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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新书 | 《跨越阶层差异:上海工人的组织与生存(1945—1949)》

作者:社科文献

发布时间 2023-09-25 13:54   浏览量 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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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汪朝光


贺江枫教授新著《跨越阶层差异:上海工人的组织与生存(1945—1949)》即将出版,嘱我为序。这些年来,已经为若干本学术著作写过序,于此可知我也渐入老态,盖常情以为老者方可为他人作序。然为江枫著作为序又有些不同。于情,我和江枫教授时有学术往还,对他的研究比较了解,虽然我们的年龄有些差距,但学问之事从来不以年龄为界;于理,我对这段历史还算熟悉。虽然江枫教授的研究相当专深,我也未必很精通,但总还可以说几句吧。故于情于理,似均无可推脱,江枫教授既有此邀,我也就不揣冒昧,写下一些心得,便有此序之成。

民国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虽可视为一朝,其实际历程则颇为短暂,前后不过38年而已。如果以当政者论,则北洋时期17年,国民党时期22年(两者相加39年,因其中有一年两者各自为政、互不统属而重叠),时间更短。江枫教授研究的1945~1949年,为抗战胜利到国民党统治在大陆垮台的4年,可谓稍纵即逝。如果用所谓历史的长时段衡量,似已至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然雁过留痕,再短暂的历史都会于草蛇灰线般的进程中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都有值得研究的方面。何况这4年的历史,其间之风云变幻、动荡激越,在百年中国近代史、20世纪中国史上自有其意义所在,而且其距今之时也还不算特别遥远,至少在现存的老一辈人中,还有不少历史的记忆鲜活地留存着。所以,就时间线而言,自抗战胜利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不长的时段,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历史研究对象。而且,正因其短暂,更显学者从中发掘研究意义之功力;又因其距今时间之较近,学理的“科学性”与记忆的“生动性”交织,恰可凸显历史作为人文研究的价值所在,所以,江枫教授的新著,就其研究时段而言,其实具有我们不能忽略的重要性。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短暂而又重要的历史阶段而言,如何选择研究的对象,其实是有多种可能性的。战争与革命、政治与经济、发展与困顿、都市与乡村,等等,在在都是研究的对象,都有许多把握之可能与研究之旨趣,也是迄今不少研究者著有所成之处。江枫教授则将研究触角伸向空间意义的上海和阶级意义的工人,实有其独到之眼光。

上海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县城,在短短数十年间崛起成为中国最大的都市,乃至远东有数的大都市,本身就是近代中国历史丰富性、多样性、复杂性、互动性的集中展示。在这片土地上演出的各种有声有色的活剧,从各个方面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演进,从而成为各路史家探究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绝佳切入点,成为他们躬耕劳作并大有收获之研究领域。然而,近些年来,展示在读者眼中的一些书中的近代上海,似乎更强调其现代化面向,而其代表则是所谓有产阶级或上流阶层,以及文人墨客和中产、小资群体,他们集中出现的空间场域,或为南京路的繁华,或为霞飞路(今淮海路)的雅致,间以法桐遮蔽下的街道、咖啡馆的闲适、旗袍的摇曳多姿、霓虹灯的闪烁跳动,构成一幅所谓上海“上只角”岁月静好的生活画面。历史的多重面相在这样看似丰富的场景中其实显得有些单调,而这样的场景后来被打破的逻辑链条也显得有些晦暗不明。须知,在当时上海的几百万人口中,工人群体所占比例为最大者之一,而工人作为一个阶级群体,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感受、他们的选择、他们的抗争,他们工作和居住生活的空间——厂房林立、烟雾缭绕的工厂区和拥挤肮脏的“下只角”“滚地龙”的逼仄空间,在新近的上海近代历史叙说中往往是隐身的、失语的。显然,这对后人理解近代上海乃至近代中国的历史是有缺憾的。毋庸讳言,现代社会发展的立足点和基本面是都市,尤其是大都市。大都市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大都市的稳定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稳定。进而言之,就是当政者执政的稳定。所以,以上海为研究空间,以这个空间中最广大的群体之一——工人作为研究对象,显示出江枫教授研究的不拘陈套。也可以说,一个有创见的选题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该研究所能达到的高度。平心而论,作为当时总体上还处在前现代化时期的中国而言,农民是最大的阶级群体,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不仅是近代中国转型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之一,并因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式革命道路而倍受重视,也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所在。而究其实,作为现代化象征和实际体现的现代工业和工人群体,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同样需要得到应有的关注,并进行深入的研究。更何况,工人阶级是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革命的基础力量,正如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所宣示,党是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先锋队,于此显见工人群体的重要性。而在工人群体研究这个主题下,江枫教授此著研究的重点在迄今研究者关注还不够的方面——战后上海工人的组织与生存。生存,对于工人个体的发展而言,是其基础性的方面。没有生存,何来发展。而对于工人群体而言,发展又不全在于个体的生存努力,组织起来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生存奋斗与组织功用所发生的有机扭结,更凸显了江枫教授的思考和创新。

在这样的思考之下,江枫教授此著之研究循两个大的方面,以具有内在联系的叙事逻辑而展开。一个方面,大体根据时间的演进,论述了战后上海工人群体的生存环境,诸如上海工人的日常生活、劳资争议的再度勃兴、工人生活费指数制度的建立与困境,等等。上海工人群体生活的具体面相得以展示,其基本面是日常生活的贫困化,由此引致以劳资争议为表征的工人群体抗争,并因国民党政府的因应失当而致秩序的崩溃,归结到为生存而斗争。另一个方面,通过对工人群体抗争中的组织功用研究,如劳资评断委员会、工人福利委员会等,重点揭示了过往较少研究的国民党力图通过组织运作建立其对工人群体的政治控制,缓解社会矛盾,又因其派系纠葛、政策不一、缺乏坚持等,而致其有限改良主义的失效。除此而外,著作中还通过国共两党对战后上海工人群体的不同政策及其实际运用的论述及个案研究,使读者体认到国共两党在都市工运方面的成败得失,尤其是共产党组织效能的高度发挥。如同国共两党斗争的军事战线和农村战线,在两党斗争的都市战线,面对工人群体的抗争,国民党仍然表现出与其在其他战线类似的内在弊端及外在问题,其在国共两党斗争中的最终崩坍其实并不令人意外。

生存权是人的基本权利。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就会有什么样的诉求。战后上海工人群体面对的生活环境是物价飞涨、社会动荡,由此引发他们的失望、不满、愤怒和抗争。而在抗战胜利的背景下,国民党的接收腐败更使工人群体的失望和不满被放大,使他们的愤怒和抗争获得更广泛的社会同情与支持。他们抗争性诉求的出发点是改善生存环境,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本来,这不过是经济性和社会性诉求,而且具有充分的道德正当性。但是,国民党政权企望通过行政介入,控制工人诉求的波及面和影响度,并在实际上挤压了工人的社会活动空间。这却使工人群体抗争的追求由经济性层面向反抗国家政权控制的政治性层面溢出,表现为日趋激烈的政治化倾向,发展为集体性的政治性斗争。在国共斗争的背景下,因为共产党对工人群体诉求体认和把握的到位,更因为共产党的高度组织力和动员力,战后上海工人群体的抗争被纳入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第二条战线的组成部分,动摇了国民党在上海的统治。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工人群体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异被跨越、被消融,联合起来,成为工人群体的共同诉求,最终形成了工人阶级的整体阶级意识,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仅在上海解放前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上海解放后成为上海都市稳定和发展的基础。江枫教授此著中的相关论述,不仅大大拓展了现有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而且其对革命史、社会史、生活史多种研究范式和理路的综合把握与运用,体现了青年一代研究者的学术思考与追求。书中所论也非泛泛之论,而是建基于大量的一手档案文献史料,有着扎实的研究基础,有论有据,以小见大,于细微处见功力,也代表了近年来研究的新面相和新方向。江枫教授近些年来研究成果颇多,新见迭现,其成就为学界所关注。此著即充分体现了江枫教授的研究思考及其达致之实效,想来可为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又谱新篇。

在上海都市的西北部,坐落着著名的曹杨新村。其始建于上海解放之后不久的1951年,是上海也是共和国的第一个工人新村。虽然其建筑远说不上豪华,但却于简洁中显现出新的面貌,整体布局错落有致,道路纵横,绿化生动,宁静祥和。今年6月,当我因事路过此地时,还特意放慢脚步,徜徉其间,欣赏其工业化、现代性的建筑美学和丰富的、多元的社区生活,并且和社区花园正在锻炼的几位老住户聊了会天,得到很有趣的生活体验。即便70年过去了,曹杨新村仍不失其建筑之美与生活之彩!可以想见,当年第一批从“滚地龙”中迁入此地新居的工人代表,其发自内心的解放感和翻身感油然而生。历史既有断裂又有传承。迁入此处新居的工人,在居住空间上与旧时代告别了、断裂了;但在生活上仍有对过去的沿袭,诸如他们说的仍是沪语,吃的仍习惯于大饼、油条,尤其是他们(她们)的工作,仍是对过去的传承,诸如纺织女工便是近代上海纺织工业发达的象征,并且保持着现代工业所必须的守时守规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经过了改革开放的年代,上海都市的空间环境有了巨大的变化,时间概念也与过去有了很大的区别。江枫教授正值年富力强,创造力正盛,期待他能接续现有研究,进一步拓宽研究视域,或可将上海工人群体的研究时空更为拓展,将共和国时期的工人群体也纳入研究范畴,写出更多有价值的学术论著,有以厚望焉!


2023年夏于北京大郊亭居所                                                        

新书速递


跨越阶层差异:上海工人的组织与生存(1945—1949)

贺江枫  著

2023年9月出版/89.00元

ISBN 978-7-5228-19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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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抗战胜利后,上海工人面对生活日趋贫困化的现实及国民党严苛的劳工控制,为保障自身生存权,开始超越技术、性别、地域、新旧等内部差异,阶级意识再度觉醒,劳工群体呈现政治化倾向。国民政府控制劳工的政策非但难以达其初衷,反而因行政权力对工人日常生活以及劳资关系的全面介入,使得劳资矛盾越发转向工人与国民党政权的冲突,而中共则能够直面工人内部的各种差异,在组织动员工人的同时,成功实现对工人阶级意识的重塑。上海工人抗争政治的核心议题逐渐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主张趋于一致。中共领导上海工人走向革命胜利的过程,也是上海工人阶级意识重塑的历史过程。



作者简介

贺江枫,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现任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华民国史、中国近代民众运动史,先后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30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抗战时期华北地方实力派(1931—1945)”等课题多项,曾获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目录

序一  梁元生

序二  汪朝光


绪论


第一章  困境与嬗变:上海工人日常生活与群体特质
 一  阶层差异及其超越
 二  日常生活的贫困化
 三  劳工群体的政治化
 四  帮会组织的社团化


第二章  为生存呐喊:上海劳资争议的再度勃兴
 一  劳资争议的常态化与集中化
 二  抗争政治的多元面相与不平衡性
 三  为生存而斗争


第三章  保障基本生存权:上海工人生活费指数制度
 一劳工诉求与政府因应:生活费指数制度的形成
 二权力的傲慢:生活费指数的冻结与重启
 三秩序的崩溃:金圆券改革的破坏性影响


第四章  劳资调和的悖论:上海劳资评断委员会
 一  上海劳资争议调解机构的分歧
 二  劳资评断委员会的设立与组织结构
 三  劳资评断委员会的职能:法案的制定与颁布
 四  劳资评断委员会的职能:调解劳资争议


第五章  控制劳工:上海工人福利委员会
 一  组织结构与成员
 二  三重面相:工会、国民党与帮会
 三  军事化的秘密组织
 四  有限的改良主义


第六章  争夺群众:派系纠葛与国民党工会组织的裂变
 一  中国劳工协进社的挑战
 二  三青团对工人运动的介入
 三  国民党派系纠葛之影响


第七章  联合起来:上海工人的组织动员与阶级形塑
 一  稳健与积极
 二  工人群体的组织化
 三  斗争与合作
 四  控制与反控制


第八章  在激进与谨慎之间:1948年申新九厂工潮
 一  经济诉求与党派之争
 二  动员与罢工
 三  暴力镇压的悲剧
 四  无声的反抗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转载自:鸣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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