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沙 012】

《“战时繁荣”：

1937—1945年温州的经济贸易及其统制》

冯筱才 著

页数：252页

定价：89元

内容简介

★ 作者十余年浙南研究的新成果，探索“温州模式”源头的新尝试

　　最近十几年，本书作者每年暑假都在温州地区实地调查，并关注到了抗战期间温州地区的“战时繁荣”现象，以及温州地区商业文化在这一时期的转折。由此著成本书，尝试探索对“温州模式”的源头。

★ 以温州为例，探索抗战时期经济演变的具体面貌和深远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温州是特殊环境下维持通航时间最长的口岸，成为转运中心。当时温州进出口贸易额与关税收入都达到了创纪录的高峰，使温州成为战时“区域繁荣”的典型案例。本书以温州为例，探查这种经济现象出现的原因，揭晓战时市场运作的逻辑，说明战时经济对地方所造成的连锁历史反应。

★ 考察战时社会的复杂面相，讨论军事以外的战争问题

　　战争给交通网络、市场格局乃至货币体系造成极大破坏，原有的交通干线和商业网络被破坏，商品的流通不得不转向或开辟新的线路。许多区域性工业替代生产中心的兴起，以及政府支持下的走私与货物抢运，缓解了非沦陷区的战时商品匮乏困境。本书通过分析战争对国家交通网络、经济格局以及地区社会民生的影响，从整体上认识战争给国家与民众所带来的冲击和挑战。

1937—1945年的温州，曾被称作中国东南沿海的“唯一口岸”、重庆国民政府经济“生命线”的起点。当地商业贸易在八一三事变后突然出现前所未有的兴盛景象，政治与社会也产生了一连串的变化。本书以“战时繁荣”为线索，通过考察战时温州商业贸易的嬗变与政府统制经济的政策实践，探讨战争的复杂性，及其给地方社会乃至民众观念带来的深远影响。

作者简介

冯筱才，1970年生，江西都昌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代政治社会史、政治经济史、区域史等。著有《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北伐前后的商民运动（1924—1930）》《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等。

全书目录

精彩试读

绪论

1937年7月7日，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争开始后，中国政府不但需要对政治军事进行全面动员，经济资源动员亦成为维持抗战的关键。从浙江来看，随着战事的发展，国民政府西迁，该省成为沦陷区与非沦陷区经济交流的重要缓冲地带，同时也是国民政府的财税重地。八一三事变后，日本军队对中国东南沿海实施封锁，禁止中国轮船往来，但一度允许第三国轮船行驶于少数港口，温州即在其中。1938年10月广州失陷后，国民政府能控制的出海口主要剩下温州、宁波两地，到1940年7月，宁波镇海口被日军封锁，航运基本停止，但温州在一定程度上尚能维持间接通航，保持转运中心之地位，直到1944年9月第三次被日军占领。对于重庆国民政府而言，温州在商货进出口贸易方面的重要性甚为突出，无论工业品、机械及原料的进口，还是内地农产品及手工业品的输出，温州的地位都不可取代，其在战时资源征取系统及经济战略中的位置亦至为关键。

从经济层面来看，战争通常会对常规市场秩序造成剧烈破坏，导致生产停滞，物价飙升，商品短缺，许多民众的生活陷入困境。然而，当我们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却又发现，战争有时也会给一些人带来新的经济机遇，一些行业或个人可能因为战时投资或经商获得暴利，坊间舆论中所谓“发国难财”，即指此种现象。战争阻隔了某些交通线路，但人流、物流却有可能聚向新的路线；有的市镇可能会突然成为物资集散中心或工商业重地，连带出现消费旺盛、物价高昂等现象，一些区域便形成所谓“畸形繁荣”。温州即是这种战时区域“繁荣”的典型案例。

战争犹如一颗巨大的炸弹，当它落到人群密集的地方，不但会带来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亦会对人们的生计、交流造成巨大影响，商业格局与社会结构亦可能被重塑。学术界对战争史的关注焦点，最近这些年开始由军事政治推进到社会经济与民众日常生活等领域。就中国近代战争史来看，学者对社会民生议题亦日益重视，立足于基层实况的研究越来越多见。如此前关于中日战争史的研究，多聚焦于中央政府层面的军事政治，或者战时政府抗战制度的演变，关于战争对经济社会影响的研究，相对较为缺乏。如果我们把战争史视为一幅拼图，或许还有许多历史现象仍需要加强研究。从地方层面来看，战争对经济贸易产生了何种影响，社会民众又受到何种冲击，社会结构是否因此发生了一些变化，可能需要更多关注。

全面抗战期间，温州在战争特殊环境下成为东南沿海维持时间最长的口岸。当地在战时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商业繁荣”，进出口贸易额与关税收入都达到创纪录的高峰，本地服务业及贸易中介业也异常发达，客帮云集，日常消费旺盛。同时，1938年以后温州又是浙江省贸易统制政策实施的前沿阵地，中央政府与浙江省政府在当地相继组建统制经济机关，这都给温州的战时经济带来直接影响。战争发生后，许多商品进出口贸易利润大增，有管制自然就有违反管制的行为。战时浙东沿海走私盛行，参与者既包括民间商人，亦有政府军公人员甚至缉私者本身。即使1941年轮船运输中断之后，走私仍以帆船贸易与“单帮”的形式持续进行，并在太平洋战争后与重庆政府的货物抢运工作合流。当局后来亦以征税的方式从贸易过程中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另外，与商业繁荣伴随而来的是地方替代工业的兴起。温州工业在战时虽然曾面临工厂疏散及军事轰炸等外在行动的打击，但投资商仍以灵活多变的形式不断创办新的工厂，生产的商品不仅供应本地，亦运销内地，不少行业的生产规模远超战前。最后，我们亦可以发现，随着工商业繁荣的出现、政府统制政策的实施，以及走私活动的盛行，温州当地社会风气及社会关系都出现微妙的变化。官方在经济管制方面力度不断加大，亦使民间出现了新的社会矛盾。战时新兴势力的出现也意味着社会权力结构方面开始出现异动，这些变化都有可能从战时延续至战后，甚至对1949年后的地方历史造成某种潜在影响。

本书将这一连串的历史变化，与温州“战时繁荣”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我们需要了解的是，这种战时工商业的爆发性成长，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与军事封锁、贸易线路变更、区域地理位置、交战双方战略考量等有何关系？战时经济统制政策，与这种区域“繁荣”状况是如何互动的？战时环境给原有市场体系以及贸易带来了什么巨大变化？内地货物进出口贸易在交通封锁下是如何突围的？政府管制下走私泛滥是如何出现的？面对物资短缺及物价腾升，政府对走私的态度前后又有什么变化？政府财政税收政策的调整与走私之间有何关系？商人是如何抓住供求失衡的商业机遇的？战时工业与战前相比较又有何新的特点？同时，经济贸易的繁盛以及前所未有的政府管制政策，是否对社会结构造成某种震荡，甚至对民众心理造成深远的影响？本书将以温州为案例，对这些问题进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