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读 图书 有声 广场 视频 期刊 会议 小站
主题知识库
购物车 兑换码 书房 消息 (0)
您好，请登录
个人中心 退出登录
主题知识库
马克思主义研究数据库 中国市场化指数数据库 社会学研究数据库 清前期云南督抚边疆事务奏疏知识库 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数据库 党史党建专题数据库 国别区域专题库 世界文学期刊 殷墟出土文物专题库 数字学术项目库 体育研究发展数据库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剪报资料库
首页 资讯 作品 话题 活动 视频 照片
资讯 > 详情
郭建龙 | 生存在强权夹缝中的“弱国”，它们的出路在哪里？
作者：甲骨文
发布时间 2024-01-02 浏览量 977
收藏（0） 点赞（0） 评论（0）
在20世纪之前，在不吝使用武力的欧洲强国的主导下，弱国的选择比现在更少。
如果想要成为转型成功的国家之一，这些国家必须足够幸运地分布在几大强权的夹缝里，也就是两个或者数个强权势力范围的边界上，让它们无法独自并吞。另一个可能性则是处于更加遥远的边缘之地，让强权们产生不了足够的兴趣去占领。
只有这两种国家才有条件以自生自灭的方式去进行自我变革，但到底能否改革成功，还是个未知数。


失落的世界：新兴国家发展的陷阱与教训

郭建龙 著

2023年4月出版

天喜文化 | 当代中国出版社



侥幸的夹缝中国家

对于落后的传统国家来说，虽然与世界交通意味着能够获得更高的物质条件，但是，文明和贸易的冲击又是残酷的。这种冲击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深入到方方面面，让人无所适从。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虽然每一个国家和国民都会感到不适应，但由于对手方已经进化出了更高级的政治、科技和经济形态，如果一个社会一直无法适应，就意味着在世界文明中被淘汰出局。

如何不被淘汰，又不被支配，通过自我的调整跟上世界的步伐，是后进文明必须做到的一步。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继续发展的机会。但在实际中，能够做到的国家少之又少。

在20世纪之前，在不吝使用武力的欧洲强国的主导下，弱国的选择比现在更少。如果想要成为转型成功的国家之一，这些国家必须足够幸运地分布在几大强权的夹缝里，也就是两个或者数个强权势力范围的边界上，让它们无法独自并吞。另一个可能性则是处于更加遥远的边缘之地，让强权们产生不了足够的兴趣去占领。只有这两种国家才有条件以自生自灭的方式去进行自我变革，但到底能否改革成功，还是个未知数。

在20世纪之前，处于世界的边缘地带又奋起直追，获得成功的国家只有一个，就是日本。而幸运地处于强权夹缝之中的国家有泰国、阿富汗、伊朗、埃塞俄比亚等国，但真正做到和平演化的，只有泰国。

那么日本和泰国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首先看日本的情况。

日本地理位置
和中国、东南亚国家相比，日本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幸运，它处于海岛之上，又位于世界边缘的北部地区，即便是善于探索北极地带的俄国人也很难发现它，这导致日本在很长时间里都处于被忽略的状态。
日本的物资是如此缺乏，在西方人到来之前，甚至连中国都对日本提不起兴趣来。在明代的中前期，皇帝禁止对外贸易，只准海外各国以进贡的名义向中国输入一定的外来物品。商人们必须等待海外使团的出现，再和使团同行，伪装成是来进贡的，才能进行有限的商品交换。明朝政府给每个国家规定了使团成员的人数，而事实上，一个使团中除了一两个使者之外，剩下的几十个到数百个名额，都被卖给了商人。这些商人们带来了大量的货物，到达中国后，选出一部分大商人跟随使者去往北京，他们的货物被作为贡品送给皇帝，而皇帝会给他们几倍价值的赏赐。使团中剩下的商人则必须在边境地区等待使团回来，但他们的货物被允许在边境市场中卖掉。
由于皇帝赏赐的数额总是高于使团进贡的价值，明朝的进出口一直是亏本的，一个使团到来，意味着皇帝必须付出更多。为了防止使团来得太频繁，明朝政府按照属国的等级，规定他们只能几年来一次。

明清时期人物图像与文化融合
而由于日本国内物资太贫乏，除了一些木材、毛皮外拿不出更好的东西，皇帝也看不上他们的进贡，所以规定他们只能十年来一次，也就是处于进贡国的最末级别。日本对于中国的物资却极其看重，既然无法通过正常贸易获得，就只能走海盗一条路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即便对于古代中国，日本也显得价值不大。
葡萄牙人到来后，曾经开辟了日本市场，但后来由于欧洲人传播基督教造成的社会失序，日本也和中国一样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1639—1641年间出台了一系列的规定，将欧洲人赶走，只留下了长崎一个港口保留了有限的日中和日荷贸易。

长期港口海军训练所
对于日本的做法，欧洲人并没有太多的反应，毕竟它过于偏远了。直到1853年，美国的船只才再次打开了日本的国门。
但仅仅是地处偏远，依然无法保证日本的转型，这个国家更幸运之处在于，当西方势力进入时，日本的政治结构是有利于他们学习西方的。
在这个时段，日本国内的政治是一种奇特的封建制度，很类似于中国的春秋时期，其政治势力一共分成了四部分，首先是高高在上却没有实权的天皇，其次是拥有着巨大权力的幕府将军德川氏，幕府将军甚至经常被外界当成是日本国王。幕府将军不敢废除天皇，只能将天皇虚化，自己掌握了实权，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形式统治着国家。
但是，天皇和幕府将军依然无法完全主导日本政治，当时的日本还存在许多实力派的诸侯，被称为大名。这些大名虽然必须尊崇天皇，又必须服从于幕府将军，但它们在管辖自己的土地时却是基本上独立的，并且，总有一些大名在试图摆脱甚至推翻幕府将军的统治。
这些诸侯（大名）又养了许多武士集团，这些武士集团处于统治阶层的最底层，却是最善于学习的纵横之徒。他们大部分时候依附于自己的主人（大名），但有时又怀着为天皇服务、解放天皇的更高理想。
对于外国人，这四大势力采取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天皇由于是傀儡，他的意见并不重要，而最重要的意见来自于幕府将军和大名。
幕府将军代表着一个保守集团，在17世纪推行海禁政策的就是德川幕府。1853年美国人强迫幕府开国，幕府被迫服从。但在日本人看来，幕府依然是闭关锁国的保守势力。
而大名，特别是西南地区的四个大名，萨摩、长洲、土佐、肥前（号称“萨长土肥”），他们最初的动机只是反对幕府，但由于他们最靠近海外，对于西方的力量有了较深的了解。特别是作为领头人的萨摩，曾经与英国人发生了一次小型的战争（萨英战争，1863年），虽然战败，却让这个大名从此认准了学习西方的西化之路。
“萨长土肥”下属的武士阶层中，也出现了一批有理想的志士，在他们的帮助下，大名发动的对德川氏幕府的战争就负有了多重使命：第一，讨伐幕府；第二，还政天皇；第三，学习西方。
在战争中，大名和武士打败了幕府将军，将权力还给了天皇。由于幕府代表着保守势力，大名和武士更加接近西方，这就意味着日本比起其他国家来，更加义无反顾地走向了学习西方的道路。
但事情还不算完。形势发展到这一步，日本很有可能出现军阀割据的局面，之前的幕府将军是靠暴力才压制住这些诸侯（大名）的，现在幕府倒台了，天皇权力不够，各个大名之间的冲突就会立刻爆发，将日本撕裂。
但历史的巧合却是惊人的。就在人们以为大名获胜了时，大名这个阶层却突然间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源于原本是各个大名下属的武士阶层。为了倒幕，大名们组织了联合武装，这些武装是由武士领导的。当倒幕完成后，武士们因为掌握了军队，反而与天皇联合起来，逼迫着刚刚打赢了战争的大名们把权力奉还给了天皇，也就是说，诸侯（大名）们被自己曾经的手下（武士）逼迫着放弃权力，从此只能当富家翁，却不再有割据之权了。
这样的做法，使得日本突然间从封建制变成了中央集权制，幕府将军没有了，割据的诸侯（大名）也没有了，权力都归于天皇，而天皇的权力又是由原来的武士阶层掌握的。这个武士阶层对于西方势力不仅不排斥，反而是最善于学习的。正因为他们之前不掌握权力，所以为了稳固权力，没有任何包袱和成见，愿意学习任何先进的东西。在这个武士集团的领导下，日本建立了议会，引入了工业，从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多方面向西方迅速靠拢。
从上面的分析也可以看出，日本之所以能够在东方开启了最早和最彻底的西化，并转型到了世界主流文化、政治、经济的体系之中，除了它地理太偏、受到西方干扰较少之外，还得益于一个善于学习西方的阶层恰好推翻了原来的保守势力掌了权，让他们可以没有历史包袱地打满舵。而这一点却是世界其他国家，比如中国、印度等都不具备的。

夹缝也可以是困境
世界边缘和夹缝中的国家，比起其他国家更容易获得发展的自主权，但是，并非所有的夹缝中国家都是一帆风顺的。除了泰国这样成功的例子之外，其余的国家，诸如埃塞俄比亚、阿富汗和波斯（伊朗），都失败了。
泰国之所以成功，得益于两位国王的政策：第一，保持中立，不参与欧洲巨头的大博弈；第二，大开国门，不纠结于一时的司法、经贸得失，而是迅速建立起与西方沟通的管道；第三，赶快学习西方，在西方势力、政治思潮和科技力量压垮原来的社会结构之前，主动改革社会、政治和经济，完成转型。

泰国扫管笏柴watthanaram寺庙
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如果没有第一个条件，那么这个国家必然卷入列强的争斗之中，最后被磨碎；如果没有第二个条件，那么国家迟早还会和列强起冲突，并最终激起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重新回到闭关锁国；如果没有第三个条件，那么国家就无所谓转型，这样的例子是下面就要讨论的埃塞俄比亚。
一提起非洲的荣耀，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埃及古老的文明，但事实上，更有资格代表非洲文明独立不屈精神的，是位于东部非洲之角上的高原国家埃塞俄比亚。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埃及文明虽然古老，但第一它不是黑人建立的，第二埃及文明自从末代女王克里奥帕特拉（Cleopatra，艳后）之后，实际上已经灭亡了。末代女王之后埃及三次更换自己的信仰，先是屈从于罗马的多神教，之后改信基督，最后被穆斯林征服。而在历史上，非洲唯一从古代流传至今，一直保持独立达2000年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基督教国家，就是埃塞俄比亚。
在中世纪，当时西欧社会还非常弱小，不断地受到穆斯林和北方蛮族冲击时，它们幻想着会有一个救世主来救他们，这个救世主不是耶稣基督，而是一个叫约翰长老（Prester John）的东方国王，或者可以称为约翰王。而这个约翰王虽然没有人能说得清在哪里，但从现代研究看，当时的人们之所以发明这个观念，显然是受到了埃塞俄比亚的影响。
事实上，当时的埃塞俄比亚的确是东方仅有的全国都信奉基督教的国家。
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与西方的基督教有所区别，是从埃及传过去的一个分支，被称为科普特派（Copts）。现在的埃及也依然残存着一部分科普特教徒，他们与普通基督徒的区别在于他们的教义认为基督只有神性而没有人性，所以称为一性论者。而普通基督教认为耶稣同时具有人性与神性。埃及的科普特人有自己的教宗，说着古老的埃及语（现在叫科普特语），也就是被象形文字记录的语言。在大部分埃及人已经改说阿拉伯语的今天，这少量残存的科普特语就成了人们解开象形文字的金钥匙。
埃及的科普特基督教在公元4世纪传到了位于现代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南方诸国，到最后在埃塞俄比亚存活了下来。
事实上，埃塞俄比亚的历史还远早于基督教的传入。在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Aksum），至今依然耸立着许多巨型的方尖碑，这些方尖碑是存在于基督教传入之前的，即便放在其他的任何大洲，这些纪念碑也显得异常壮观。这说明在基督教传入之前，埃塞俄比亚的古文明已经很发达了。
基督教传入这里后，之所以能够流传2000年，得益于几个方面。首先是埃塞俄比亚人的虔诚。他们不仅相信《圣经》上所说的一切，还认定自己就是《圣经》中所罗门王（Solomon）与南方地区的示巴女王（Queen of Sheba）的后代。所罗门王是位于以色列的犹太人的国王，示巴女王是某个南方王国的女王，曾经去耶路撒冷见过所罗门。埃塞俄比亚人就对号入座，认为这个南方王国就是阿克苏姆，甚至在一片巨大的遗址中发现了一个类似于石头座位的遗迹，认定那就是示巴女王的宝座。
其次，埃塞俄比亚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它距离海岸不算遥远，阿克苏姆更是红海贸易的一个受益者，但它又处于高原之上，高原上资源贫瘠，足以让入侵者们望而却步，或者认为不值得使用武力夺取。

埃塞俄比亚咖啡豆
由于缺乏竞争者，埃塞俄比亚人也在继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奇迹。阿克苏姆王朝之后取而代之的是札格维王朝（Zagwe Dynasty），这个王朝把首都定在了阿克苏姆以南数百公里的拉利贝拉（Lalibela），在那儿挖了一系列的岩石教堂。这些教堂不是在山体上，而是深入平地之中。如果在远处看，那只是一片平地，走近了，才会看到人们已经把脚下的岩石凿开，变成了十字架形状的教堂。
札格维王朝后期，一位自称所罗门王后裔的人篡夺了王位，建立了所罗门王朝（Solomonic Dynasty）。所罗门王朝的寿命极其漫长，从1270年一直持续到1974年才告结束。也就是说，当它建立的时候，还是中国的南宋末期，到灭亡时，中国已经跨越了元、明、清和民国，进入人民共和国时代。

札格维王朝
到了西方瓜分非洲时，埃塞俄比亚又幸运地避免了被占领，这其中除了地理位置偏僻之外，它还恰好处于多国势力范围的交叉点上。它距离法国“2S”的东端点索马里不远，与英国殖民地苏丹接壤，同时还有一部分索马里是被意大利占领的。这种处于强权夹缝之中的局面，让各大强权都不想动它。
到最后，由于意大利统一时间很晚，在世界上没有抢到多少殖民地，在全世界已经瓜分完毕时，匆匆忙忙将埃塞俄比亚定为自己的入侵目标。1895年和1935年，意大利两次入侵埃塞俄比亚，都被这个非洲国家击败，灰头土脸地撤离。
击败意大利，也让埃塞俄比亚成了非洲国家的榜样，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争取独立的斗争都受到过埃塞俄比亚的鼓舞。它的末代皇帝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作为非洲领袖，也将非洲联盟的总部争取在了自己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
但不幸的是，正是因为埃塞俄比亚的历史过于辉煌，虽然它拥有着无比的地理优越性，并处于帝国的夹缝之中，甚至受到了英、法等帝国的尊重，成了这个大洲理所当然的领袖，这点甚至比日本和泰国的处境都好，但它缺乏的是改革的动力。
直到20世纪70年代皇帝被推翻时，这个国家依然是一个一人独裁的国家，没有任何现代化的政治机构，也不存在官僚之外的经济体系。如果说，中国的闭关锁国持续到了1840年就不得不被打破，人们从此慢慢放弃了幻想，开始试图融入世界规则，但埃塞俄比亚却是始终生活在幻想之中，认为自己就是规则制定者。就这样，条件最好的国家反而成了行动最慢的国家，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埃塞俄比亚是不愿意转变的代表。而另两个夹缝之国阿富汗和波斯却是帝国博弈的受害者。它们试图保持中立，却始终无法找到中立的点在哪里，即便小心翼翼，到最后还是被几个帝国庞大的身躯挤碎了。
本文节选自《失落的世界：新兴国家发展的陷阱与教训》。

郭建龙 X 甲骨文译著推荐
墨洛温王朝

创建与变革

[美]帕特里克·J.格里(Patrick J. Geary) 著
郭建龙 译
在法兰西和德意志之前，墨洛温王朝长久以来一直被罗马帝国和加洛林王朝的辉煌淹没，但实际上，它一直在暗处发着幽微的光。或许墨洛温王朝以及流转其中的创建与变革，才是现代欧洲的真正起源？帕特里克·J.格里试图打破主导现代学术的历史学、民族志和社会学学科的传统观点，跳出罗马的分类标准，退回到蛮族世界，深入法兰克王国最初的时期——墨洛温王朝，去探寻欧洲社会的真正起源，阐释一段最难以阐释的欧洲历史。在做出选择性判断的前提下，帕特里克·J.格里引用了大量考古成果和学术著作，将之整理成连贯的历史，并把一些已经被遗忘的重要评价重新呈现给读者。
一把海贝

从奴隶贸易兴起到革命年代的西非

[英]托比·格林(Toby Green) 著
郭建龙 译
西非似乎一直处于世界的偏僻角落，不借助西方之手，就无法走出部落制与原始的阴影。然而，当托比?格林踏上西非这片土地，翻开落满灰尘的档案材料时，他发现真相并非如此。格林从专业和学术的角度为我们重塑了西非诸王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王国的存在基于战争、税收、贸易、宗教信仰、权力的展示以及艺术品的创造。这是一部跨越数世纪的宏大且权威的西非历史，它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对西非社会进行了全方位剖析，尤其关注奴隶贸易时期西非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将该地区及其人民重新写进了他们本应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世界史。




用户评论

加载更多

同步转发到广场

发布
相关推荐
Baidu
m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