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欣，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复旦大学社会转型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社会分层与流动、政治社会学、社会资本、社区研究。

李煜，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社会分层与流动、教育不平等、择偶匹配、社会态度。

胡安宁，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社会不平等、教育社会学、健康社会学、文化/宗教社会学、家庭过程、代际关系与老龄化、社会科学的因果推断。

切尔诺贝利事件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科技灾难，它的发生直接导致世人对以核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技的质疑。特别是对亲历者而言，他们对现代科技发展的灾难性后果有着更为直观的体验，受到的冲击也更为直接。尽管切尔诺贝利事件也会影响到在其发生之后出生的群体，但是这类群体并没有与切尔诺贝利事件亲历者相类似的体验，也没有经历过切尔诺贝利事件前后生活的突然变化，而且这批人并非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附近出生的（因为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后，周边30公里范围内已经变成禁区），因而切尔诺贝利事件对这部分群体而言，仅仅是一个过去的事件或者是生活的“社会背景”。因此这里提出假设1。

假设1：切尔诺贝利事件亲历者比非亲历者的科技风险感知更强。

生命历程理论还强调转变效应的时间性，即转变效应会根据不同的年龄阶段而有所不同。相同的事件，发生在未成年阶段还是发生在成年阶段，对个体的冲击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如饥荒发生在个体不同的生命阶段，其后果有显著的差异（Chen & Zhou，2007）。生命早期阶段是整个生命历程的基础，因此在此阶段经历的重大事件比其他阶段的影响可能会更深远。而在幼儿时期遭受的重大压力，是成人后心理疾病公认的、最直接的诱因（Havenaar et al.，2016）。对于切尔诺贝利事件，诸多研究表明，那些受辐射污染地区的儿童出现认知能力障碍情况的相对较多，也就是说尽管切尔诺贝利事件对所有亲历者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对灾难发生时尚处于未成年阶段的群体的影响则更为深远（Bromet & Dew，1995；Havenaar et al.，1997）。有研究表明，在切尔诺贝利，被疏散的儿童比其他参照群体在青春期后面临着更高的焦虑和抑郁风险，而这种疾病的患病率会随着青少年的年龄增大而增加（Bromet et al.，2000）。因此，这里提出假设2。

假设2：跟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后的出生者相比，切尔诺贝利事件亲历者的年龄越小，其科技风险感知越强。

科技灾难除了直接影响公众的科技风险感知外，还可能通过其他渠道间接地影响公众的科技风险感知。由联合国八个专门机构组织召开的切尔诺贝利论坛在2006年发表的报告《切尔诺贝利的遗产：健康、环境和社会经济影响》显示，只有不到50例死亡直接归因于灾难的辐射，他们几乎都是高度暴露的救援人员（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2006）。该报告认为，与身体健康、环境威胁相比，切尔诺贝利事件对人最大的威胁体现在心理健康层面。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后，约有35万人搬离了受灾地区，这些搬迁的经历被证明是“严重创伤经历”，同时该报告将切尔诺贝利事件对人的心理健康的影响认定为“事故造成的最大的公共健康问题”，这些问题表现为对健康的负面自我评估、对预期寿命缩短的信念、缺乏主动性、对国家援助的依赖以及“陷于瘫痪的宿命论”（paralysing fatalism）。于个体而言，科技灾难外在于个人，并不被个体掌控。科技灾难发生后个体的机会结构、生活经历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往往是负面的（伍泽莲等，2009）。如前面提到的被疏散的创伤、社会网络的破坏、家庭分居等这些因科技灾难而产生的经历，不仅会带来社会和经济损失，也会导致个人精神上的波动，并且可能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情感上的痛苦以及生活满意度（Makwana，2019）的下降与政治信任度（Albrecht，2017）的下降。在一项考察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20年后的影响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受切尔诺贝利事件影响的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更弱，抑郁率更高，主观预期寿命更短，同时他们更多地将政府转移支付作为维持生计的来源（Danzer & Danzer，2016）。这些都可能会影响个体的科技风险感知。因此，本研究提出了有关切尔诺贝利事件与科技风险感知的政治信任、生活掌控感、生活满意度中介路径的假设。

假设3A：与没有经历过切尔诺贝利事件的人相比，切尔诺贝利事件亲历者的政治信任度更低，因此他们的科技风险感知更强。

假设3B：与没有经历过切尔诺贝利事件的人相比，切尔诺贝利事件亲历者对生活的掌控感更弱，因此他们的科技风险感知更强。

假设3C：与没有经历过切尔诺贝利事件的人相比，切尔诺贝利事件亲历者的生活满意度更低，因此他们的科技风险感知更强。

......

2011年的日本福岛核事故震惊了全世界，但核泄漏所造成的后果却未能引起世界的深刻反思。本研究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第五波、第六波的混合截面数据，通过比较受切尔诺贝利事件影响最大的乌克兰、白俄罗斯与其他周边国家的不同出生队列的公众的科技风险感知后发现，切尔诺贝利事件亲历者的科技风险感知比非切尔诺贝利事件亲历者显著更强。这就是说，同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一样，对风险感知的分析也需要将个体放置在一定的历史时间位置中，个体的风险感知可能是生命历程中一系列事件的累积，而并非仅仅受限于当下的结构性因素，甚至可以说，个体的风险感知在其早年的经历中就已经形成。

生命历程理论认为，历史变化和社会变革通常对不同年龄的人有不同的影响，产生队列效应（Elder，1998；Ryder，1965）。本研究发现，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影响同样具有明显的队列效应。尤为明显的是，在干预组与控制组，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前、后3年出生的群体在科技风险感知方面同样存在着这样的差异，这一发现更明确了将生命历程理论应用于风险感知研究的合适性，同时也证明了个体风险感知的差异可能是一个不断累积或者消解的过程。通过中介效应检验，我们发现切尔诺贝利事件对公众科技风险感知的影响一方面直接来自个体的切尔诺贝利事件遭遇，另一方面可能来自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后个体的种种遭遇，如被疏散的经历、由对疏散者的歧视等所导致的负面情绪。通过中介效应检验，我们发现这些负面情绪增强了公众的科技风险感知。

长期以来，有关风险感知的讨论主要有结构论与建构论两种不同的视角。这些研究强调个体的风险感知受制于社会信任水平（宋艳等，2017）、个人的认知能力、媒介接触、城乡分割和社会阶层地位（王甫勤，2010），或者强调风险感知是社会文化与个体心理相互作用、共同建构的结果（刘岩，2009）。本研究从生命历程的角度引入个体经历，弥补了既有研究只重视结构或者文化而忽视个体经历的缺憾。总体而言，本研究的结论证明了风险感知并不只是结构的产物，早期的经历同样是形塑个体风险感知的重要因素。本研究利用生命历程理论分析个体的科技风险感知，使我们对公众的风险感知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当前我国科技迅猛发展，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融合关系日益紧密，科技风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日益加大。随着现代技术的应用日益广泛，现代技术的各类风险和威胁也不断增多，这使得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脆弱性显著增强（陈宝明，2019）。特别是个体风险感知的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行动协调的困境，使得社会分裂，并提高了人们对科技风险感知的焦虑程度（张宪丽、高奇琦，2021）。从本研究的结论来看，首先需要从源头上加快科技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建设，对重点领域持续关注并进行预警，建立重大科技安全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其次，加强对新兴技术发展的法律规制和伦理规约。需要加快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健全有效的科技伦理监管制度，以强化伦理监管，细化相关法律法规和伦理审查规则，规范各类科学研究活动。最后，在科技政策制定方面，应推动公众参与决策过程，提倡“公民参与科学”，走向科学决策的民主化（贾鹤鹏、苗伟山，2015）。科技决策民主化的首要任务是在政府、科学家以及公众之间搭建一个协商讨论、达成共识的平台，让公众享有科技决策的参与权，让科学技术能够更好地为公众所理解、接受。

当然，本研究尚有一定的局限性。作为将时间维度纳入风险感知研究的一次尝试，本研究尚无法完全确认间接经验是否能够对个体的风险感知产生影响，从而抵消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干预效应。同时，由于数据的限制，本研究尚无法辨识出因切尔诺贝利事件而被疏散的群体，而本研究所采取的替代方式是直接比较乌克兰、白俄罗斯与周边其他国家的差异，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能够对这部分群体与其他群体展开比较分析，那么将直接检验本研究所提出的命题。因此，总体上，有关个体灾难经历与其后期的科技风险感知间的因果关系的讨论尚处于探索阶段，未来需要更加精细的研究去辨析两者间的因果关系及其作用机制。

节选自本刊专题研究

《灾难经历与科技风险感知——基于切尔诺贝利事件的自然实验》

作者 金文龙 潘庆庆

内容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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