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教条式”理解

马克思把一切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都看作社会经济关系的理论表现，他对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的特定的历史性和社会性作了深刻阐述，从而不仅把经济学与其他一些学科区分开来，而且也克服了以往经济学的，特别是在马克思那一时代已陷于困境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错误倾向。

反映社会经济关系本质的任何一个经济范畴，在社会经济关系总体中都只是作为“一个具体的、生动的既定整体的抽象的单方面的关系而存在”的。它们不是永恒的，都只是暂时的历史的产物。社会经济各要素之间有机联系的运动过程，也是与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相联系的。社会的发展程度不仅表现在时间的继起上，而且也表现在空间的转换中。对社会经济关系的研究，绝不能同社会经济关系的实际发展阶段割裂开来，而必须置其于特定的时间、空间的阶段和位置中。马克思在创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对当时主流经济学家否定经济范畴的社会性、历史性的观念作了深刻的批判。

离开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的历史性与社会性，就可能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原理作出教条式的理解，也就可能窒息马克思经济学及其基本原理的生机活力。这里，以马克思对世界历史发展的研究为例。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德意志意识形态》（19世纪40年代中期）提出世界历史观问题，另一个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

第一，《德意志意识形态》（19世纪40年代中期）提出的世界历史观。19世纪40年代中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也包括恩格斯）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这一论点所表达的意思是，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整个世界体现的将是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历史发展的具体的、不同的地域，已经不再存在了。也就是讲，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变化，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不仅在理论上而且也在现实中，任何地域性的现象已经不再可能继续存在。马克思想表明的观点就是：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整个世界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毫无疑问的；对于世界历史来说，不管是哪个地域都不能摆脱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此后不久，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也清楚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这就是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根本观点。

《资本论》第1卷是以英国资本主义发展为研究对象的，所揭示的主要是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的深刻矛盾和斗争。德国的一些读者认为，《资本论》第1卷讲的是英国的事情而不是欧洲、德国的事情。马克思指出：

针对德国社会的发展，马克思讲了“死人”和“活人”的事情。他指出：

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

在马克思看来，当时的德国，作为后发展的资本主义，不仅受着逐渐死亡的封建社会的羁绊、束缚，而且也受着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制约、困扰。马克思据此所要表达的原理就是：

这个原理的内涵就是：发达国家的历史就是不发达国家的现实，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就是后发达国家要走的道路，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反过来讲，发达国家的历史就是不发达国家的现实；发达国家的现实就是不发达国家的未来。到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实际上还坚持这个观点，进入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的思想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

第二，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看法。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思想发生的重大变化在于，他肯定世界历史有其统一性的同时，也从社会发展多样性的角度，说明世界历史发展有其极大的差异性。到1881年，经过10多年的思考，马克思开始意识到，由于社会和历史条件的差异，世界各国都会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他认为：

马克思的这一论述表明，发达和不发达同时并存的时候，不发达就有社会发展选择的可能。这种空间的并存性，使得不发达国家或者非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走出一条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并存的道路，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前资本主义国家可能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这就是说，社会演进实际存在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即可能跳过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而进入新的社会发展阶段，没有必要按照历史的发展过程重新走一遍。这就产生了世界历史的多样性，社会发展道路的一般规律性和社会发展道路的跨越性的路径选择问题。

紧接着以上论述，马克思进一步指出：

俄国可以使用先进的机器、轮船、铁路，那么是不是为了使用这些先进的机器、轮船、铁路，就要像西方一样，再经过一个第一次工业革命前的工业化过程，或者讲机器大工业发展过程呢？马克思认为，再经过一个机器工业的孕育期显然没必要,可以直接运用先进的机器、轮船、铁路等，而这些先进的机器、轮船、铁路等是和当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联系的，所以俄国可以直接拥有西方国家同样发达的生产力，而并不需要经过像西方国家同样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

19世纪80年代初，马克思还阐明了这样一个观点，认为在历史发展中社会形态会出现多种多样的变化，比如在对各种原始公社衰落历史的研究中表明：

在马克思看来，在历史的形态中，有原生类型的，就是和原始公社一般规律很接近的，几乎是原始公社一般规律所表达的那种原始社会或原始公社；但是，也有次生类型的，就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和原生类型不一样的；还可能有再次生类型的，由于社会条件变化又作了一些转化等类型。由此可以看出，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即使是同一种社会类型中，也可以出现不同的具有各自特色的具体的社会发展类型。也就是讲，从历史的纵向关系来看，发展道路、发展过程有它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有它的一般性和多样性；从历史的横向关系来看，即使是同一种社会形态，也可能有原生类型、次生类型和再次生类型这样一些发展的多样性。这样就形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在纵向上有统一性和多样性，在横向上同样也有原生型和派生型。

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这一科学原理，同他在其他地方提出的科学原理一样，不管是从横向角度来看，还是从纵向角度来看，科学原理的运用都有一个具体化的过程，不能不顾社会的和历史的条件的变化，僵化地、教条地对待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因此，在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包含对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进程中社会发展道路的横向角度的选择——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道路选择，也包含纵向角度的选择——具有中国特色的派生型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选择。这两方面的选择，既是对科学原理与科学原理运用关系的进一步说明，也是对科学原理创造性运用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