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实践：粤北排瑶的社会结合

孙荣垆 著

2023年12月

ISBN：978-7-5228-2852-7

本书将排瑶宗族置于排瑶独特的自然社会环境条件下，从婚姻与家庭开始向外扩展，逐层逐步分析了排瑶宗族的结构、形态等，并展示了其在日常生活与仪式中如何发挥作用、显示出自身的存在；同时，在历时的视角下，分析了在日益开放和流动化的社会中排瑶宗族中共有财产、凝聚力、瑶老制等方面的变化与不变之处，并由此总结出维系宗族的核心要素——父系血缘纽带作用影响下家庭之间的结合属性。本书既从宏观上关注不同历史时期排瑶宗族在国家力量影响下和社会经济改革中的调适，也从微观上聚焦家庭、个人在社会变迁中的具体活动。本书提供了有关排瑶社会文化的新资料，进一步丰富了瑶族、南岭民族走廊和宗族的相关研究。

孙荣垆，民族学博士。本科和硕士就读于石河子大学，博士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现为河南大学民族研究所讲师、河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人类学、民族地区社会与文化、汉人社会与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的比较。曾在《广西民族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学术刊物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导论
第一节 研究意义
第二节 研究策略与方法
第三节 研究回顾

第一章 排瑶族源、形成与北粤村的历史
第一节 排瑶的族源
第二节 排瑶的形成
第三节 北粤村的区位与今昔
小结

第二章 婚姻、家庭的传统与变迁
第一节 家庭结构及其调适
第二节 婚姻形态的延续与变迁
第三节 排瑶的家计传统及当代调适
小结

第三章 作为家庭结合的宗族
第一节 家的结合：阴界之家与阳界之家
第二节 排瑶宗族的结构及其运作
小结

第四章 仪式中的宗族
第一节 拜山祭祖仪式中的宗族
第二节 先生公与宗族
小结

第五章 变中有续的宗族
第一节 离土过程中宗族的变迁
第二节 离土过程中宗族的韧性
小结

第六章 瑶老制及其转变
第一节 传统的瑶老制
第二节 历史上国家在排瑶地区的治理与瑶老制的变迁
小结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

我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工作期间，当时涉及学科建设和问题聚焦。我从中山大学的研究传统出发，提出人类学的学术研究要“上山、下海、入江”。这个山就是南岭走廊，海就是南海特别是环南海区域，江就是珠江流域。三者之间不是孤立的，是互为依托。不同民族或族群之间的频繁互动和文化交流，成为这一区域的特点。这一山海江也是反映了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整体性的区域板块。

山区民族在中国社会构成一种特殊类型。费孝通先生指出苗、瑶、畲等民族可以代表一种山区民族的类型。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说，山区民族因具有共同特点而属于同一类型。但他们又有各自的个性，这就需要采取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山川的功能、意义是影响民族格局的关键性因素。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我的博士生孙荣垆的专著《宗族实践：粤北排瑶的社会结合》，该书就是在区域、民族、村落的不同研究层次背景下，给我们展示了粤北排瑶的继替社会的特点，特别是从家族、社会的角度，来看民族的发展和结构性特点。

我最早对于排瑶的调查和研究，是我在中山大学读研究生和留校期间。当时陪导师容观琼先生一起到南岭走廊调查瑶族，粤北和湖南郴州的瑶族是我们调查的中心。之后我和黄淑娉教授等带学生在广东阳春调查400多年前从粤北前来当地的排瑶。这支瑶族姓麦，来到当地主要和附近的客家人通婚。1989年前一直作为汉族对待，后来他们提出恢复瑶族。我们调查时发现他们还有12个人可以讲排瑶话，很多文化和仪式反映了排瑶的特点。从中可以看到排瑶社会在文化传承和延续方面体现出自身特有的活力。当时我们调查的这支瑶族，宗族组织非常发达，由于宗族的努力和实践，排瑶的文化得以延续。在1989年的瑶族身份恢复中，麦姓的宗族组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时，我就想到社会结构如何影响到文化和仪式的传承，反过来这种文化的延续又使得当地的社会结构特别是类似于宗族的社会组织得以更好地延续。

荣垆调查的北粤村，是排瑶村寨中最早开发旅游的村寨。我在十几年前到连南调查，当地首先带我去的就是这个寨子。我当时看到相关的材料，介绍位于连南瑶族自治县三排镇的北粤村老村，坐西南向东北，始建于宋代，具体兴建年份不详，扩建于明清时期，距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北粤村老村原为分散式布局，明末清初发展至鼎盛时期，形成现有集中式的村落格局。北粤村老村也是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瑶族古村落，被誉为“中国瑶族第一寨”。北粤村老村位于连南县城西南26公里处，海拔高655米至735米，老村占地17.2公顷。明末清初的鼎盛时期有民居700多幢、1000多户7000多人，被誉为“首领排”。老村依山而建，房屋层叠，坐落有致；石板道纵横交错，主次分明。我是一个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学者，非常关注他们的家族世系关系。居住在山寨的瑶族主要有邓、唐、盘、房四个姓。据说其祖先约在隋唐时期先后从湖南道州等地迁徙到连南，宋代始在此建寨定居。在元朝就建立了民主选举的“瑶老制”，并形成了神圣而严厉的“习惯法”，严密管理山寨。至清代又设置了“瑶长瑶练”管理山寨。新中国成立时，老村仍有500多户3000多人。北粤村人民公社曾在此设立。由于气候和交通等原因，北粤村老村的居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搬迁到附近海拔较低的山间平地。现在古寨只保留有200余人和368幢古宅及寨门、寨墙、石板道等。走进古寨，让人感受到瑶族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古典美”。

北粤村老村承载着八排瑶厚重的历史文化。北粤村老村从山地农业文化遗产景观、建筑布局等多个方面体现了八排瑶独具特色的山地梯田农业文化。首先，老村处于多石、少土的喀斯特山区，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耕地，北粤村老村的先民选择开山造田。他们曾经刀耕火种、修筑梯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山地农业景观。其次，从建筑布局上看，北粤村老村内部建筑依山势层层排列，高低起伏、错落有致，前一排房屋的房顶往往与后一排房屋的地基等高。村内房屋左右由石板道连接，前后由石板道铺成的台阶相连，形成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村内道路网。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当地的空间布局，它反映了当地人的风水和社会的关系，特别是反映了排瑶的社会组织和宗教信仰。老村内部有三条较大的主干道，将整个老村分为三大片区。当地人称这些主干道为“龙”，这些“龙”保佑着一方平安；每条“龙”的龙头部分设有祭坛，每月的农历初一和十五以及节庆日都要在龙头处敬茶、上香。三条“龙”将老村内部的四大姓按照三条“龙”聚族而居，邓姓占据中间一“龙”，唐姓中的大唐占据一“龙”，房姓、盘姓和唐姓中的小唐占据另一“龙”。地缘和血缘的高度统一是老村内部社会组织的重要特征之一。村内发展出一套内生秩序来维系村内正常社会秩序的运行，这表现在“瑶老制”和完备的习惯法上。随着时代的变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排瑶社会发生了结构性的变迁，但其社会组织和文化仪式在发展中保留其传统，当然很多传统也在不断地更新和再造。基于此，我希望荣垆的博士论文能够关注变迁社会中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的再造。本书的出发点就在于此。在我看来，本书有几个学术上的特点：

一　从区域看民族：南岭走廊中的瑶族社会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费孝通先生就提出了中国三大民族走廊——河西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的民族学人类学意义。这三大走廊是非常典型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区域文化空间的通道。人类学对于南岭走廊特别是瑶族社会有着很深的学术传统。如从20世纪20年代起田野调查就有很多，如1928年颜复礼和商承祖受中央研究院蔡元培委托，赴广西凌云瑶族地区进行民族学田野调查，翌年出版《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成为由国人完成的较早的基于田野调查的专业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成果。1935年王同惠女士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即与丈夫费孝通先生一起赴南岭走廊广西大瑶山进行瑶族田野调查。他们对大瑶山五大瑶族支系之一的花篮瑶的家庭、亲属、村落及大瑶山的族团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与研究。以上成果成为今天讨论瑶族社会组织和结构的基础性民族志资料。之后中山大学杨成志先生带领一批研究生先后于1936年和1941年对广东乳源瑶山进行了细致的田野调查，先后以“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专号”及“粤北乳源瑶人调查报告”专刊形式发表在《民俗》上。此后位于华南的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不间断地持续对南岭走廊的族群展开田野调查，以《民俗》、《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及《岭南科学杂志》(Lingnan Science Journal)为阵地发表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田野调查报告和学术研究成果。如1938年，岭南大学外籍教师霍真(R. F. Fortune)带领社会研究所的部分学生到连县(现连南瑶族自治县)油岭排调查瑶族生活情况，其成果随后在《岭南科学杂志》陆续发表。李智文(C. B. Lee)在《八排瑶之来历及其社会之组织与争端》中关注排瑶尤其是油岭排的历史。李季瓊(K. K. Lee)在《瑶族家中之生育、婚嫁与丧葬》中则关注排瑶的生育、婚姻、丧葬等人生仪式。宏永就(W. C. Wang)在《瑶人之宗教与教育》中对排瑶的宗教与教育情况进行了探讨。还有很多调查不一一举出。

20世纪50年代后，南岭走廊的民族研究和全国大部分民族地区一样，以民族识别为中心展开，成果多以“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形式出版。20世纪80年代以后，费孝通先生提出，对于南岭走廊的研究，应先以微观方法进行田野民族志的积累，解剖麻雀，进而在此基础上，运用类型比较方法，进行民族走廊区域性的宏观思考。之后的调查研究成为这一区域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特色。我把荣垆的调查作为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微观方法的延续。当然，南岭走廊的瑶族研究一定要考虑她和周边民族的往来关系。如作为岭南山地的开发者之一，排瑶占据竹木、药材和山兽鸟禽等丰富的山地资源。这些山地资源是周边汉族社会所缺乏的，同时排瑶也需要从周边汉族那里获取食盐、铁器、布匹等物资。可以说，排瑶与周边汉族社会在经济上是一种互补、共生的关系。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也带来社会的交往和文化的互动。排瑶的社会结构的称谓等很多受到周围汉族文化的影响。当然在南岭民族走廊这一空间中，空间的社会性、文化性及区域性的特殊性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民族或族群的特殊性和个性。

关于瑶族的研究学界产生了丰硕成果，其中尤以费孝通先生关于瑶族的研究影响最大。1935年费孝通先生偕同妻子王同惠女士一起去广西大瑶山从事调查研究，此后费孝通先生又多次回访大瑶山。对广西大瑶山瑶族的考察开启了费孝通先生的民族研究之路。大瑶山中五种不同的瑶族来源不同，在语言、风俗等方面也存在差异，但这并不妨碍其成为一个民族。这引起了费孝通先生一系列有关民族问题的思考。如，“什么是形成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一个民族的共同体中能承担多大在语言、风俗习惯、经济方式等方面的差别？民族共同意识是怎样产生的，它又怎样起变化的？为什么一个原本聚居在一起的民族能长期被分隔在不同地区而仍然保持其民族共同意识？依然保持其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一个民族又怎样能在不同条件下吸收其他民族成分，不断壮大自己的共同体？又怎样会使原有的民族成分被吸收到其他民族中去？这些有关民族的一系列思考，成为费孝通先生进行民族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也由此开始思考贯穿在我国各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般性规律，为他后来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奠定了基础。在《瑶山调查五十年》一文中，费孝通表达了自己对进行大瑶山瑶族研究意义和目的看法：“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研究、并期望从这种研究中，能对我们整个中国民族大家庭，尤其是对研究全世界人口最大的民族——汉族的形成问题有所启发”。费孝通对民族走廊的讨论，一个重要目的在于更好地阐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通过对大瑶山的微型调查，费孝通先生开始思考民族间又分又合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为对整个中华民族又分又合历史进程的思考。

二　凸显家族是文化与社会延续的载体

我记得很清楚，在北大百年校庆时，李亦园先生到费孝通先生家拜访。李先生就提到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走向问题。费先生就回答道：“中国社会的活力在什么地方，中国文化（社会）的活力我想在世代之间。一个人不觉得自己多么重要，要紧的是光宗耀祖，是传宗接代，养育出色的孩子。”“看来继承性应该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世界上还没有像中国文化继承性这么强的。继承性背后有个东西是它能够继承下来，这个东西也许就是kinship,亲亲而仁民。”从中看出，费先生同样在强调文化的继承性问题，而能延续此种继承性的要素kinship（亲属制度）是非常关键的。在中国社会人类学中的亲属关系，主要通过家的文化观念和其社会性的结构和功能体现出来。直到今天家仍然是认识中国社会的关键词。

王同惠、费孝通在对广西大瑶山花蓝瑶社会组织的研究中，专门考察了花蓝瑶宗族组织的结构和功能，并与汉人社会的宗族组织进行了简单比较。我一直强调在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社会研究中，对于任何少数民族的研究，不能离开汉族这个参照体系，特别是以构成汉族社会结构的基本内涵——家的观念与实际为出发点，来看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影响。从这一影响中，能进一步地认识在汉文化影响下的少数民族社会的结构和功能的变迁。我也一直强调亲属研究在中国独特的文化体系中应该有新的理论诉求。我在多年前所写的一篇反思中国亲属研究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文章中，提出应把“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两种理论脉络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我认为荣垆的研究就体现出这一特点。

在排瑶社会，他们的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经常也在“有意识地”进行文化的生产和创造的过程。我们知道，与社会组织相比，所谓的语言、风俗习惯的文化容易变化，因此，把文化作为单位，也未必是有效的工具。社会人类学之所以关注社会，是因为对于比较研究来说，希望以最难发生变化的社会组织为研究对象。突出从社会看民族的视角，把民族放在整体社会中来思考。

在排瑶社会中，父系血缘组织叫“温补”。“温补”是瑶语，温是团体的小单位；补是以男系长辈为代表、亲属集合的总称；温和补合用意为男性祖先为代表，由两辈人以上的血缘亲属所组成的单位。“温补”是瑶语的称呼，现在排瑶社会这种父系血缘组织则用宗族或房称呼。不难看出，正是因为排瑶“温补”这种父系血缘组织和汉人社会中的宗族、房族存在相似性，汉人的知识分子才用宗族或房族进行指称。虽然排瑶的“温补”与汉人社会中的宗族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作为排瑶社会一种内生的社会文化现象，它有自身的特点。排瑶的宗族是排瑶在形成发展过程中通过与周边族群的互动生成的社会文化，这种社会文化是排瑶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伴生文化，必须将其置于排瑶这一族群整个社会文化中进行考察和分析。

排瑶是瑶族诸多支系中的一个，它由历史上不同时期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群长期融合而成，其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与周边其他民族的互动和交流。历史上汉族对排瑶这一族群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汉族以及其他族群成员都有进入瑶山并最终融入瑶族的现象。这些进入瑶山的汉人祖先将汉文化也带入瑶山，影响了排瑶族群文化的形成。排瑶先民通过与周边汉人的互动掌握了水稻种植技术，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从游耕到定居的转变。稻作农业的发展和定居的实现使排瑶先民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的排瑶也得以形成。封闭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低下的生产力强化了长期定居中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与协作，从而促进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间的结合。建立在父系血缘基础上的亲族集团得以形成，并为人们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结构。父子之间世代间的继替保证了家的延续，这也使排瑶社会中的家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祖先为大的意识成为当地人的深层观念。排瑶家的分离属性与分中有合的属性使其形成了超越单个家庭的宗族组织。在诸子均分这一分家机制的作用下，形成了超越单个家庭的宗族组织。这是在经过长期定居在特定的自然社会环境下形成的，是排瑶先民为适应其所处自然社会环境的一种生存策略。排瑶借助父系血缘这一纽带，形成了稳定的父系血缘群体。

1949年之前的排瑶宗族是一个有着分支结构的父系血缘组织，宗族成员共居在一处拥有共同的地产、共同的墓地、共同的祖先崇仪式的地方，有表示宗族成员关系的标志物“家先单”。排瑶宗族的这些外在形态及构成要素并不完全符合人类学家笔下那种形制完备，组织严密的汉人宗族组织。荣垆认为宗族的外在表现形态及构成要素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真正理解排瑶的宗族组织需要分析其运作机制。我在对于汉族家族的研究中，提出过纵向社会与差序社会的特点，提出阶序性和差序性研究的意义。而在排瑶社会中，也具有这一特点。排瑶的家因父系血缘的纽带，在纵向世代之间具有很强的延续性，在横向兄弟之间具有差序性这两个特性使其发展出不同层次的房族组织，现有关于排瑶的人类学研究者多将排瑶的这种父系血缘组织称为宗族。此外，排瑶社会有着浓厚的祖先崇拜文化，形制完备而繁杂的祭祖仪式。北粤村集体拜山祭祖活动充分体现了排瑶宗族的运行法则，同一个祖先的子孙后代对祖先拥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依据父系原则，同一祖先的后代在继承祖先财产方面拥有同等的权利，也有同等的义务祭祀祖先平摊祭祀费用。在《宗族实践：粤北排瑶的社会结合》一书中，荣垆认为北粤村排瑶的宗族可看作众多家庭的结合体，这种结合依据的主要是父系血缘原则。父系血缘和祖先观念成为人们结合形成宗族的重要纽带，排瑶的家在世代之间的延续性使其在观念上保留着一定程度的大家庭观念。在现实生活中同一祖先下诸多核心家庭之间互动密切，往往形成较为亲密的血缘共同体。但受生产力水平低下和分家机制等因素的影响，排瑶的家在具体的实践中又很难保持大家庭的存续而呈现以小家庭为主的特点。总之，排瑶家庭在分离与结合之间存在很强的张力。排瑶的宗族兼有父系血缘性、地缘性和利益性，这使其边界呈现一定的弹性，只要符合一定的条件，个人、家庭都可加入或离开其所在的宗族。现实利益的因素也会影响到家庭间的结合与分离状态，这使家庭结合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动态感。

宗族的要素可以不同，其形态也可以各异，但从家庭分化、结合的内在机制来看，排瑶的宗族与汉人社会中的宗族有一定的类似性，这也是我一直强调的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家在纵向世代之间的延续性和横向兄弟之间的差序性。而宗族的构成要素、外在表现形态只是其宗族运作机制在特定自然社会环境中被形塑的结果，也是当地人对现实环境的适应策略。

在《宗族实践：粤北排瑶的社会结合》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排瑶的宗族与经典人类学家笔下的汉人社会宗族虽然在组织原则、宗族结构、祖先崇拜文化等方面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如父系血缘、祖先崇拜文化以及以祖先崇拜为基础系统的祖先祭祀仪式。但排瑶的宗族在和汉人社会中的宗族存在相似性的同时，也有自身的显著特征。首先，在组织层面上，虽然排瑶的宗族以父系血缘为组织原则有一定的世系关系，但因为排瑶有频繁的迁徙历史，并不像华南汉人社会宗族那样有着严密、完整的世系关系，其宗族结构有一定的松散性。其次，在祖先崇拜这一文化层面，排瑶的祖先神并不仅仅包括本姓神明还包括异姓祖先，且其祖先神升格为地域神。最后，相较于汉人社会宗族所体现出的宗法性，排瑶的宗族没有很明显的宗法性特征。有鉴于此，荣垆在参照人类学家经典宗族概念的基础上考虑到排瑶自身的社会文化逻辑，认为排瑶的宗族是“非典型性”的；而排瑶宗族的“非典型性”本身就是南岭民族走廊内排瑶与周边客家族群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

三　排瑶的历史记忆与村落整合

记忆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个体对过去的诠释如何被转换成为群体对过去的集体记忆。哈布瓦赫指出，尽管集体记忆是在一个由人们构成的聚合体中存续着，并且从其基础中汲取力量，但也只是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才能够进行记忆。在一个社会中有多少群体和机构，就有多少集体记忆。

从瑶族的族源、语言、体质特征等方面分析，其来源是广泛的，其形成的过程也是复杂的，本身就是“多元一体”的格局。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内部支系众多的民族，不同的瑶族支系在社会文化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瑶族内部文化上的多元，离不开其与周边民族，尤其是汉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瑶族分布相对分散，其与周边族群的互动构成了今天瑶族的不同支系和多样文化，形成了瑶族内部的多元一体。

排瑶和过山瑶虽然同属瑶族的盘瑶支系，但历史上两者在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宗教、语言以及风俗习惯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日本人类学家竹村卓二基于对泰国北部过山瑶社会的考察后认为，“超越瑶族各个家庭之上的宗族集团，只是在观念上存在。这基本上是同姓集团。姓大体上再进一步划分为几个集团。这种亚姓集团成为瑶族中真正的宗族集团的外婚制单位。这种被称为同姓的宗族集团，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礼仪方面，几乎没有作为自律集团的机能，最多不过是如前所述选定配偶时的本质上的外婚单位而已。”而与过山瑶不同，排瑶在形成的过程中由于长期定居形成了稠密的大规模定居村落，继而产生了不同的社会文化。

排瑶主要由八个规模较大的村落组成。传统上每个村落是一个独立的小型社会，不相统属，只有在遇到共同敌人时各排才结成短暂的联盟。排瑶的瑶歌将排瑶八个排的祖先描述为同一父母所生的八个兄弟，强调其拥有共同的祖先。这种传说是排瑶族群历史记忆的一种表现。此外，排瑶有着共同的始祖——盘古王和盘古王婆，每个大排的庙中都供奉有盘古王和盘古王婆。而排瑶的盘姓更是将盘古王和盘古王婆视为本姓始祖。村庙中供奉的是各姓的祖先神像以及盘古王公、盘古王婆等神像。作为村落中各姓整合象征的村庙成为排瑶村落共同体的标志。而“家先单”是研究祖先记忆和集体认同的重要切入口。我们以南岭走廊的瑶族为例，瑶族在南岭走廊的立体空间内不断迁徙。我的老朋友日本瑶学家吉野晃根据祖先记录的册子“家先单”中的祖先埋葬地点勾勒出一支瑶族先民的迁徙路线。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些埋葬地点承担的就是瑶族对空间的记忆、对民族的集体记忆以及对民族的认同。瑶族将家先的观念、空间的记忆、民族的认同相互关联起来，比如广西龙胜的莫瑶就坚信他们死后会到祖先曾居住的美好世界“梅山”。然而，历史上不断出现的瑶族寻找先民居住地的“千家峒运动”则生动地展示了空间所承载的民族记忆与民族认同。

而北粤村排瑶每家每户大厅中的“家先单”在主要记录各姓祖先法名的同时也包含了村落内的其他姓氏，这也是排瑶村落中各姓整合为一个共同体的象征。北粤村排瑶每年的集体祭祖仪式从房族开始，依次扩展到宗族内部的集体祭祀、宗族间的联合祭祀，而在耍歌堂的头三年则要举行整个姓氏的联合祭祖仪式。共有祖先的意识对不同层次的宗族组织有着整合作用，定期的集体祭祖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宗族成员的集体意识，起着团结宗族成员的作用。

排瑶的先民虽然在历史上有着漫长的迁徙史，但一直保留着对祖先的集体记忆。已有的研究表明，排瑶对共同祖先的祭祀具有周期性，排瑶村落内部各房族、宗族每年都会有共同祭祀祖先的仪式。这些周期性的活动，强化了排瑶对祖先的共同记忆，生发了排瑶的民族历史记忆，保证了排瑶历史记忆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对于排瑶这一族群而言，宗族、村落乃至整个族群虽然是不同层次的共同体，但拥有祖先这一共同的纽带，不同层次的共同祖先将其成员整合在一起。排瑶基于对本姓共同祖先的追忆，联合本族其他多个姓氏共同完成对共同祖先盘古王、盘古王婆的追忆，形成更高层次的认同。宗族认同与民族认同是同构的，宗族认同为排瑶的民族认同奠定了基础，在一定意义上民族认同是宗族认同的延伸。排瑶的族源记忆、祖先记忆通过各种周期性的节庆仪式、宗教仪式、祭祖仪式得以传承、存续。可见共同祖先的集体记忆在排瑶族群意识产生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对共同祖先的历史记忆成为排瑶整个族群凝聚力产生的社会基础。

四　宗族韧性与流动社会

恩师费孝通对瑶族的凝聚力进行过讨论探索，他认为瑶族的凝聚力一部分是来源于外力的。基于对广西大瑶山瑶族的考察，费孝通先生对上述问题做出了回答：“不同来源的民族集团在共同敌人的威胁下，为了生存必须团结一致，形成一股自卫的力量。这种凝聚力使他们形成了一个共同体，接受共同的名称。他们在语言上、风俗习惯上的区别并不成为离异的因素，因而得以长期共同生存下来。”就排瑶民族凝聚力的形成而言，外力的压力也确是其民族凝聚力形成的来源之一。当遇到共同的敌人时，各排会团结一致共同对外。排瑶的“白石洞”会议就是各排结成短暂同盟的重要会议。外在因素固然能对一个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并不是民族凝聚力产生的内生动力。

荣垆在该书中通过对排瑶的研究，说明个人对民族的认同，主要体现在血缘、习俗、语言之类的原生纽带、原初群体中。对于排瑶而言，宗族就是这种能够体现民族认同的重要原生纽带和原初群体之一。历史上排瑶经历了长时间的、频繁的迁徙，同时又受汉文化影响比较深。但一直能保留自己的族群意识，与周边族群维持着相对较为清晰的族群界限，共同祖先的观念以及基于祖先崇拜文化而展开的一系列祭祖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本书中宗族是一个核心的研究单位之一，作者试图提升作为宗族研究中传统的继嗣群的亲属研究的脉络，把宗族作为一种方法来展开讨论。排瑶的宗族组织拥有形制完备、程序繁杂的祭祖仪式。从宗族这一视角入手可以看到汉人宗族与排瑶宗族在外在表现形态上存在诸多相似性。前面我们也提到王同惠女士和费孝通先生在广西大瑶山对瑶族社会组织进行调查时，就关注到了瑶族的宗族组织，并不经意地将瑶族的宗族组织与汉人社会中的宗族组织进行了比较。正是因为这种相似性，以往的人类学家在研究排瑶的父系血缘继嗣组织时，大多借用汉人社会中的宗族、房族这样的概念。这种民族之间在社会文化上的差异性和相似性并存的情况要求我们要用辩证的视角看待瑶族和汉族的社会文化。这有助于我们从社会结构的互动的视角，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此外，作者用宗族的韧性来展开其从宗族到民族的讨论。在作者看来排瑶宗族的韧性来源于亲子间的活力。宗族韧性在强调变迁一面的同时，也关注到了延续的一面。就北粤村的宗族而言，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宗族成员在时空上处于分散状态，但父系纽带影响下的结合性仍在相当程度上得以保留。虽然村民在居住空间上的“破碎化”和“离散化”导致村落血缘与地缘结合的松动，但因父系血缘的纽带以及村民的祖先观念而生发的家庭间的伸缩性仍表现出较强的延续性。这集中体现了排瑶宗族的韧性。宗族韧性的概念把焦点放到传统在当下现实社会中的意义及作用上，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割裂的，传统是现代的有机组成部分。宗族韧性这一概念关注宗族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动态调适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对作为传统文化资源的宗族加以利用改造以适应现实社会。

我们知道排瑶的宗族是封闭内聚农业社会形态下的产物，是乡村社会文化的一种形态。宗族为农民提供了经济、社会和情感等多个方面的支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师生，在排瑶村落做过很多调查。出版了很多研究成果。如谢剑先生就用“巢居”这一概念，描述传统排瑶社会地缘与血缘紧密结合的特征。在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下，小单位“巢居”于更大的单位，形成家庭—房族—宗族—“龙”—排的结构。处于这一结构底层的家庭、房族和宗族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凝聚力较高，处于高层的“龙”和排更多的是一种地缘关系，凝聚力较弱。封闭的北粤村在1949年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日益走向开放，当地村民与外界的互动也愈发频繁，随之而来的是外界对当地村民生活各个方面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人口、信息和物品在北粤村进行着加速的双向流动，这些给北粤村社会文化带来全方面的冲击。在这种背景下，封闭乡土社会中孕育而生的排瑶宗族也必然会发生变化。1949年以后，北粤村宗族的共有田产消亡，民间信仰对当地村民的影响力在消散。改革开放后，村民的生计方式也经历了巨大转变。可以说，北粤村传统宗族存在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受到很大挑战，日益流动开放的社会彻底改变了宗族成员聚族而居的格局，宗族成员在时空上呈现出相对分散的状态，宗族成员的日常交往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双重限制。另外，北粤村排瑶宗族成员间的交往也更多地趋向于“仪式化”和“事件化”。这使得其家庭间的结合也呈现出“事件化”、“仪式化”的特点。荣垆认为，维系排瑶宗族存续的血缘、地缘和互惠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造成宗族成员间熟悉感的削弱，作为组织形态的宗族整合力在下降。当下北粤村的宗族已处在一个开放流动的社会环境中，村民的人际关系网不再是一个封闭内聚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当地越来越多的村民而言，宗亲关系只是其众多人际关系中的一部分，宗亲关系的重要性也在下降。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以及宗族成员在时空中的分散状态下，宗族成员对宗族中公共活动参与程度大大降低。个人通常代表其所在的家庭参与宗族事务，而不再是整个家庭成员参与到宗族事务中。宗族成员更多地通过“仪式性”与“事件性”事务而联系起来。个人和家庭与房族、宗族、“龙”和排处于一种间断性的关联中。

当下，北粤村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持续增强，无论是个体还是家庭都比以往有了更大的自由参与到市场经济及更大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在日益开放、流动的排瑶乡村社会，流动的村民也在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利用传统的文化、传统的组织获得信息和资金等多种资源。在这一层面，当下宗族出现的“社团化”“公司化”现象是人们利用宗族文化的表现形式。作为村民集体生活方式和家庭结合形式的宗族在日益开放流动的排瑶乡村社会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特征。

宗族之所以表现出较强的延续性在于父系纽带作用影响下家庭之间的结合属性，特别是文化仪式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曾经把这一类的结合称为社会结合。排瑶家的结合属性使其家庭之间以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结合以适应日益开放、流动的社会。

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作为传统的宗族在社会变迁中所表现出来的延续性和替代性是同时存在的，两者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在我看来，家族、宗族研究是了解和认识民族文化观念的重要途径，是认识区域文化的重要基础。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中，只有保持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体思维，才能更好地理解家庭、宗族与社会、民族、国家的关系。在研究中要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对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的家族、宗族研究，都是一个理解多民族国家社会的重要起点。

最后，我想用我当时指导作者博士毕业论文时的讨论作为小结。当时我给他的部分评语为：博士毕业论文的核心应该是通过家庭、宗族的研究来看民族，特别是通过家庭、宗族的聚合力来看民族认同和区域文化认同。我的问题是所调查的排瑶的家庭、宗族是如何形成其特有的文化逻辑和运行秩序的?排瑶的家、宗族在外界影响下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如何应对外界社会、经济的变化的？在日益流动、开放的社会，作为社会结构的家庭、宗族是如何调整应对的？排瑶家庭、宗族调整中的变与不变呈现出怎样的状态？排瑶的人生仪式还保留得相当浓厚。这与它们的人生观念有密切联系。祖先的凝聚力为什么这么强？这些社会性和文化性的因素，对于认识排瑶社会的变动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同时，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看待生产方式和社会文化的衔接问题等。本书回答了大部分的问题，但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回答，期待作者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关注和拓展。

禁猎前后：鄂伦春族的社会变迁与社会分化

查干姗登 著

2022年9月

ISBN：978-7-5228-0352-4

橡胶种植与阿卡社会继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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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

ISBN：978-7-5201-78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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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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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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