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梯者”说

中国社科院学术期刊

编辑心声之二

做一名职业编辑，是我以前从来不曾想过的事。入行之前，与大多数人一样，拿起一本书或者一本杂志，往往直奔主题被文字内容或插页的精彩图片所吸引，完全忽略了一本书的生产过程，只是在潜意识里有一种对铅字的崇拜。从2001年开始做编辑，可以说与（作者的）文字打了二十多年的交道，似乎能称得上是“老”编辑了。对文字的认识，也从崇拜铅字经过袪魅而升华为一种敬畏。现在，作为一名学术刊物的编辑，对一篇文章从选题方向到篇章架构，从文字打磨到注释规范，甚至是标点和数字的表达，统统都会自动地被纳入我的考量视野，对于非普通读者的我来说，这种关注近乎是出于一种习惯性的本能。

回顾二十多年的职业生涯，编辑工作不仅为我解锁了一本书或一本刊物生产的神秘过程，更让我认识到作为一份精神产品的力量与意义。

半路出家学“手艺”

1987年7月，我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文系。由于专业方向是俄罗斯文学，便顺理成章地入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的苏联室，从一名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一直到评上副研究员职称。2001年6月，我顺利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论文的题目是《契诃夫传统与20世纪俄罗斯戏剧》。从硕士研究生毕业到在职博士研究生毕业，我在苏联室工作了十三年。其间，我先后于1989年和2000年两次去苏联时期的莫斯科和苏联解体以后的莫斯科学术进修。如果没有博士研究生毕业答辩的契机，我可能也就“顺理成章”地在苏联室（苏联解体以后更名为俄罗斯室）工作下去，也就是继续沿着俄罗斯文学研究，尤其是俄罗斯戏剧文学研究的道路走下去了。

外文所根据语种和地区的不同设立不同的研究室，除了各个研究室，外文所还有三本刊物，并为此设立了《世界文学》和《外国文学评论》两个编辑部，其中《世界文学》编辑部负责编辑出版《世界文学》和《外国文学动态》两本杂志。因为语种不同，各个研究室之间并没有太多交集，而编辑部则显得特别不同。记得1995年夏天，外文所工会组织职工去山西五台山和大同旅游。这次活动是我记忆中外文所一次空前的集体活动，参加人数之多，印象中是坐满了两辆中型面包车。在一众同事中，《世界文学》编辑部的同事最为热闹和活跃，他们不仅相互亲密无间，老师辈和年轻辈说说笑笑，与其他研究室的同事也相对熟络。这让一旁的我心生好奇和羡慕，因为除了苏联室的同事，我与其他同事最多也只是点头之交。对编辑部这群同事间亲密关系的好感，成了我对这个职业好奇与向往的另一粒种子。

根据规定，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需要请相关学术专家进行书面评审。而我的两位书面评审之一，正是当时的《世界文学》编辑部副主任、《外国文学动态》副主编严永兴老师。严永兴老师既是俄罗斯苏联文学的资深专家，也翻译了大量的俄苏文学作品，对当代的俄苏文学尤有研究。因为是研究同一语种的老师和同事，所以与严老师还是相对熟悉的。在严老师家取评审意见的时候，他笑吟吟地对我说：“我看你的博士论文内容是当代的嘛，其实你很适合来《外国文学动态》工作。”我随口礼貌性地配合严老师的“玩笑”答道：“好啊！”其实，我并没有把严老师的话当真，因为在我心里调动工作岗位差不多就是天大的事，怎么可能说得如此云淡风轻呢。答辩结束以后的一个工作日，时任所长黄宝生老师把我叫到所长办公室，同样是笑眯眯地用他一贯不急不缓的语调对我说：“听说你愿意去《外国文学动态》编辑部呀？”我一听知道事情大了，面对领导提出的这个严肃问题，我知道我必须认认真真地回答。对编辑工作完全无知的我，本能地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于是我忐忑地问了所长一句：“黄老师，我合适吗？”黄老师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我觉得你很合适呀。”我能感觉到，黄老师的回答不是敷衍，而是一种明明白白的信任和认认真真的认同。也许是内心深处的热情被这样的信任所点燃所召唤，我几乎在两秒钟里就做出了我这小小人生中的一个重大决定：“好的，那我去。”多年以后回想这一幕，依然清晰鲜活，可以说是一个在我看来的“玩笑”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这是2001年6月。就这样，我半路出家当了编辑，从一无所知开始学习编辑这门“手艺”，而严永兴老师则成了我的入门师傅。

编辑部是一班人马负责两份刊物，一是《世界文学》，二是《外国文学动态》。虽说大体上有分工，但两本刊物的工作大家都有份儿，不管是哪一本刊物的选题会或者刊检会，所有人都得齐刷刷地出席到会。我到编辑部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的会真多，研究室大多是年终的总结会，而编辑部则几乎是每周一小会、每月一大会。而开会也不尽是领导在说，而是每个人都要发言，这对天性羞涩的我来说不啻是第一件头疼的事。但正是这各种大大小小的会，让我更直接更快速地了解了编辑部的工作流程，也了解了一本刊物的生产过程。从每个编辑根据对各自语种原作或文献的阅读筛选出选题到在会上对选题的陈述与讨论，从选择译作者到跟译作者联系沟通，从采用不同方式的催稿到收到稿件后的编辑加工，从目录排序到统稿发稿，从反复校对到最后核红，等等，这还没算上处理投稿、回复读者来信、与印厂沟通，以及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期刊管理部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的年检审核。随着刊物的周期，两本双月刊就像两支此起彼伏的旋律，也像两道来自远方涌向岸边的潮汐，既相互交织，又彼此独立，将世界文坛的最新讯息和佳作篇章一波接着一波推送到中国读者的面前。中国作家沈苇的一句话后来常常被高兴主编引用，大意是，中国作家有两种，一种是读《世界文学》的作家，一种是不读《世界文学》的作家。《世界文学》在中国读者心中的分量和意义可想而知。

《世界文学》是我国最早也是最权威的外国文学译介期刊，其历任主编的名字在我国学术界个个都是大名鼎鼎：曹靖华、冯至、陈冰夷、叶水夫、高莽、李文俊、金志平、黄宝生、余中先、高兴，更不用说刊物的创办人鲁迅先生和他的战友茅盾先生了。我进入编辑部时，正是黄宝生和余中先两位主编新旧交替的时期。进入编辑部，我才慢慢开始了解了《世界文学》和《外国文学动态》的历史，而这些历史都不是白纸黑字上的一段段介绍性话语，而是一个个生动的面孔，一段段有趣的逸闻趣事。最常被同事们所提到的趣事还与编辑这个职业有关：高莽先生任主编时，可能是为了强调编辑职业的崇高吧，在编辑部例会上提到了许多伟人的名字，比如马克思，列宁，李大钊，毛泽东，等等，说他们都做过编辑。这时候只听李文俊老师幽幽地接了一句：“可是他们后来都不做编辑了。”我是从高兴主编嘴里听到这件趣事的，他在大学没毕业的时候就被编辑部的杨乐云老师相中了，可以称得上是编辑部里年轻的“老人”。我到编辑部时，还有好几位“老人”：主编余中先、主任李政文，以及邹海仑、庄嘉宁。现在常常怀念编辑部那些开会的日子，大家或对刊物的发展提出自己的建议和设想，或是分享自己做选题的心得和遇到的难题，或是指出自己或同事在编校上的不足甚至错误，大家直言不讳各抒己见，带点火药味的时候也是有的。两月一次的刊检常常是编辑部聚餐的日子，好像也是团圆的日子。两本刊物，把我们十几个人紧紧联系在一起，荣辱与共，甘苦共担，让每个人懂得了团队的意义，也形成了对集体的依恋。2003年，刚刚进入编辑部不到两年的我赶上了筹备《世界文学》五十周年的庆典，记得黄宝生所长带着我去院长办公室，邀请了陈奎元院长出席我们的庆典。2013年，我又参与筹备了纪念《世界文学》创刊六十周年的活动。在六十周年庆典上，我们邀请了编辑部的前辈们，向他们致敬献花，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是啊，一本刊物就是一项事业，每一个默默付出的编辑都是这项事业的功臣，没有一代代编辑的付出，就不会有刊物的今天。无形中，这种敬业和奉献精神感染着年轻的一代代，在这些老编辑的身上，我看到了传统的力量，也看到了文学的力量。

初入编辑部，严永兴老师是我的第一个师傅。严老师在2001年时已是“超期服役”了，非常惊叹他几乎以一己之力在坚守着《外国文学动态》。编辑部当时的人员变动有些频繁，记得有两三个年轻编辑好像跟我打了几个照面就“消失”了。我的编辑业务学习，是从认真阅读严老师看过的校样开始的。严老师看校样的超强能力在编辑部有口皆碑，有“严三校”的美誉。从一个个修改符号的正确写法学起，我开始逐渐建立对文字的敏感度，懂得了什么叫统稿、发稿，懂得了版式要求，也懂得了编辑规范，甚至能发现注释中的问题。而编辑本身的学术素养、文字水平，也能帮助编辑在处理稿件中发现作者的遗漏或错误，不仅让作者钦佩感激，也使刊物避免了难以挽回的失误，而有的错误对一本刊物的声誉几乎是毁灭性的。对我来说，当了编辑似乎才更加明白了“白纸黑字”意味着什么。记得当编辑的头两年，正逢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换届和增补理事。《外国文学动态》作为学会的会刊，理应刊登新一届理事名单。因为没有重新核对理事的姓名，导致一位理事的名字错了一个字。在刊检会上被同事指出来以后，我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这不是一般的错误，这样的错误被那位理事看见肯定会非常生气，他肯定会想这个杂志的编辑是多马虎啊。一边担忧自己会给杂志声誉带来负面影响，一边对那位不相识的理事怀着深深的歉疚，这样想着，我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在场的同事们也许至今都还记得这一幕，记得我当时是如何忍着泪匆匆地跑出了会议室。人生匆匆数十年，也许有些场景是自己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在我的编辑生涯中，这一幕始终被刻在了我的脑海中。从此，这样的错误再也没犯过，而且对这样的错误也是零容忍。当然，编辑其实也是一种永远都会有遗憾的工作，看得再仔细的校样，总能在成书之后发现这样那样的错误或者遗憾，如果内容上没有出错，也许版式上也会有瑕疵。如果说编辑是一门手艺，那也真的是“艺”无止境。

当然，我的师傅不止严老师一个。李政文主任当时负责看《外国文学动态》三校，常在校样上修改错误或标出存疑，有时还会把意见和说明写在一张单独的纸上，也反复跟我强调编辑部对发稿的传统要求——齐、清、定。余中先主编任上我成了编辑部副主任和《世界文学》编委，参与了俄罗斯文学选题的组稿与责编，同时也是“世界文坛热点”栏目的组稿和责编。他的勤勉与高效一直都是编辑部的标杆，他的翻译成就也成了我们的“天花板”。庄嘉宁负责杂志的版式、封面、插图以及整个流程，他的工作是确保杂志一直保持鲁迅先生创刊时的形式风格，我经常从他画的版式标记上学到版式设计知识。嘉宁兄不仅亲切开朗，更是一本编辑部历史的活字典，刊物史上的重要掌故和一个个前辈的故事他随时都能娓娓道来，让历史成了一个个生动的画面和一副副鲜活的面容。高兴与我同龄却是资深的编辑前辈，在余中先主编任上他是编辑部主任，我作为副主任协助他。后来他成了主编，我作为编辑部主任与他搭档。我们一起管理着编辑部这个大“家”，一起张罗举办了许多活动，一起为编辑部和刊物的明天尽心尽力地操持，他在文学上的才情和对文字的敏感，让一本文学的刊物始终保持了文学应该有的温度和活力。在我进入编辑部这二十多年间，也有不少同龄或年轻的同事陆陆续续加入进来。他们的加入为编辑部注入了新的活力，让一本刊物如一个机体永远充满蓬勃向上的力量。

编辑知识借助现成的教科书是可以学习的，但只靠学习教科书却成不了一个好编辑。在我看来，这是一门博大精深的“手艺”，需要从书面学习，需要在实践中学习，也需要像学徒一样靠师傅的“传帮带”，有时候甚至需要师傅耳提面命、手把手地教。所以，我心底里始终把先我入行的前辈当成师傅，面对后辈，我也愿意像一个师傅那样倾囊相授。

一切都要围绕办刊宗旨

现在我们常说“不忘初心”，我理解，一本刊物的“初心”就是它的办刊宗旨。

编辑部编辑出版两本杂志，由于行政编制的原因，围绕这两本杂志开展工作是我们每一位编辑的职责。但是两本杂志有很大的区别，这跟外文所对两本刊物的定位策略不同有关系。《外国文学评论》创刊于20世纪70年代末，是诞生于改革开放新时期领时代风气之先的学术期刊，它以前瞻性视野和既传统扎实又开放包容的学术风范成了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界名副其实的高地。《世界文学》原隶属于中国作家协会，后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以翻译介绍当代外国文学优秀作品为主，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强大的影响力，是学界的“老字号”，是当之无愧的名刊。而《外国文学动态》虽然创立的时间很早（1955年），但一开始是作为内参，为我国对外宣传、掌握国际形势（斗争）动向提供意识形态信息和决策参考的。它曾经有《外国文学资料汇编》《世界文学资料汇编》等名称，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以目录开篇，并不具备一本刊物的标准模样，而且不公开发行。从功能作用上讲，它跟《世界文学》是配套的，《世界文学》用作品说话，《外国文学动态》以中国学者评析外国文坛作家作品动态以及文学趋势走向为主，用信息说话。随着“冷战”结束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外国文学动态》的功能也从外宣的“参谋”过渡到了对文学本身的认识和关注。1996年，由于办刊经费紧缩，《外国文学动态》面临停刊的局面。时任所长吴元迈与南京译林出版社章祖德社长商议，由译林出版社出资协办，《外国文学动态》从此开始了与译林出版社长达二十年的合作，成为这本期刊史上的一个佳话。两位领导出于对一本刊物的爱护与责任，保全和延续了这本刊物的生命与文脉。2001年，我进入编辑部，作为严老师引进的“徒弟”，自然更多地承担起了《外国文学动态》的编辑工作。严老师很快就退休离职，作为《外国文学动态》这个小团队里最年长的我，自然就产生了一种守住阵地的使命感。

在我国不足十本外国文学研究期刊中，《外国文学动态》一直是不起眼的存在。一是体量小，影响力自然就小。记得刚入编辑部时，《外国文学动态》是三个印张48页，每篇稿件在3000字左右，编辑工作量并不算大。二是因为体量和定位，来稿多是信息类的稿件，也就是只能解决学术研究最基础的需求，有相当大比例的来稿还是直接编译自国外的原文书籍和报刊，编译的质量也参差不齐。当然，也有许多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学者（包括外文所内的）曾经是刊物的作者，但刊物的体量和对时效性的要求反倒成了阻碍刊物发展和提升的障碍。可能也正因如此，才有了时间让我渐渐熟悉编辑业务，对刊物的定位和宗旨有了更深切的认识。同时，也使我有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兼顾《世界文学》的选材和编辑，熟悉编辑部当时的日常工作秩序。即使到了刊物扩至六个印张98页的时期，由三四个同事组成的小团队还是应对自如的。

《外国文学动态》面临更大考验的时期是进入新千年以后，尤其是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2010年前后。一个读者要了解国外文坛的最新动态，他可以直接到互联网上去搜索，又方便又快捷。一个作家获奖了，还没等我们的刊物出版，报纸、网络以及很快出现的自媒体平台上各种信息就已经铺天盖地。一个研究者要想更加深入地了解某个话题或某个作家，《外国文学动态》上三四千字的文章完全不能满足这样的需求，因为刚刚进入正题文章就要收尾了。一句话，从时效性上我们比不过报纸和网络，从学术深度上我们又比不过学界已有的兄弟杂志。我们未来还会被需要吗？我们今后的路怎么走？为此，我们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和焦虑，甚至不止一次地请所内外专家学者建言献策，为我们把脉。2015年，经过了近两年的筹备，《外国文学动态》正式更名为《外国文学动态研究》，并扩版至七个半印张120页。可以说，《外国文学动态》在这一年完成了真正的转型。这样的转型，是顺应了时代的变化和客观形势的需要，同时，也是编辑同人们对一份杂志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使然。我们的收入没有增加，但我们的工作量增加了，因为刊物的升级就意味着对编辑的要求要升级，编辑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经过五年的摸索，编辑团队扩大到五人，大家终于鼓起勇气奋起一搏，在2020年将杂志扩版至十个印张160页。随着刊物的扩版，投稿量增加了百分之三十甚至更多，每个编辑的审稿编辑量增大了，且难度也是加倍地上升。

目前，刊物已被列入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和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中心评价体系的核心期刊方阵，从一本以信息类为主的一般刊物成了名副其实的学术期刊。编辑部的书架上摆着不同时期的《外国文学动态》和更名、扩版以后的《外国文学动态研究》，常常让人不禁感慨。回顾我做编辑这二十多年的岁月，最开心最值得安慰的是当我拿到2020年第1期的那一刻。陈众议所长曾好几次开玩笑说：“你有两个孩子，一个是你儿子，一个就是《外国文学动态》。”仔细想来他说得有道理，作为一个编辑，我从“小白”已成长为一个主编，刊物的成长伴随和指引了我的成长，我成了“老”编辑，刊物也如孩子般变得成熟和健壮。换句话说，如果不能像爱孩子一样爱这个刊物，怎么能把二十多年的岁月都交付于它，让自己的生命“虚度”呢。很骄傲的是，我把编辑当作了我的职业，把一本刊物当作了我的事业。

我们常喜欢说任何事物万变不离其宗，刊物的变化似乎也不例外。在我看来，《外国文学动态》自诞生之日起就有着自己肩负的使命，它的基因里带着的是“动态”。对“动态”的偏向首先是它可以为读者的好奇打开一扇窗，让人们看看外面的文学世界发生了哪些新事趣事，哪些是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哪些现象是让我们警醒的。同时，它也如同一个排头兵，为后续部队的深入探出一条有效的路径。在20世纪50年代，它的聚焦点在苏联。六七十年代，它和《世界文学》一样，把目光又投向亚非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欧美文学大量翻译引进，也是它首先讨论起了“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现代派以及各种“主义”。我们可以看到，世界文学的每一次浪潮和波动，都在它薄薄的册页中留下了印记。它虽然不厚重，却是人们喜爱的手边资料，直至它的及时性抢不过报纸、它的丰富性比不过网络。

我们也曾经尝试过进行一种长期的跟踪和综合性的呈现，以连续性和多语种的丰富性来弥补我们在时效性上的劣势。2011年，我们开辟了“外国文学年度报告”栏目，集中呈现了世界主要语种和地区在新世纪头十年的文学现状，组稿将近二十篇。我们的规模效应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第二年开始，我们每年用一期的篇幅来刊登上一年度的文学现状报告，每篇七八千字，大的语种偶尔会上万字，这在当时已经是最大限度的体量了。没想到，这个栏目一做就是十年，这应该是我们刊物持续最久、作者最稳定、约稿最有规律的栏目了。事情证明，坚持走“动态”的道路，刊物也是能够产生一定影响力的。直到2021年，我们才结束了长达十年的集中组稿，但仍保留了这个栏目。之所以停止这个栏目的集中约稿，首先，因为目前已有书籍和报刊有同样的选题内容，要寻求差异化不如另辟蹊径。其次，强调时效性就很难保证更深入全面的学术性，因为人们对刚刚发生的现象进行思考和解读需要一定时间的沉淀。最后，随着刊物的扩版升级，对内容的要求也有所侧重和改变。扩版以后刊登的稿件一般都要求在8000字左右，这样的长度显然为作者深入探讨某一话题提供了足够的篇幅，也使刊物增加了更多和更深入的学术性探讨。刊物扩版以后，我们又在“专题”栏目上开动脑筋，组织了有关现实主义文学、西方当代左翼文艺思想、阿拉伯剧变与文学世界、网络文艺与青年亚文化、灾疫与文学书写、数字技术与电子文学、侦探推理小说、科幻文学与“后人类”“战后思想”与右翼话语反思、中亚文学、文学中的英国与欧盟等话题性的稿件，对当今人们所关心的热点、焦点话题进行较为深入集中的探讨，而所有话题的展开，还是没有离开我们所要坚守的“动态”这一阵地。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在这二十多年来几经变化，不论是更名还是改版和扩版，但始终没有放弃对现状的追踪和研究、对动态与趋势的把握，而事实也证明，对“动态”的挖掘完全可以是多层次多角度的，刊物也做到了在不同时代和历史背景下对外国文坛信息进行不同层面的挖掘和不同方式的呈现，做到了与时俱进。组织专业话题、开展平等讨论、引导学术方向，历来都是一本学术期刊的职责和作用。而我们的刊物在这方面还应该有更大的作为，因为人们对当下的关心永远都是最强烈的。

是“裁缝”，更是“桥梁”

人们常常把编辑比喻为“裁缝”。的确，编辑面对一篇文章一定会按照出版规范和刊物要求进行修改和规整，难免要剪剪裁裁、增增减减，与裁缝还真有些相似。可完全不同的是，裁缝面对的是没有生命的布料，而编辑面对的则是一字一句背后的作者。当编辑在做稿子的时候，他的面前从始至终都站着隐形的对手或者伙伴，他要去审视、猜测、赞美、说服或纠正对方。在编辑的心目中，一头装的是作者，一头装的是读者。所以，我觉得编辑更像是一座桥梁，要协助作者把想要表达的思想力量、情感温度和语言之美传递给另一头的读者。

在我从事编辑工作之前，作者、读者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个概念。进入具体的编辑工作了，除了文稿的标题，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作者的名字了。从事编辑多年以后，我们常常会在来稿上看到一些熟悉的名字，像是旧相识，也像是老朋友。不看正文，我们大体上知道他会怎样“说话”，对哪些话题有偏好有研究，哪些话是他以前说过的，哪些是他的新思想新观点，等等。编辑需要跟作者联系，对陌生的作者，我们会礼貌周全，会清清楚楚表明我们对来稿的意见（常常也是需要修改的意见），这时候肯定需要编辑注意措辞，以把想表达的信息（批评修改意见）传递过去为目的，但前提是对对方的充分理解和尊重。当反反复复与同一个作者联系（往往是通过电子邮件）之后，我们也会在信里聊聊对其他相关话题的看法，甚至聊聊自己的近况生活。就这样，我们彼此间建立了信任，成了可以交谈许多话题的朋友，有时候也会想念没有见过面的对方。多年以后，也许在某一个学术会议上，我们就会偶遇，虽说是初次见面，但我们却是神交已久的朋友，那么亲切，那么开心。对我这个编辑来说，作者不再是几个印刷体的汉字，而是一副副鲜活生动、亲切温暖的面容。这样的作者（也包括译者），我在《世界文学》上有，在《外国文学动态》时期以及更名之后的《外国文学动态研究》上则更多。

期刊作为公开发行的出版物是有共性的，而具体到某一份期刊，则又有个性。作为编辑的我对自己作者的这份感受和情感，我想也是跟《外国文学动态研究》这本刊物有必然的关系。作为一份不那么“热门”的刊物，发现好的作者、培养好的作者更加不容易。《外国文学动态研究》的作者大多是在读的年轻学子，或者是高校的年轻教师。出于答辩或评职称的压力，他们的投稿量非常大，稿件的质量也不可能尽善尽美。对于我们能挽救的选题或经过修改可以刊发的稿件，我们都会热心联系、耐心引导。有时候一篇稿件要经过十几轮的来回交流，拖个一年半载的情况也有。这样的交流和改稿的“折磨”过程，对作者和编者而言都应该是难忘的经历和体验。许多作者最后都会对编者表达感激，可对我来说这样的感激是双向的。刊物与作者一样需要进步与提升，我们与作者就像一起爬坡的同伴和战友，相互扶持，共同努力。多年以后，我的很多作者都在自己的岗位上成了骨干力量，成了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翻译界和教学界的后起之秀，我在心底里为他们骄傲。我想，作为一个编辑，这就是这份职业带给我的荣誉与回报吧。

一般来说，每个刊物都有自己的作者群。围绕一个栏目，其实也会有一个作者群。“外国文学年度报告”是一个我们办了十年的栏目。这个栏目的作者，囊括了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波兰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阿拉伯语、韩语、希伯来语等世界各主要语种和地区的文学研究专家。在这群作者中，有坚持数年后因为各种关系离开的，也有后加入进来的，还有从栏目创办一开始就加入进来跟我们一起足足坚持了十年的。紧紧围绕“动态”主题，一直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大方向，而年度报告就是最鲜活的动态。几乎每个作者在岁末年初之际都会放下手上的其他工作，全力以赴地撰写报告。他们没有现成的中文资料可供查阅，要花大量时间阅读原文，他们要在浩如烟海的文献材料中筛选分辨出自己需要的素材，他们要条分缕析地整理出成为一篇文章的逻辑，他们要为一本书名的译法绞尽脑汁，他们也要为一个作家的背景资料而各处求索……有时候我在想，我们太难为这些作者了。每年，我们会以“外国文学年度报告”为题召开学术研讨会，让这些作者个个现场为大家解读自己的发现和思考。这样的学术活动，不仅吸引了年轻学子和各语种的研究者，也同样吸引了出版社的编辑们，他们从中寻找到了图书出版的亮点和热点，为此也引进了不少最新的外国文学作品，他们甚至在这些作者中找到了他们心目中理想的译者。后来，我们甚至以此为题，推出了“为你推荐一本书”的活动，更大程度地发掘和展示了报告所提供的信息和每个作者的工作成果，也很好地完成了刊物追踪研究外国文坛最新动态和趋势走向的目标和初衷。

过去，每逢新年编辑部都会提前给作者寄明信片，当然也能收到作者的明信片或信件。自从有了电子邮件特别是微信，人们联系沟通更方便快捷了。逢年过节，我依然会在邮件或微信上与作者朋友互动。常常会收到来自他们的消息：“苏老师，我今年评上职称了！”“苏老师，我根据咱们的选题申报项目成功了！”“苏老师，我结婚了！”“苏老师，在遥远的异国他乡祝您新年快乐！”……每当收到这样的问候和信息，我都感觉自己在从事一个温暖的职业，还有什么比得到如此温暖的惦念和问候更幸福的事呢。

不管是《世界文学》还是《外国文学动态研究》，我们做的都是与文学相关的刊物，我们要让它像文学一样有真诚的态度、有善意的情感、有美好的表达。能在这样的期刊工作，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

写作此文期间，恰好是我退休离职前后，所以这也算是我对自己职业生涯的一个心得小结和简短的回顾吧。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所以我迟迟没有动笔，眼看交稿时间已经过去。对一个编辑来说，最怕碰到患拖延症的作者，所以自己感到了加倍的歉疚。细细想来，我的难以下笔其实是因为有太多的话想说，也是因为难以与我的刊物和多年的工作伙伴告别。在告别的时刻，最想说的不是工作有多辛苦，而是有多感恩与这份职业的相遇和与工作伙伴的相伴。我想，在一个被称为“为他人作嫁衣”的行业里，纵使有千种焦虑万般辛苦，但是面对文字，面对以一本刊物的形式投入到时代前进的行列、投入到国家民族的精神文化建设之中的使命，任何一个编辑都是责无旁贷的，也会是无怨无悔的。对我个人而言，不管是否在岗，这份职业经历都会沉淀下来，成为我终生的精神财富，让我始终保有对文字的敬畏和对编辑这个职业的崇敬。

《“为人梯者”说——中国社科院学术期刊编辑心声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