、两党制和一党独大制；尼德迈尔则区分四种政党体制，分别是一党独大的政党制度、两党占优势的政党制度、多元化的政党制度以及碎片化的政党制度。还有不少学者分析政党执政参政方式、党际关系、选举制度与政党体制之间的关联以及利益表达机制等内容。

其二，政党的类型与发展阶段。彼德森提出生命周期理论，运用成功阶段的概念来界定新兴政党在政党体制中的发展阶段与发展瓶颈，更多学者则尝试概括和定义具体的政党类型，并从政党类型的演变中把握政党的不同发展阶段。其中，戴蒙德与冈瑟区分了五大政党类型，分别是运动型、选举型、精英型、大众型和族群型；卡茨和梅尔在1995年发表的《政党组织与政党民主的模式转变》一文中，根据政党与国家、公民社会间关系的变化，将政党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其划分方法在政党类型研究中拥有广泛影响力。他们认为，在政党诞生之初的第一阶段，参与政治是少数人的特权，政党类型是权贵型政党或精英党；在第二阶段，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参与政治，政党开始大量吸收党员，大众型政党成为主导的政党类型；第三阶段的主导政党类型是全方位型政党，这是基希海默在其1965年发表的《西欧政党体系的转变》一文中首次提出的政党类型；第四阶段中主导的政党类型则是卡特尔型政党，此类政党成为国家的代理人。对于卡茨和梅尔提出的第四阶段中主导政党类型，学界存在不少争议，冯·拜莫认为职业政客型政党是主导的政党类型，而乌韦·容则提出专业大众传播型政党是主导的政党类型。

其三，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不少学者从政党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文化学以及现代化、全球化等多重视阈出发，分析政党在社会变迁和技术现代化进程影响下的历史嬗变，揭示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于政党发展产生的影响，并解读政党在各个发展阶段的特征以及转变趋势。其中，英格尔哈特和诺里斯提出文化反弹论，以此解释西方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原因；罗德里克将民粹主义的勃兴归因于全球化的影响，认为资本、商品和人员的跨境流动给各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带来改革和调适压力；迈尔则聚焦研究媒体在政治和社会交流中作用增强的现象，认为政党民主日益蜕变为媒体民主，媒体民主的逻辑将政党全线驱赶到政治生活边缘。学界始终关注政党变迁、政党危机和衰落的研究，尤其是针对某一政党或者某种政党类型的危机开展的研究更是不胜枚举。在研究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德国政党研究者提出了不少具有开创性的理论。

德国政党体制始终是西方国家政党研究学者的重点关切，在研究德国政党体制发展规律的过程中，涌现出若干知名流派和代表性学者。其中，雷普修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社会伦理环境论，通过宗教传统、阶级构成等社会结构维度来解释选民的选举行为和德国政党的社会起源。雷普修斯的理论推动了以海德堡西努斯研究所和柏林西格玛研究所为代表的社会环境研究，启发后者提出德国社会环境模型。李普塞特和罗坎1967年从社会学角度提出社会分歧理论，总结西欧社会的城市-农村、资本-劳动、中央-边缘、国家-宗教这四组社会分歧，为观察政党的兴起、政党竞争以及选民关联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英格尔哈特1977年提出价值变迁理论，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民众价值观发生了重大转变，表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特征，政治博弈开始围绕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这一新的社会分歧展开。随着全球化的负面后果激活身份认同政治并引发逆全球化趋势，克里斯通过实证分析提出，西欧自90年代以来出现“融入-划界”这一组新的社会分歧，默克尔和齐恩同样提出世界主义-社群主义的新维度。乌韦·容、冯·阿勒曼、迈尔等其他政党研究者还深入研究德国政党体制变迁、政党纲领、党内民主等广泛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