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进口，应当立足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等目标指引，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和国际经贸新规则，不断推进制度型开放。

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方杰炜等（2023）发现，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市场扩张效应在总体上促进了发展中国家进口质量赶超。因为，发展中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促进高技术复杂度产品进口，提升其进口结构（施炳展和方杰炜，2020）；扩展外国企业出口产品的种类范围，进口地区会进口新的产品品种（魏浩和李晓庆，2019）。但需要注意的是，知识产权保护并不总是能对进口质量的提升产生积极影响。中国进口地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虽会提高进口数量，但新品种的质量水平出现下降；仅对中等技术产品的进口产品质量影响显著，对而高、低技术产品的进口产品质量影响都不显著（魏浩, 李晓庆，2019）。这种低质量的进口数量增加对企业直接使用专利也有显著负向影响，进口越多，企业转化科技成果的动力越小（郭冬梅等，2021）。另外，出口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将限制进口质量，因此以竞争法为指引，合理确定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将是发挥进口正向溢出效应的重要措施（方杰炜等，2023）。

重视要素自由流动的联动效应。“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人员等要素交流的增多将带动国家间的了解与信任，从而带动进口。施炳展和熊治（2023）以免签入境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就发现，人员跨境流动便利化带动产品侧促进一般贸易、高技术产品与资本品贸易。人员流动带来“软信息”流动，增进贸易伙伴间互信，披露高质量产品信息，同时强化传统的“硬信息”流动的积极效应。

重视降低制度型交易成本。降低关税壁垒将带来消费品进口的显著扩张，消费品占进口总额的比重由于关税下调上升了0.35 个百分点，上升幅度为4%（刘亚琳和戴觅，2022），降低非关税壁垒能显著促进中国进口产品来源地和进口产品种类多元化，降低对重要经贸协定（如CPTPP等）缔约国的非关税壁垒，将更有利于拓展进口来源地多元化（沈国兵和沈彬朝，2022）。

重视“以我为主”的政策协调。进口不仅应当满足经济发展的短期需要，还要契合经济增长的长期需求；进口能够优化经济循环，但也可能对本土企业形成冲击。因此，应当实现政策统筹协调，引导本土企业有效利用扩大进口带来的机遇，充分发挥进口对经济的正向溢出效应。比如，对企业的生产性补贴，将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引导企业参与产品进口，并提升进口数量、重量和质量的提升。但是，生产性补贴带动进口后，并未引导企业发挥进口的质量效应，而主要为进口的规模效应（许家云和毛其淋，2019）。因此，需着重探索多重政策间的协调，以“组合拳”充分释放进口的积极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