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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和一个女人的影子

罗伯托·博拉尼奥作 朱景冬译

我不知道维也纳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是维也纳还是卡门·鲍略莎？全世界都知道维也纳是一个非常美丽、文化发达的城市，是一个舞弄新法西斯主义的国家的首都（舞弄的情况可能到了付诸行动的地步）。但是在西班牙，很少有人知道鲍略莎是谁。我所得到的关于她的最早消息是，她是一个无比漂亮的女人，墨西哥的抒情诗人都为她丧失了理智。卡门·鲍略莎那时还没写长篇小说，而是墨西哥的一位抒情诗人。我不知道该怎么看，那么多诗人竟然发疯地爱恋着一位女诗人，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更有甚者，所有那些为了卡门（或者为了自己）而不顾一切的人竟然成了朋友，或者他们早就是朋友了，他们还成立了一个沙龙或俱乐部，每个星期或每个月花一天时间在联邦区中心或科约阿坎的酒吧里聚会，往他们曾经那么喜欢的女人身上泼脏水。

不久，我通过第三者得知，卡门针锋相对，也成立了一个沙龙或俱乐部，或女作家敢死队，同样秘密地做着她们的男对手所做的事情。

有一天，在一本墨西哥当代文学史中，我看到了她的一张照片。无疑，她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肤色黝黑，身材修长，眼睛大大的，长长的头发垂到了腰际。我觉得她非常迷人，不过我还是认为，她一定像许多模仿者那样，专写那为了宣传起死回生的巫术而发明的魔幻现实主义。

后来我读了她写的东西，我的看法就改变了：鲍略莎跟那些模仿者毫无关系，跟模仿者们的模仿者也没有丝毫关系。我只读了几页，但是我很喜欢。就是这样。直到我收到一封维也纳的邀请函。到了那里，或许我能和她一起阅读呢。

去维也纳的好处之一，是你可以乘劳达航空公司一号线的神秘飞行员驾驶的飞机旅行。这架飞机上的空姐穿着工作服，就像是高速环形线上的汽车司机。此外，飞机上的饭菜也很好。不管运气好还是运气差，飞机总由尼基·劳达本人驾驶。用不了念三遍天主经的工夫，你就到维也纳了。搭上一辆出租车，如果运气好的话，你甚至能够入住格拉维饭店。那是多罗特小街里面的一家小饭店，位于圣埃斯特万大教室旁边，就是说在市中心，虽然格拉维最重要的方面不在于它的位置，而在于马克斯·勃罗德和弗朗茨·卡夫卡去维也纳时曾在那里留宿。

饭店前面有一块写着店名的大铜牌，不过我很晚才到，没有看见那块铜牌。当接待员告诉我，要把勃罗德或卡夫卡住过的房间（我不敢肯定是谁的房间）安排给我住时，我的理解是，他要推荐我阅读这两位布拉格作家的作品。考虑到这个国家的政局，我觉得这样做太合时宜了。后来，我鼓足勇气问他，鲍略莎夫人或小姐是不是已经来到店里了。接待员把鲍略莎说成了博洛莎，这使我想到，虽然卡门是墨西哥人，我是智利人，但我们俩都源于加利西亚。他的回答让我感到沮丧：博洛莎夫人不在本店，她没有预订房间，他也不知道她的任何情况。

于是我就在周围一带踱步，又走到格拉维大街（很奇怪，我入住的饭店叫格拉维，却不在格拉维大街上），走到斯特芬大教堂广场、费加罗之家、方济各教堂、舒伯特酒店，这些地方，我的朋友马里奥·圣地亚哥曾在夜间秘密地去过。之后，我回到饭店上床睡了，度过了一个奇怪的夜晚，房间里仿佛真的还有一个人：卡夫卡或勃罗德，或者那些在格拉维饭店住过的成千上万死去的客人中的一个。

第二天早晨，我认识了一位名叫利奥波德·费德迈尔的年轻的奥地利小说家。我和他一起又在城里逛了一番，出入于伯恩哈德在维也纳时去过的咖啡馆，还去了离我住的饭店很近的一家咖啡馆，我记不清是在罗布科维茨广场还在奥古斯丁大教堂。后来我们又去了我住的那家饭店对面的哈维卡咖啡馆，这家咖啡馆的女主人，中世纪传说中的那类小老太婆给我端上了几个说是免费的小面包，事后却收了钱。之后我们继续闲逛，去了另外几家咖啡馆，一直到我阅读的时刻，不知卡门·鲍略莎在不在阅览室，我会不会认出她。也许她已经走了。

由于费德迈尔迷了两次路，我们很晚才到达阅览室，她还在那里。我毫不费力地认出了她，尽管她本人比照片上漂亮得多。她似乎很胆怯，却聪明、和蔼。在一个餐厅里正举办节庆活动，餐厅的一面墙上嵌存着一颗炮弹，那是土耳其军队发射时留下的，这昭示着维也纳人中老实人和坏人之间的幽默。活动结束后，只剩下我们两人了。于是她对我说，圣埃斯特万教堂被秘密地献给了魔鬼。然后她对我讲述了她的生活。我们谈到了胡安·帕斯科埃，他是她在墨西哥的第一个出版人，也是我在那里的第一个出版人。我们还谈到了托洛茨基的曾孙女维罗尼卡·沃尔科夫，谈到了曾几次来过她家的马里奥·圣地亚哥，谈到了我们各自的儿女。

把她送到她住的饭店后，我走回了格拉维饭店。那天夜里，卡夫卡或勃罗德来见我，或者我梦见了他们来见我。我看见了他们，一个在我的房间，一个在隔壁房间，他们一边收拾或打开行李，一边口中吹着悦耳的小曲。第二天早晨，我也吹起了小曲。

我们又一次远足是去多瑙河，我们是坐地铁到那里去的。我们向匈牙利那边走去。鲍略莎比前一天晚上还要漂亮。一路上，我们看见两个滑冰的人，一个坐着看河水的女人，一个站着默默哭泣的女人，几只奇特的鸭子，有黑的，有鲜亮的咖啡色的，每只黑鸭子和一只鲜亮的咖啡色鸭子是一对儿。这不禁使鲍略莎想到了异性相吸，除非黑鸭子是父亲，鲜亮的咖啡色鸭子是它的孩子。

后来发生的一切再好不过。卡夫卡和勃罗德离开了饭店。赫尔穆特·尼德勒，一个杰出的维也纳人，给我讲述了维也纳一个著名鞋匠的故事，我把他写进了我的作品。我和鲍略莎在墨西哥使馆用了晚餐。和蔼的女大使——我推测是在鲍略莎的请求下——对待我的态度好像我是个墨西哥人。我说，我曾无意中骂了一个纳粹分子，不敢进圣埃斯特万教堂。我认识了拉巴尔卡，他是一位杰出的智利小说家，还认识了两个拉丁美洲女孩，每年她们都要在维也纳举办“垮掉的一代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和墨西哥优秀女作家卡门·鲍略莎一块儿散步了，并且长时间跟她交谈，直到精疲力竭。

2000年8月25日于维也纳

原载于《世界文学》2016年第6期，责任编辑：孔霞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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