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新书 | 《西方神话学：叙事、观念与学术》

作者：社科文献

发布时间 2023-12-28 09:24   浏览量 489

若从古典时代算起，西方神话学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对于“神话”的解 释与定位，其间出现多次起伏与逆转。在《西方神话学：叙事、观念与学术》中，布鲁斯·林肯不再尝试对“神 话”做出明确界定，而是考察这一范畴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以不同方式被使用，进而探究这一过程中其地位、用法所发生的戏剧性变化。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古希腊早期文献入手，对“秘索斯”与“逻各斯”的原初内涵进行探究。作者认为，在前柏拉图时代，“逻各斯”并非表示理性的论述，而是指诸如蛊惑、欺骗、诡辩等可疑的言语行为；“秘索斯”则是一种拥有很高权威的话语类型，具有让人相信或服从的力量。第二部分首先考察文艺复兴至二战时期神话学的发展，然后以威廉·琼斯、尼采、杜梅齐尔为对象，探讨这一时期出现的浪漫主义、民族主义（尤其是雅利安主义）思潮如何引发神话学的复兴。第三部分首先考察二战结束至20世纪末神话学的新动向，然后通过不同类型的个案研究，提出一种新的研究方案，同时表明自己的立场与结论：无论神话还是神话学，均是一种叙事形式的意识形态。

前  言

与定义相反，请允许我列举两个初步的观察，可能有助于为本书的讨论确定方向。首先，与作为其词源的古希腊语“秘索斯”（mythos）一样，“神话”一词通常指一种话语方式及相应的叙事实践。其次，相对于其他类型的话语，当有人称某个对象为“神话”时，也在对其可信性与权威性做出有力而间接的论断。此外，这种论断可能十分正面（比如，神话等于“原始真理”或“神圣故事”），也可能十分负面（神话等于“谎言”或“陈旧的世界观”），还可能介于两者之间（比如，秉持温和、宽容的观点，认为神话等于“引人入胜的消遣”、“诗性幻想”或“儿童故事”）。

不言而喻，人们对上述词语的使用以及如何使用，其关系非同小可；同样，人们对这些故事的讲述以及如何讲述，其意义不容小觑。因此在后面的章节中，我的首要目标是讲述一则关于另外一些故事的故事，前一种故事又涉及其他一些故事。我的立场是，我们应当非常小心谨慎地应对所有这些叙事与元叙事。

西方世界对被命名、归类为“神话”的这些故事，主流态度经历了两次起伏与逆转。在本书开端部分，我要考察的是其中第一次，这便是众所周知的说法：在希腊黄金时代（Golden Age），“秘索斯”如何屈从于“逻各斯”（logos）。对此我提出一些新的思考。首先，在第一章中，我考察了有关这两个术语最早的一些证据，说明在《荷马史诗》中，逻各斯表示的不是理性的论述，而是诸如蛊惑、欺骗、诡辩等可疑的言语行为，通过这些行为，结构性弱者（structural inferiors ）用智谋战胜强势的一方。与之相对，秘索斯则是杰出人物（尤其是诗人、国王）的言语。与他们一样，这是一种拥有很高权威的话语类型，能够提出基于事实的强硬主张，且以身体力量为后盾。第二章接着说明，秘索斯所拥有的权威远远超出通常所认为的时间，一直持续到公元前5世纪甚至是前4世纪。其权威地位的失落，并非人类思想缓慢进步或所谓（神话般）“希腊奇迹”（Greek Miracle）的结果，而是同时兴起的围绕政治、语言、认识论问题的激烈辩论的结果。这些都与雅典民主制的巩固（及辩护）、文字的传播以及散文对诗歌的取代有关。

神话范畴变得如此低微，以至于罗马人对借用这个术语毫无兴趣，而是用一个自己的词来指称希腊人称作“秘索斯”的故事类型：传说（fabulae）。相比之下，后一词在核心上没有大的歧义，但体现了人们看待这些故事时严肃性的缺乏。直到文艺复兴时期，随着古希腊文化、文献的重新发现，“神话”一词重新被使用。此后的一系列事件为这一文类的复兴奠定了基础，至18世纪末和19世纪，这一文类达到巅峰。本书第二部分（第三到第六章）回溯了上述发展。与古希腊的情形类似，神话命运的这种逆转与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历史和政治进程息息相关。在这一过程中，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民族主义的出现（尤其是它与浪漫主义的关联），还有对新兴民族国家据以建立的一种语言和一套故事的探寻。为此，地方性语言取代了教会与宫廷的国际性语言，而神话（一定程度上包括民歌）则被视作真正的、原初的民众声音。

第三章是对这些过程的总体考察，时间跨度很长，本书的论述则十分简短。为简明起见，我认为有必要忽略一些重要人物［如海涅（Heyne）、克罗伊策（Creuzer）、谢林（Schelling）、K. O. 缪勒（K. O. Müller ）、布尔芬奇（Bulfinch）］，对其他人物则仅做概述或只是顺便提及。在某些情况下，这一章本身差点成为一本书，甚至是一部百科全书。我的目标是使它保持适当的规模而不致流于浮泛。为此，我选择几位代表性人物做较为充分的讨论。因此第四到第六章对这一时期提出大胆理论构想的三位知识巨匠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论述：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 ），他在1786~1792 年提出一种假说，认为曾经存在一种原初语言与共同体，这种语言与共同体被其他学者命名为“雅利安语（人）”（Aryan）或“印欧语（人）”（Indo-European）；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他在《论道德的谱系》（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一书首篇构想出一群“金发野兽”（blond beasts），这是他依据《摩奴法论》（Laws of Manu）于1886~1888 年扩充出来的一种观点；乔治·杜梅齐尔（Georges Dumézil），他在1936~1940 年首次提出三重功能划分（tripartite division of functions ）与二元主权形式（dual form of sovereignty ）是印欧神话与宗教的标志。这些章节旨在超越上述人物的个人兴趣、将其作为一组案例阅读，以探究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神话学研究如何倾向于将“雅利安语（人）”［或“印欧语（人）”］置于优先位置。在这一过程中，神话学在一种假想甚至虚构的“种族”、“民众”或“文明”的话语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世界历史上产生了严重后果。

前六章既关注理论的神话化，也关注神话的理论化。在某些方面，这些章节扩展了由诸如以下令人钦佩的著作发端的讨论：伊万·斯特伦斯基（Ivan Strenski ）《20 世纪的四种神话理论》（Four Theories of Myth in Twentieth-Century History ）、丹尼埃尔·迪比松（Daniel Dubuisson ）《20 世纪神话学》（Mythologies du XX^e siècle）。两部著作对当代神话研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几种方法，尤其是那些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相关的方法，进行了十分出色的讨论。不过遗憾的是，两部著作既未追溯当代理论的深层谱系，也未充分讨论杜梅齐尔：斯特伦斯基忽略了杜梅齐尔，迪比松（他是杜梅齐尔的学生）的论述则缺乏批判性。由于斯特伦斯基、迪比松及其他人所做的工作，我认为没有必要详细讨论列维-斯特劳斯与伊利亚德的著作，尽管我想将他们的神话理论与杜梅齐尔的神话理论联系起来，进而超越三个人的所有理论。因此，本书第三部分开篇，即第七章属过渡性质，总结最近的批判性论述。在这一章中，我还注意到涂尔干（Durkheim）与莫斯（Mauss）所著《原始分类》（Primitive Classification ）中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认为杜梅齐尔与列维-斯特劳斯理论中最具启发、最少争议的部分来源于此。根据涂尔干、莫斯等法国社会学派（école sociologique）中老一辈大师的观察，神话是对原始分类的重新编码。我要提出的则是另一种观点：神话是叙事形式的意识形态（ideology in narrative form）。第八到第十一章提供了一些不同类型的个案研究，对上述观点做了检验和阐述。除非另有说明，所有翻译均系笔者所为。

学术是否真的不同于神话？最后一章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来结束全书。鉴于前述神话研究尤其是雅利安或印欧神话研究中令人不快的一面，我们是否不得不做出结论：学术话语只不过是另一种叙事形式的意识形态？这个话题很痛苦，但对我而言十分重要，因为我一直想摆脱一种方法、范式和话语的束缚——在我的学术生涯早期，我毫无反顾地采用了上述方法、范式和话语。在某种程度上，写作此书是弥补、修正我早期警惕性不足的一种尝试。

（节选自本书前言，内容有删减）

西方神话学：叙事、观念与学术

苏永前，1978年生，甘肃庄浪人。2013年7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文学博士学位。曾在闽南师范大学任教，现为西安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教授、文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学人类学、神话学。出版专著《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人类学实践研究》、译著《女神的语言:西方文明早期象征符号解读》(第一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