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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周末文学 | 任碧莲【美国】:母亲会说,这就是美国人,甩人就像丢垃圾一样……

作者:社科期刊网

发布时间 2024-01-31 09:19   浏览量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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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事态超出掌控,父母还是来了。他们到处看了看,非常吃惊。房子比他们的公寓大不了多少,却足够把他们衬得更瘦小;哪儿哪儿都是新的,也让他们显得更苍老。

非常好,母亲终于开口了。她紧紧抓着镶着皮边的钱包,像在防贼似的;她对浴室窗户和暖气管道表现出由衷的兴奋。没暖气!她喊道。





第三只垃圾箱

任碧莲作 史鹏路译


古德温·李和弟弟莫尔豪斯未出分毫拍下了它。连本地的房地产行家都低头看着清单,皱了皱眉,一捏一挠鼻子,然后举手示意:不出价。那房子就是一垃圾。但它的一楼有一间卧室,还跟古德温和莫尔豪斯的家在同一个镇上。

他们要为父母修缮这栋房子。好在古德温和莫尔豪斯擅长旧貌换新颜,因为他们失业前是建筑工人。他们的父母是中国人,句号,莫尔豪斯喜欢这么说。意思是他们已经作了五十五年美国人,现如今就算拽着公寓楼梯扶手也走不到楼上的卧室去了,即便如此,他们也不愿意去养老院,就因那儿吃的不合适。他们说,每天吃西餐?吃不下。

古德温曾经带他们去过顶级养老院,就是去看看。他让他们看那些平平坦坦的小道,走起来多舒服啊。他让他们留心那些宽宽敞敞的门廊,多通畅好客啊。还有电梯!看到电梯你难道不想上去吗?他还强调有麻将、卡拉OK、六人纸牌、高档的太极拳场所。仿真植物把大厅装点得郁郁葱葱,生机勃勃。一年四季都在绽放,他满怀憧憬地说。

这儿多引人入胜啊,但父母还是不为所动地皱了皱眉,说,羊排!沙拉!事情就这样了。弟弟莫尔豪斯自然不理解父母拒吃沙拉的原因,也许跟他吃生食的感觉类似吧。他每天早上都喝一杯用像装了除草机马达的搅拌器制成的绿色混合饮料;那饮料跟搅和过的草坪似的,喂奶牛再好不过。但是没关系。虽然古德温还不太接受,但莫尔豪斯业已接受了这个事实,即父母从本质上和他们是不同的;他们的中国味儿无法去除。话说回来,莫尔豪斯和古德温永远成不了美国人,句号,因此父母正值壮年时总在絮叨:你肿算可是学会表现了!你肿算可是学会说话了!你肿算可是学会思考了!原文为文法错误的英文:You are finally learn how to act! You are finally learn how to talk! You are finally learn how to think!】心情好时他们会这么说。如今,管好自己的医疗总算取代了管孩子。他们还要烦心自己的钠指标。人们也许想不到,保持低盐饮食是促进两代人和平共处的利器,但事实上,古德温发现自己的父母更可爱了——有些人坚决反对无原则煽鼓孩子的自大情结,他们可不一样,他们变得更像童话里花了眼的老人。但房子依然是个难题。莫尔豪斯早就说过,看见墙了没?他是对的。墙就像被扔进雨里的冰箱外壳。浴室被曲缠盘绕的深色青霉绿覆盖着,原本是淡紫色的天花板如今像紫癜斑似的。这就是古德温出门找垃圾箱的症结所在。在他们这一带,经济衰退的表现无非就是这样:如果失业的孩子们不采取行动,老人就得住到这紫癜色的房子里头。他当然不想非法倾倒垃圾,不光这事儿,他想光明磊落地做所有事。但莫尔豪斯已经把太阳帽推到头上了,他亮出一个道教八卦纹身,摆了个姿势,像在上瑜伽课似的。

他耐心地说,你说,你倒是说——我们有别的选择吗?你说。

他有这份耐心的用意是:没错,用别人家的垃圾箱是违法的,但这样兄弟俩就能省下八百美元!俩人的钱凑一块儿也不够八百,每人兜里连四百都没有。莫尔豪斯说,这事关父母的尊严。关涉到他们能做什么。关涉到身为儿子的责任,那就是不要畏首畏脚的。莫尔豪斯说由他来丢这个垃圾。古德温只要弄清楚那些人在哪儿上班,他们的垃圾箱晚上能不能用就行了。至于为什么要派古德温去做侦察工作,那是因为莫尔豪斯的长柄大锤耍得不错,适合做工程的活儿。古德温挥起大锤来很惊悚,尤其会伤着自己。

他开着老花冠车,一边吃奥利奥,一边细心寻找起来。这个垃圾箱可能太近了,他琢磨着。垃圾容量变了会不会跟街角在干活却没垃圾箱的那家有关系呢?另一个目标很远。那是个小垃圾箱,对这个工程来说是杯水车薪。有些人真会省。除此之外,它跟几户人家离得很近。人们可能会醒来,听到动静。

第三个垃圾箱还是有点远。附近没住家户,垃圾箱是给要重新规划的保龄球馆用的,鬼知道这球馆要规划成什么样儿。一面巨大的保龄球形告示牌倒在地上,横靠在灰色的建筑物上。这保龄球好像被一击毙命,永不再被启用那样。在它前面的垃圾箱,反而是空空的很干净,显然是个新的。鲜亮的邮筒蓝,根本不像个现实世界的物什,简直就是天外来物,古德温莫名振奋了。当然,他是永远不会这么跟莫尔豪斯说的。崭新的垃圾桶带来一个问题,即往空垃圾箱里丢东西时会发出声响。真正的理想型是至少装了四分之一的垃圾箱。但古德温相信,它不一会儿就会达到理想状态。保龄球馆已经关门了;一个建筑公司在街边立起了告示。肯定会产生垃圾的。附近有路灯,其中一盏照明正常。这意味着古德温和莫尔豪斯失去了黑夜的掩护。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自己也能看见路。加分。

回到房子处,古德温发现莫尔豪斯正在屋后头从几个工人手里接收装满碎料垃圾的黑塑胶袋。工人们像上供似的把袋子举起来给他,由他再扔进卡车里。古德温清楚,这几个一定是非法工人。他也知道莫尔豪斯知道他古德温不想干违法之事,而且知道莫尔豪斯知道他古德温知道莫尔豪斯知道这个情况。把他叫到一边儿好像也无济于事。但古德温还是把他叫到了一旁。

你还真他妈指望我靠自己把这地方弄出个样子来?莫尔豪斯问道。反正他们也需要这份工作。

工人是作风开放的危地马拉人,在说话、做事前他们会先看彼此一眼。他们叫何塞和奥维迪奥。两人共享一瓶水。莫尔豪斯不会讲西班牙语,两个危地马拉人不会讲英语,他们叫他莫尔豪斯先生,骂人也只有彼此听得懂。古德温在维斯塔教过书,所以听懂“鬼东西!”“狗娘养的!”“他妈的!”还是没问题的。工程显然进展顺利。在古德温眼皮底下他们又给莫尔豪斯送去了几包垃圾。

还有很多石棉呢。莫尔豪斯说。

石棉?古德温喊道。

有石棉不至于让你这么吃惊吧,莫尔豪斯说。

实际上,仔细想想,古德温并不吃惊。但是,莫尔豪斯怎么能让何塞和奥维迪奥拆这东西呢?他们的肺!古德温抗议道。

他们想干,莫尔豪斯耸了耸肩。我们给他们加钱。他们已经把一半装进袋子里了。

但这是违法的!

我们走投无路,莫尔豪斯说。另外,他们倒是有路走。他们可以答应。他们可以不答应。

你是说他们比我们还过得好吗?他们有路走,我们走投无路?这样扭曲事实真是让人恶心!古德温争辩道。

莫尔豪斯看了看表:该吃素汉堡了。

倾倒石棉就像在牛奶里放三聚氰胺,古德温接着说道,就像把输液针头洗一洗再卖给医院。珍妮曾经说过公共安全本应让大家感谢法律,但他们现在的行为正是对公共安全的肆意践踏。

珍妮,古德温的前妻,是一名公诉律师——她是个原则性太强的女人,离婚后又经历了两三次婚姻。想到她的名字,莫尔豪斯意味深长地冷笑了一下。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无路可走,但我们确实还有一条路,古德温振振有词道,比方说,可以让爸爸妈妈跟你或我一起住。

这可是火辣辣的大实话:说到这儿他都觉得烧嘴。

莫尔豪斯用打量吃软饭男人的眼神瞄了他一眼。那是一种知道他接下来要说什么的眼神,句号。他扯下了口罩。

你到底找没找到该死的垃圾箱?他问道。他的口罩说不上干净,但也不像何塞和奥维迪奥的口罩那样积了厚厚的灰。他们面部露出来的部分灰头土脸,布满沟壑,就像远古时期用泥捏成的土器。

最后,一包又一包的碎料入袋,古德温只好把头撇了过去。虽然莫尔豪斯答应去丢垃圾,最后还是古德温开车把垃圾袋运到了邮箱蓝的垃圾箱那里。如他所料,这会儿里头多少应该已经有些垃圾了。他轻手轻脚,把垃圾袋往底下扔,这样到了早上就不会被保龄球馆工作人员看到了。袋子很重,晃来晃去的,好像里面装着低化合价的生命力。他使足了劲儿把它们抛出去。他庆幸有路灯亮着,同时又神经质地觉得有人开车路过会看到他。没人看到他。他觉得自己开车离开时好像的确看到垃圾箱里冒着烟尘。可能性不大。毕竟石棉在袋子里装着呢,袋子还系紧了。他看到的可能是路灯造成的失真现象。除了石棉,其他东西难道不会扬起灰尘吗?石膏板,比方说石膏板就能起灰。但他还是觉得扔垃圾时看到石棉飘起来了。另一次倾倒中他似乎也看到石棉飘起来了。在此之后,他在共济会教堂后头找到一个垃圾箱。他觉得这几袋新垃圾里应该没有石棉吧,谁知道呢?他没问,莫尔豪斯也没说。

为了省更多的钱,古德温和莫尔豪斯靠自己的力量把墙整修得差不多了。他们没有电工执照,却也自个儿把电线装好了。他们还安了一个崭新的二手铁制浴缸,应该说是试图安一个来着。他们把浴缸买高了三英寸,结果又不得不把何塞和奥维迪奥请回来帮忙把这东西抬出去。不用猜,何塞和奥维迪奥看到这场面,摇着头大笑起来。“真他妈的。”他们说。接下来一整天他们使足蛮力,龇牙咧嘴,把脸憋得跟屋顶一样紫。当浴缸最终被安放在走廊的一个运货板上时,奥维迪奥盯着它看了许久。“你妈的!”他嘟囔道,何塞回骂了一声“你妈的!”他胳膊上下乱舞,气得脖子直抽抽。他提了提裤子,也许是裤子太大了。古德温在心里记下要给他拿根皮带,虽然何塞和奥维迪奥需要的也许是更多吃的。古德温是想在那两人帮忙把最脏最累的活干完后,坚持由他们自己来完成剩下的活儿,这想法也许是对的?他还是决定由着莫尔豪斯的意思,而且不得不承认,至少何塞干这个活儿看上去还挺开心的。古德温给了他一根皮带,他好像还挺感激的。他给他俩每人多塞了二十美元。拿着,古德温说,拜托。

是不是加了钱所以活才干得又快又好?莫尔豪斯和古德温知道父母会对这工程挑三拣四,所以尽量不让他们到工地来。母亲可能会说,房子不值钱,但看看你们在翻新上花了多少钱?或者会说,你自己都没工作,怎么请得起别人干活?莫尔豪斯天生善辩,他会说,别操心了,我们没给那些工人付多少工钱。这些话有什么区别,其实并不清楚。

终于,事态超出掌控,父母还是来了。他们到处看了看,非常吃惊。房子比他们的公寓大不了多少,却足够把他们衬得更瘦小;哪儿哪儿都是新的,也让他们显得更苍老。

非常好,母亲终于开口了。她紧紧抓着镶着皮边的钱包,像在防贼似的;她对浴室窗户和暖气管道表现出由衷的兴奋。没暖气!她喊道。父亲一边打量房子,一边打量着何塞和奥维迪奥。西班牙人,他说。何塞和奥维迪奥笑了,继续干活。古德温试着解释他们都干了些什么。这房子本来什么模样儿。会变成什么模样儿。以及他们,他的双亲,会喜欢它的。这就像跟他们推销养老院一样。所有设施都在一楼!跟儿子们挨得近!在同一个镇上!他的宣传辞令太动人,连莫尔豪斯都停下手中的活儿听得入了神——好像突然被自己做的事情感动了。他面带微笑,仿佛在说,看看我们为你们做了多少!他向走来走去的父亲身边靠了靠,仿佛希望听到,你们真是特别优秀的儿子!

可是,父亲被一个工具箱绊了一下,像被长柄锤击中似的摔倒了。爸爸?爸爸?他神志清醒,但是张着嘴,喘着粗气。出血了,但只有一丁点儿,古德温见状松了口气。我没事,父亲坚持道,一只颤抖的手在臀际处挥扇着。你的屁股?古德温问。父亲微微点了点头,龇牙咧嘴——在硕大的棕色老年斑的映衬下,他本人显得苍白无色。别动,没事啊,古德温说。没事。接着对莫尔豪斯说,你饭盒里有冰袋吗?

莫尔豪斯叫了辆救护车。大家都说这一带救护车来得快,或者说有可能很快赶到,也许吧;这让人稍感慰藉。在和家人等救护车时,古德温望着地上的父亲,惊讶地发现,他就跟这房子一样,破败得无法修缮。他浑浊的眼睛望向虚无,好像不希望身边有人,更奇怪的是,他用颤巍巍的手捂着嘴。有什么好笑的事儿时他会这样,好像知道自己的牙很黄,又或许是其他什么原因。古德温的父亲一直是个谜。如今他越发让人难以参透。他的寥寥数语让人觉得像是透过乌漆麻黑的猫眼去窥探一个深不可测的泥渊。你不知道上年纪是啥感觉,有时他会说。什么事情都要花好长时间。好长好长的时间。有一次,简短到两个字:没劲。

去医院时,比较善于倾诉的母亲哭了一路,说父亲摔倒是因为他不想搬进那栋房子,她也不想。这是她表达自己意见的方式。她说,她不在乎这是不是那种今后一个人也可以独居的房子。中国人,她说,不自己一个人住。

说到这里时,车刚好经过古德温家的岔路口。古德温庆幸他们在救护车里。尽管父亲双眼紧闭,戴着氧气面罩,他还是朝父亲释怀地笑了。

古德温说,我们现在应该把注意力放在父亲身上。

母亲一直把钱包压在自己的大腿上。

莫尔豪斯开着自己的车跟在他们后面,这样到了医院他们起码有辆车可用。莫尔豪斯用手机给古德温打电话。

如果他们问爸爸需不需要翻译,就让他们滚蛋,他说。

他需要翻译吗?入院护士问道。

他在这儿生活了五十年,古德温礼貌地回答。

护士至少成年了。医生看着像个报童。

他需要翻译吗?他问道。

滚开,莫尔豪斯走进来说道。

古德温多希望自己刚才就是这么说的!他多希望自己能像莫尔豪斯那样,而不是成为莫尔豪斯的对照面。如果他做得到,也许一会儿就不用坐在候诊室,心里会无休止地听到她母亲想让他说的话——你们来和我住吧。如果他这么说了的话,他不大可能听到她会这样回应:你肿算可是学会怎么照顾人了。谁知道呢,也许你老婆再离婚,她会回来,和你复婚。

相反,母亲很可能会说,你知道你老婆为什么甩了你吗?因为她是个彻头彻尾的美国人。就算她跟你复婚,她还是会甩了你的。走着瞧吧。

滚开,也许到时他会这么说,就像莫尔豪斯一样。滚开!

当然,就连莫尔豪斯如今也不再这么跟母亲说话了。

现在,为了尊重她日益年迈的暮龄,连莫尔豪斯都会点头同意了。母亲会说,这就是美国人。甩人就像丢垃圾一样。就这德性。

莫尔豪斯则会回答,就这德性,对的,那帮混蛋。

他点着头,点着头,他在接着盖楼的时候还在点着头。


END




作者简介

任碧莲(Gish Jen,1955—),当代华裔美国作家,生于美国纽约市,至今已出版《典型的美国人》《莫娜在希望之乡》《爱妻》《世界与小镇》等四部长篇小说,一部短篇小说集《谁是爱尔兰?》和一部以其在哈佛大学的三次系列讲座为蓝本的自传体著作《虎书》。

任碧莲的作品广受欢迎,并被编入各类教材。她的短篇小说被收录在1988年、1995年和2013年的《美国最佳短篇小说》和《20世纪美国最佳短篇小说》中。她获得多个文学奖项和基金资助,其中包括兰南文学奖和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高级研究院奖学金,并于2009年入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任碧莲的作品主题多为移民生活和文化冲突,以幽默和讽刺的叙述风格著称。她认为“自己是个少数族裔作家,但又不仅仅如此”。从作品中可看到她在写作上不囿于华裔离散经历和追寻文化身份的努力。任碧莲在写作手法和叙事风格上不断创新,使作家本人及其作品成为美国文学、文化、历史研究、女性主义研究等领域的重要课题来源。


原载于《世界文学》2016年第4期,责任编辑:杨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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