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写作一本法律经验研究方法论的著作，是我最近数年的愿望。这里面有教学、研究、学派等多方面的需求和动力。

在教学方面，动力主要来自指导学生写作的需要。从硕士毕业留校任教开始，每年都有不少本科生前来找我寻求论文写作指导，其中不乏很有想法、很有热情的同学。他们关心法治和社会，往往选择法治实践问题作为论题，同时有着雄心勃勃的社会调研计划。然而，拿出来的调研报告或论文，鲜有让人满意的，其中的绝大部分，不需要细看，就能知道“没上道”。这些调研成果存在一些通病：缺乏问题意识，没有中心论点，论证过程不清，堆砌调研材料，材料不能服务于论证。同学们关心法治实践问题，但在写作中缺乏中心论题意识，往往是围绕一个论域展开，写作成为堆砌相关论域的各种调查材料。面对同学们的求教，我告诉他们，需要有一个中心论点，然后运用调查材料进行论证，让材料围绕中心论点展开。然而，他们可能既找不到中心论点，也不知道如何展开论证。因此，指导起来十分费劲。不仅本科生如此，研究生同样存在这些问题。指导学生针对法治实践问题进行论文写作，促使我深入思考法律的经验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面，动力主要来自方法论总结的需要。从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开始，笔者每年都会到基层调研，最初是农村，后来延伸到城市社区，又扩展到县乡基层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几乎涉及所有的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最初是跟随老师，后来是带领学生。我们的基层调研并不预设论题，而是在调研中发现论题并在深入调研中展开研究。这种研究方式可以称为基于田野调研的经验研究，它具有相当的独特性，并非源自社会学方法的教材，而是华中村治研究学者在田野调研过程中逐渐摸索而来的。只要深入基层调研，迟早会产出不错的学术成果。不过，与民众的“日用而不知”类似，学者能做出研究成果，却不一定能讲清其中的学术研究进路和成果产出机制。在近20年的学术生涯中，笔者开展了针对不少问题的经验研究，形成了相当的经验质感，对田野调研有了深切的体会。经验研究特别适合用于理解中国法治与中国社会，也具有相当的独特性，需要进行方法论的总结。

在学派方面，动力主要来自社科法学的发展需要。21世纪初，苏力概括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法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和三种流派：政法法学、诠释法学（法教义学）、社科法学。目前，这三种流派同时并存，各有其影响力，各自所起的作用不同，在法治和法学中功能互补。政法法学出现分化并以新的形式出现，其右翼自由主义政法法学，从学界转向社会，主张约束公权力，推动社会维权；其左翼国家主义政法法学，从国家和政治维度重新思考法治，分析党政、政法等问题。而随着中央正式明确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应的阐释研究呈磅礴发展之势，这为政法法学增添了新的巨大活力。而作为诠释法学升级版本的法教义学，其功用在于建立作为“常规科学”的法学，为法律实务提供法律方法和技术，为法律职业共同体奠定执业基础。社科法学主张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法学问题，在法学领域而非法律领域承担重要的功能，其重要功用在于分析作为“常规科学”的法学难以回答的转型期问题和法治改革问题。

自2014年“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对话”学术研讨会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召开以来，法教义学、社科法学相关主题就一直是学术热点。法教义学有较为统一的方法论内核，学者在方法上有高度共识，相关的研究方法易于讲授、传承。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社科法学缺乏统一的方法论，其不同领域法经济学、法社会学、法人类学、法律认知科学等使用的方法各不相同，同一领域（法经济学除外）内部同样缺乏容易操作、便于传承的研究方法。就法律经验研究而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不少法学家做出尝试，90年代苏力基于田野调查的研究还在法学界掀起过“浪潮”，然而，一直没有形成成熟的方法论。苏力曾经总结过“语境论”方法，但“语境论”只能说是一种分析问题的方法，并非法律社会学的系统方法，难以成为容易操作、便于传承的方法论。着眼于这种情形，总结基于田野调查的法律经验研究方法，就更为重要。这虽然无助于在社科法学形成统一的方法论内核，但至少可以在法社会学方面增加方法论工具。

教学、研究、学派三个方面的需求和动力是综合起作用的。2014年11月，应本校本科生刊物《南湖法学》编辑部的要求，我给学生做了题为“法律经验研究的机制分析”的演讲。2016年，受尤陈俊、车浩的邀请，我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与学生交流过“法律经验研究方法”。后来，在几次演讲录音稿的基础上整理成论文发表。记得车浩读过论文后曾建议：能否考虑将此文扩展为一本小书，在每个部分增加一些具体的研究案例，通过“以身说法”来让行文更加生动，更加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笔者仔细思考后，觉得他的建议操作起来很困难。因为田野调研方法其实不适合课堂教学或著述表达，需要在调研中体悟，最有创造性的“一跃”通常是难以言说的。经验研究强调体悟，而体悟出学术创新的过程，很难用描述或分析性的语言准确表达出来，可以表述出来的是研究的机制。法律经验研究方法的总结，提炼的是研究机制，目的在于帮助调查者更加有方法论自觉，而非教调查者如何具体开展调研，它很难替代调查者在田野中的探索，因为“纸上得来终觉浅”。

此后，我又写作了几篇法律经验研究方法方面的论文，它们都不是教人如何做调研的，而是从不同的侧面展开去分析经验研究，将不同流派和学者（包括我自己）的研究方法作为分析对象，从而透视、总结法律经验研究方法。这些讨论研究方法的论文，虽然评论了一些有重要启发的流派和学者，但主旨还是对我自己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的梳理、总结和反思。就个人研究历程而言，我先是做很多具体研究，研究时对方法并不一定有思考和自觉；逐渐才开始有意识地透视这些研究的过程，并从中总结、提炼自己所践行的研究方法。梳理、总结基于田野调研的法律经验研究方法，可以帮助研究者意识到学术创新如何从田野调研中产生，从而具有方法论的自觉，进而严肃对待田野调研，有效生发问题意识，科学进行机制分析。

法律经验研究特别强调经验，而田野调查是获取经验的最主要渠道。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学生、老师甚至实务工作者，都不敢轻易说了解实践，因为每个人都只了解涉及自己工作和生活的一部分信息。对不熟悉领域的研究，往往需要通过田野调研来获取相关信息和经验现象。进而言之，田野调查是经验研究的学术训练方法。今天，大部分研究生的生活经历单一，缺乏丰富的人生阅历。他们开展学术研究时需要具备基本的社会感，田野调研正是这样一种涵养社会感的合适方法。无论研究生还是学者，坐在书斋中都难以有贴近现实的问题意识。田野调研可以提升研究者的经验质感，成为学术发现的重要渠道，因此是社科法学的重要场域。当代中国处于一个大转型、大改革的时代，阐释法治实践、建构法治理论、提出改革建议，都需要了解中国社会、理解法治实际，田野调查必不可少、十分有效。因此，基于田野调查的法律经验研究，有着不可或缺的理论和实践作用。

基于以上原因，本书以田野调研为中心讨论法律经验研究方法。全书在前期相关方法研究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不过，在写作这些论文时，我已有大体的方法论著作框架设想。一定程度上，本书也是有计划的产物。

本文摘自《法律的经验研究方法》前言。

法律的经验研究方法

陈柏峰 著

2024年1月出版/定价68.00元

ISBN 978-7-5228-2675-2

陈柏峰，湖北咸宁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国家治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九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第二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责人、首届卓越青年研究生导师，入选多项国家和部省级重要人才工程。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等杂志发表100多篇论文，出版《传媒监督的法治》《乡村江湖》《乡村司法》《半熟人社会——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深描》等专著，参编《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思想道德与法治》等中央“马工程”教材，主编《法理学》教材及《什么是法学》《法学的11种可能》等普及读物。

策划：张思莹

编辑：张思莹

审校：柳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