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民族与国家问题日益引起中国学界的关注，也取得了相当数量的学术成果。但是，从总体上看，在基本理论上还未能取得重大突破，理论框架还限于近代西方产生的民族国家理论之内，未能形成新的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其原因之一在于现有的学术分工体系。对中国民族历史比较熟悉的学者，更多的是关注事实经验，缺乏理论概括；而对理论比较熟悉的学者，缺乏对中国事实经验的关注。费正清深刻认识到历史中国对于当下中国、历史经验对于理论建构的重要性。他对比说：“欧洲和南、北美洲的民族全加起来，一般地说不会多于中国人。甚至是否有比中国更多的民族也是问题。在人数和多民族方面，欧洲人和中国人很可以相比，同样是人数众多，民族复杂。可是在他们今天的政治生活中，在欧洲和南、北美洲生活的约10亿欧洲人分成约50个独立的主权国，而10亿多的中国人只生活在一个国家中。人们一旦看到1和50的差别，就不能忽视。以上对事实的简单陈述间接地表明，我们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等字眼当用于中国时，只会使我们误入歧途。要了解中国，不能仅仅靠移植西方的名词。它是一个不同的生命。它的政治只能从其内部进行演变性的了解。”

因此，只有基于丰富的中国事实经验，寻找合适的分析框架和因果变量，才能在基本理论上有所突破。本书试图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本书将中国的民族与国家进程置于地域—民族关系这一分析框架中考察，主要观点如下。

其一，人类以氏族部落为基础，形成一个具有共同特征的民族。不同的民族因地域的相互联结会产生民族之间的关系。

其二，与血缘氏族单位不同，国家是按地区划分它的国民的。任何国家都有一定范围的地域。在这一地域上生活着不同的人群（包括民族）并形成地域关系。

其三，传统国家的地域范围有大有小，而且会发生变动，国家疆域上的民族也有多有少，且不时变动。

其四，在由多个民族结合而成的国家中，地域关系居主导地位，民族与民族的结合及互动关系是因为地域相近或同处于国家疆域下而发生的。

其五，在多民族国家中，各个民族居于不同地位，扮演着不同角色，形成不同的民族关系，并影响着地域关系。有的民族加入并继续存在于同一疆域之中，有的则不再在同一疆域之内。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其六，在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国家政权居于核心地位。国家政权的力量决定着其地域范围和民族数量，特别是赋予共同地域范围的民族以政治统一性，从而将原生的民族结合为一个具有政治统一性的更大和更高层次的民族共同体。各个民族所生活的地方结合为一个全国地域整体，并为全国地域整体的代表——中央所统一管辖。民族原有之地纳入全国统一之地内。作为人群共同体的民族置于作为地域共同体的国家之中。

其七，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特别是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地域关系开始居于主导地位，地域相近的民族围绕国家政权发生联系，并深刻影响着帝制国家的历史进程。帝制国家时期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政治表象，受地域—民族关系的支配。

其八，不同历史时期的地域—民族关系有不同的结构，从而使帝制国家和国家治理表现出不同的地域和民族特点。多数时间是由中心向边陲扩展，少数时间是由边陲向中心推动；多数时间是主体民族居政治主导地位，少数时间是非主体民族居政治主导地位。

基于地域—民族关系的分析框架，我们发现，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在长期历史上形成的，有深厚的根基，又有历史的更迭，形成不同的地域—民族关系模式。经过多个族群的融合扩大和联结，至秦朝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朝时期的显著特征是强悍匈奴与强汉的碰撞，是两强互动。之后的“五胡十六国”表现为多个少数民族政权分立继替，相互竞争，是众多民族主体的互动。在此基础上唐朝以核心竞争力推动族群大联结和地域大扩展，这是一主多元的互动。整合难度太大和核心能力的缺失，造成宋朝时期的中国多个民族政权的并立竞争，表现为四方力量的互动。而蒙古自外向内实现总体性整合，包容了包括主体民族在内的众多族群，是复合主体的多元互动。元朝总体整合的脆弱性使明朝更加注重内部秩序的稳定，并力图制度化，由一个稳定的主体应对多元互动。只是这种稳定性难以持续，后由清朝在更大的疆域上致力于吸附多个民族，以强有力和包容性的主体进行多元互动。

建立地域—民族关系的分析框架，是试图寻找影响中国的民族与国家历史进程的支配性因素，便于对中国历史经验的分析。地域—民族关系是一种具有规定性的结构，也是制约民族和国家演化的内在基础与条件。但是，民族和国家都不是一种消极的存在。它们在文明进程中是积极的行动者，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民族与国家的演化既受制于关系，又取决于构成民族和国家的人们的行为，由此表现为关系—行为主义的特性。如果将民族和国家作为有意识的行动者来看，可以发现，在帝制国家的民族与国家的互动中，有三个重要变量在发挥作用，这就是国家化、民族性和文明进程。其一般的理论分析要点如下。

国家是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跨越的产物，又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国家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一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二是公共权力的设立，由此构成国家性：国家的地域性和公共权力性。

国家化是人们超越血缘氏族组织，设立国家政权并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推动组成社会的人们获得国家性的过程。包括人们由一般的社会成员成为国家居民的过程和人们在国家权力体系中获得其地位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为国家整合或者国家的一体化，即将异质化的人群整合到国家体系中，并获得国家的统一性。国家化是一个历史过程概念，有助于认识国家演化的过程性、层次性和类型性。它包括两个不可分离的过程：一是人们从社会走向国家，以国家形态存在的过程；二是国家政权将人们整合到国家体系中来的过程。“国家化”是对“国家性”的过程概括。恩格斯在对国家性加以定义时指出：“按照居住地组织国民的办法是一切国家共同的。因此，我们才觉得这种办法很自然；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当它在雅典和罗马能够代替按血族来组织的旧办法以前，曾经需要进行多么顽强而长久的斗争。”“顽强而长久的斗争”便是一种国家性不断成长的国家化过程。从文明进程看，国家化是将异质化的人群整合到国家体系中的过程，但在这一过程中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民族是经由原始部落跨越到政治社会的产物，是文明进步的表现。人以群分。由于自然和历史条件，人们形成具有一定共同特征的民族性。民族性这一概念的价值在于将不同的人群共同体加以区别，赋予其特有的属性。它包括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一是民族与部落、部落联盟等其他人群共同体的不同；二是此民族与彼民族的不同。只是这种民族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文明进程中，有的民族长期保留着原有的民族特性；有的民族在与其他民族的联结中相互影响，锤炼出新的民族性。作为文明社会概括的国家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不同的民族在文明和国家进程中处于不同阶段和地位。国家按地区划分国民，包容性更大；国家是特殊的公共权力，拥有超越民族的国家力量。一些自为性的民族通过组成国家，建立国家政权，具有更大的国家性，从而在文明进程中率先获得发展，民族以国家的形态存在，即民族的国家化。

另外一些民族尚处于没有外部影响的原生自在状态，或者在文明和国家进程中处于较低层次。执掌国家政权的民族运用国家的力量，将不同的民族置于国家化进程的通道之中，使其获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元素，形成国家化的民族。这种民族超越了原生形态，是获得了国家元素的次生形态和再生形态的民族。

在历史进程中，一般是那些在文明进程中处于先行地位的民族，率先组成国家并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推动民族的国家化。但是，也存在一些在总体文明进程中处于较为落后地位的民族，通过所保存的野性力量并吸收先进文明要素而获得国家政权，并成为国家化的主导力量，只是国家化的要素更多的是较为先进民族的文明要素。

国家化、民族性与文明进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文明进程中，国家要面对多样性的民族，并努力将众多异质性的民族整合到统一的国家体系中来，赋予这些不同的民族共同的国家属性，从而推进国家的一体化。而在这一过程中，民族不是被动的产物，她还会顽强地表现自己，并在国家化进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由此而影响和制约文明进程。

通过以上三个变量，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也是一个多民族结合的民族国家，还是一个在同一空间里不断演进和扩展的历史国家。在中国，由于文明和国家进程，民族具有鲜明的历史层次性和差异性。中原的人群率先一步，以农业为典型特征，形成同文同种的华夏民族，并建立起国家，成为国家化的民族。而在华夏民族脱颖而出的同时，便存在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非华夏族类。当华夏民族进一步建立统一的帝制国家，扩展为更大的汉族时，尚存在许多保留着原始状态的原生民族，如“贵壮健，贱老弱”的北方游牧民族。这种文明差异极大的民族关系状态一直伴随着中国历史进程，如大量的民族已进入次生状态时，还存在诸如“生黎”“生苗”“生女真”“生番”“生蛮”等原生民族。随着国家化，他们由“生”到“熟”。除了汉族外，许多非汉族人通过自我整合，汲取先进民族因素，成为次生形态的民族。这些经过整合的民族在保留原有民族性的同时，通过国家化形成强大的力量，进而成为挑战者，有的还获得全国性政权。但在他们推动国家化的进程中，主要凭借的是先进的汉族元素。随着国家化和原生民族向次生民族的转变，生活在共同的国家疆域之上的民族结合再生为更大和更高层次的民族，这就是统一的中华民族，即“华夷一家”的民族共同体。这种民族共同体正是获得了国家统一性的人群。

中国的民族与国家的成长和提升，正是国家化、民族性和文明进程互动的过程。只是在这一过程中充满不同的历史、地域和民族特点。首先，近代之前的中国属于王朝国家，经常发生王朝更迭。不同的王朝时期，国家化、民族性和文明进程互动的表现不一样。其次，中国的各个民族是在不同地域里生长出来的，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在国家化、民族性和文明进程互动中的作用不一样。最后，正是国家化、民族性和文明进程的互动，最终推动了中国的民族和国家的不断成长和提升。尽管这种成长和提升是渐进的、曲折的甚至是反复的，但它是不断积累、渐进扩展的。它不像西方文明和国家进程是在不断地“炸毁”的“废墟”上重构和重建的。西欧的民族国家理论正是在这种重构和重建中产生的。只是这种理论更多的是一种想象，一种理想状态。如果以这种理想状态的理论剪裁和套用丰富的历史和现实，就与理论构建者的初衷相去甚远了。因此，我们有必要将丰富的中国历史带入民族国家理论的研究之中，从而超越既有的理论限定。好在中国正在兴起的民族政治学和历史政治学，会不断推进这方面的研究。本卷试图将中国的民族与国家的演化置于“关系—行为主义”框架下，以国家化、民族性和文明进程三个变量为坐标进行分析，算是一块探路石。

注：本文节选自《关系中的国家（第3卷）》自序，内容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