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讷《文章辨体序说》“文辞以体制为先”强调文章写作、文学创作，应当首先辨别文体。只有知道每一种文体的写作要求和特殊风格，才能更好地进行创作实践。从先秦的文体萌芽历两汉对诸体的探索，到魏晋南北朝对文体的精审辨析，都有力地推动了文章创作的繁荣。而创作的繁荣，文体的多样化，又有力地推动了文体论的发展。

先秦两汉，虽然产生了《诗经》、《楚辞》、汉赋、乐府等传之久远的伟大作品，但是文学观念尚未独立，文学依附于经、史、子等著作之中。儒家的五经，孕育了各种文体的萌芽，为文体理论的发生注入了鲜活的生命。汉代独尊儒术，经学发达，儒生传经解经的过程中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诗歌理论。而围绕汉赋、屈原人格及《离骚》的论争，又形成了系统的赋论、骚论。汉代的图书分类，《诗赋略》与《诸子略》的划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文体论提供了较为科学的方法。蔡邕《独断》释君臣八体，开文体论之先河；刘熙《释名》，涉及儒家典艺多种文体，为文体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魏晋上承两汉，下启南北朝，文体理论空前发展。曹丕《典论·论文》，分文章为四科八体，并以“七子”为例，论证文气与文体关系。陆机《文赋》，以赋论文，分论十体，述本同，辨末异，精巧细致，备受推崇。陆机的“诗缘情”，突出了因感物、物感而产生的一己之情，为古代诗歌理论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选文以定篇，释名以章义，原始以表末，丰富了文体理论的内容。皇甫谧、左思等人的赋论，别是一家，各有洞见。

南北朝的文体论，集前代文论之大成。“文笔”说，辨析文笔之差异。颜延之以“竣”、“测”二子粗分，刘勰以有韵、无韵区别，萧绎则以情、采为依据，划分文、笔之界限。任昉的《文章缘起》，探究文章之缘起，分文类八十多种。钟嵘的《诗品》专论五言，致流别、评利病、显优劣，首创以“滋味”论诗，可谓思深而意远。体大虑周，后来居上，当属刘勰的《文心雕龙》，论文叙笔，所涉文体三十四种，大小文类八十多种。萧统的《文选》，登采极严，选录文体三十九种，文体之中又有类分。“熟读文选理”、“文选烂，秀才半”，足见其影响之深、之大。此外，文史兼擅的范晔、沈约、萧子显、魏收等人的史著，或多或少地涉及文体分类、文章取舍、作家评价等问题，可视为史家之文体论。

古代文章写作，大都经过识才、辨体、摹拟、创新等几个阶段。辨体是写作的基础条件和必要条件。辨体的目的是为了写作实践。事实上，古代众多的文体经过不断流变，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甚至消逝了。文体研究的意义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有助于我们欣赏古代作家作品。如果说古人辨体是为了写作，那么我们今天的辨体则侧重于欣赏。诚如褚斌杰先生所言：“但古人研究、分析文体，主要目的往往在教人如何写作，而我们今天了解和研究古代众多文体的特点，以及其起源、发展和流变，则主要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分析和评价古代文学作品，特别是为了认识和掌握文学种类和文学体裁的发展规律，以为推陈出新地发展民族的新文学服务。”以诗歌为例：从《尚书·尧典》的“诗言志”，经汉儒说诗的“情志合一”，再到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形成了我国诗歌创作、诗歌理论两条大体平行的线索，或重言志，或重缘情。言志一派，关注诗歌的教化功能，直抒胸臆；缘情一派，则讲究韵味，倾心物色，借景抒情。了解诗歌的文体特征、风格特点，就能更好地解读、欣赏古代诗歌。

二是有助于我们公允地评价古代作家作品。文体的多种多样，作家才性气质的差异，形成了作品风格的多样化。即使是相同的文体，由于作家的才性气质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我们应该看到并重视文体的正与奇，源与流的变化。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序》云：“夫楚谣汉风，既非一骨；魏制晋造，固亦二体。譬犹蓝朱成彩，杂错之变无穷；宫商为音，靡曼之态不极。故蛾眉讵同貌，而俱动于魄；芳草宁共气，而皆悦于魂，不其然欤？至于世之诸贤，各滞所迷，莫不论甘则忌辛，好丹则非素，岂所谓通方广恕，好远兼爱者哉？”时代在发展，文体在演变，每个时代都有其主流文体，同时也存在边缘文体。如果单凭自己的嗜好，以一种凝固的眼光一味推崇正体而贬损变体、破体，很难对作家的创作做出公正的评价。

三是有助于形成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理论。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探讨的对象无疑是具体的创作实践。不可否认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但离开具体的创作实践，理论批评最容易成为空中楼阁。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严格意义上说是文章写作，而文章则包括有韵之文和无韵之笔。曹丕《典论·论文》之“文”，与陆机《文赋》之“文”，同中又异；刘勰《文心雕龙》之“文”，与萧统《文选》之“文”，有交叉重叠，也有质的区别。他们以文体分类为基础，考察各种文体的本同，辨析文体的末异，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文体理论。

我们今天观念中的文学，通常分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种体裁，在各种体裁中又有多种多样的样式。实际上，四分法远远不能涵盖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实际。詹福瑞先生认为：文体研究对中国古代文学意义重大。在文体研究中，应加强其综合性研究，主体文体之外的其他文体研究也有待进一步发掘。同时，更要注意文体与文学的关系，如文体对文风和文学流派的影响、文体的辨析等。中国古代文体研究之所以薄弱，主要是因为受了西方文体“四分法”的限制。西方文体学把“形象”作为特殊规定性，可这并不适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魏晋南北朝的文体论，非常重视对各种文体的体类与体派阐释。文辞华美，声韵和谐，情感动人，既是作家才华的体现，又是作家的自觉追求。这种为文的观念，与事君事父、经世致用的政治伦理教化观或相融合，或相游离，构成了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大体风貌。考察文体的源流正变，辨析文体的体类、体派，有助于形成我们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体系。同时对当代文化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摘选自《汉魏六朝文体理论研究》引言

田小军 著

2022年4月出版 / 98.00元

978-7-5201-99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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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讨论了汉魏六朝的文体理论及相关问题。内容涉及图书分类、典章制度等对文体发展的作用；曹丕、陆机、刘勰等人的文体论；对诗、赋、骚等各种文体的源流、正变、功能的梳理和必要考辨；依据《文选》的文体分类，辨析各类文体的特征，揭示选家的文体观念；从识才、辨体、摹拟、创新等几个方面，探寻古代文体理论的潜在体系；等等。

目录

引言

第一章  先秦两汉的文体论

    第一节  经书的分类与文体

    第二节  汉代的图书分类

    第三节  蔡邕的“君臣八体”

    第四节  刘熙的“释典艺”

    第五节  汉代赋体论的生成与发展

    第六节  汉代骚体论的生成与发展

第二章  魏晋的文体论

    第一节  曹丕的四科八体

    第二节  陆机的十体分论

    第三节  由“诗言志”到“诗缘情”

    第四节  挚虞、李充的文体论

    第五节  皇甫谧等人的赋论

第三章  南北朝的文体论

    第一节  颜延之、萧绎的文笔论

    第二节  任昉文体分类

    第三节  钟嵘论五言诗

    第四节  史家的文体论

第四章  刘勰的文体论（上）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诗、乐府、赋

    第三节  颂赞、祝盟

    第四节  铭箴、檄移

    第五节  诔碑、哀吊

第五章  刘勰的文体论（下）

    第一节  杂文、谐隐

    第二节  史传、诸子

    第三节  论、说

    第四节  诏策、章  表、奏启、议对

    第五节  封禅

    第六节  书、记

第六章  《文选》的文体分类

    第一节  赋类

    第二节  诗类

    第三节  骚、七、符命

    第四节  君臣之体类

    第五节  移、檄、难

    第六节  辞、序、书、论

    第七节  “哀祭”类

余论

参考文献

后记

田小军，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纪晓岚创作及文学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