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贸易模型和新贸易模型均认为贸易可以实现各贸易国之间的互利共赢，提高各国的整体福利水平。这一结论是建立在小国假定、规模收益递减、完全竞争等严格假设基础之上的，适用于自然因素在产业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农业社会。然而，当今的经济发展早已突破了古典贸易模型中规模收益递减的假设，因此，在对原始模型的假设（小国假定、规模收益递减、完全竞争等）进行修正后，即考虑到产业具有保留性（存在规模经济和高进入壁垒），后来者能够通过学习技能获得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实现赶超战略的情形时，就会发现传统贸易理论中由自然优势确定的唯一结果将不复存在，世界贸易出现了多重均衡。多重均衡的出现说明贸易国之间存在固有的国家利益冲突，对一国最有利的结果往往不利于另一国，这就意味着国际贸易在某些条件下是一种零和的结果。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的矛盾与冲突使得各国频繁地制造贸易摩擦以应对贸易引发的竞争。在传统贸易理论不能对当今贸易摩擦问题提供有力解释的情况下，本书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此问题。

贸易摩擦的本质是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而国际贸易中的经济利益关系是在对国际超额利润的追逐和争夺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国际超额利润分配的变化能够引起国际经济利益分配关系的变化，进而产生贸易摩擦。国际超额利润分配的变化一方面来自国别价值低于国际价值的差额，是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生产者所创造的价值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生产者的转移，是在价值形成的过程中发生的；另一方面来自价值实现，国际超额利润主要由不参与利润率平均化、难以形成生产价格并最终以高于生产价格的国际价值实现商品价值的垄断产业或价值链生产环节获得。基于这两方面因素，各国在对国际超额利润追逐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是：发达国家主要从事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掌握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和高附加值领域，是国际超额利润的主要获得者；发展中国家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全球价值链中的加工、组装等低端环节，难以获得国际超额利润。但是，在技术后天可学、生产力水平可变的现代工业社会中，各国所获得的国际超额利润不是一成不变的，当影响国际超额利润生成因素的劳动生产率和垄断地位发生改变时，国家间经济利益分配关系就会变化，在变化过程中，所获利润下降、利益受损或自认为利益受损的国家极易挑起贸易摩擦。

从当前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形势来看，近年来，欧美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趋势明显，如英国脱欧、乌克兰危机、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等。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提出“美国优先”战略，先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世界卫生组织等多个全球合作组织或协定，保护主义势头强劲，不断向世界“开火”，对盟友及近邻挑起贸易摩擦，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更进一步地，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发生使得原本不景气的国际贸易环境进一步恶化，多国采取控制社交距离措施，全球需求萎缩，投资规模锐减，产业链、供应链断裂，种种不利因素给世界经济运行带来巨大压力。2020年《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报告显示，受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贸易将缩水3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20年6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9%，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下滑水平，成为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在全球有效需求萎缩、国际贸易规模锐减、经济面临严重衰退的背景下，各国的产能过剩现象会进一步加剧，面对疫情之下不断恶化的国际贸易环境，世界市场对于消化过剩产能的作用变得十分有限。因此，立足国内市场化解过剩产能成为各国的首要选择，为了保护国内市场免受国外产品竞争，各国会纷纷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手段以减少进口产品对本国产品的冲击，贸易摩擦愈演愈烈。同时，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一方面，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内部的失业、阶级分化等社会问题会进一步加剧，中下层民众的境况越发糟糕，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过程中所形成的难以调和的阶级矛盾很容易被激化。此时，由全球化利益受损群体如中下阶层、非熟练工人和低技能劳动者所推动的反向保护主义运动便会顺势而上。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由金融资本推动的新自由主义造成了发达国家内部严重的产业“空心化”现象，经济结构呈现出了典型的“倒金字塔”式结构。在这种情况下，疫情所导致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严重断裂会促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掀起以“控制资本流向”为目的的逆全球化运动，包括：采取优惠政策等各种软硬手段促进制造业回流以重建产业资本和工业资本；采取贸易和投资限制措施，限制他国在本国的企业并购、金融投资等；以技术垄断优势打压发展中国家，迫使其进一步开放市场，为本国企业提供发展机遇。在以上几方面的共同作用下，结合贸易摩擦生成因素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贸易摩擦多发是所谓逆全球化现象的重要表征之一。

（摘自《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