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旧体诗词通论

  李遇春 等 著

978-7-5228-08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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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20世纪中国诗坛，“新诗”无疑得时代风气之先，占据了现代中国文学话语秩序的中心位置，而“旧体诗词”则被放逐到了诗歌坛坫的边缘。但旧体诗词并未像新诗倡导者所期望的那样就此消亡，相反其在时代的逆境中不断振衰起弊，不时地散发出耀眼的光亮。然而，学术界至今仍然在为旧体诗词的文学史地位问题争论不休。好在已经有少数学者开始摆脱所谓争议的旋涡，径直转入对旧体诗词的实实在在的整理和探究了。显然，这对于长期以新诗定于一尊的中国现当代诗歌史来说是一场挑战。

有意味的是，这场诗歌史的挑战近年来又加入了新的声音和力量。当今学术界不仅有人在为旧体诗词的文学史地位鼓与呼，而且还有人在为20世纪流行歌词的诗歌史地位辩护和呐喊。与旧体诗词以“旧”的面目向新诗的文学史权力表示抗议不同，流行歌词则以“新”的姿态向新诗的诗歌领导权发起新的冲击。如果说旧体诗词的爱好者以中老年群体为主，他们大多深受中国传统精英文化的熏染，那么流行歌曲的爱好者则以青少年群体为主，他们更多地受到了西方现代大众文化的激发。在这一新一旧、一中一西两种诗歌势力的发难下，中国新诗的诗史霸权已经不可避免地开始动摇了。

不少中国新文学研究大家，如钱理群、黄修己、刘纳等人已经意识到并且承认了旧体诗词的文学史价值和地位。至于流行歌词，也正式进入了新文学史家的法眼。早在1996年，谢冕、钱理群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就率先选入了崔健的《一无所有》和《这儿的空间》两首歌词。1999年，陈思和又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为崔健开列专节，带来了21世纪以来高校中文专业学生毕业论文中研究流行歌词的一个不小的热潮。这些都是耐人寻味的新现象与新课题。中国新诗如果还想保持原本并不稳固的诗史霸权，就必须正视和接受这样一场文学史的挑战，必须摆脱目前纯粹西化的诗体建设困境，从古典的旧体诗词和现代的流行歌词的发展中去反思和重辟新诗的民族化道路。新诗不能没有自己的文体意识，所谓“自由体”不免招致“分行的散文”之讥，至多只能聊备一格，而不应占据唯一的诗史霸权。

笔者以为，中国现当代诗歌史应由三种形态的诗史所构成，即“新诗”史、“旧体诗词”史和“歌词”史。从客观的学术立场来看，作为一种文学史秩序，“中国现当代诗歌史”不宜继续维护新诗的话语霸权，而应该确立一种自由生长的诗史新秩序。这种诗史新秩序是哈耶克所谓的内在生长的自由秩序，而不是外在人为的权威秩序。在这种诗史新秩序中，三种诗歌形态之间不存在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不存在依靠外在的力量而确立的所谓权威话语，中心与边缘的权力关系被消解，每一种诗歌形态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都平等地享有各自的话语权利。根据这种学术理念而建构起来的中国现当代诗歌史，是一种巴赫金所谓的多声部或者复调的诗歌史。其中，不仅有艾青、徐志摩、戴望舒、穆旦、舒婷、北岛、海子等优秀新诗人的声音，也有鲁迅、郁达夫、田汉、沈祖棻、陈寅恪、吴宓、顾随、夏承焘等旧体诗人词客的声音，还有李叔同、田汉、张光年、乔羽、崔健、罗大佑、李宗盛、林夕、方文山等一代代流行歌词作手的声音。这三种声音构成了中国现当代诗歌史的交响曲，彼此独立又交互融合，没有兼并只有兼容，捍卫着每一种诗歌的荣誉。

遗憾的是，目前国内还没有这样一部“三足鼎立”的中国现当代诗歌史。在现有的各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科书或者诗歌史专著中，绝大多数是独尊新诗的一体化诗史格局，少数史著中虽然给予了旧体诗词和流行歌词不同程度的篇幅，但几乎是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撼动新诗的诗史霸权，而仅止于充当新诗的陪衬与点缀罢了。这样的文学史或者诗歌史带有强烈的话语霸权，充满了新与旧、好与坏、进步与落后、传统与现代等意识形态色彩。正如钱基博先生所言：“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不为文学史。何也？盖褒弹古今，好为议论，大致主于扬白话而贬文言；成见太深而记载欠翔实也。夫记实者，史之所为贵；而成见者，史之所大忌也。呜呼，是则偏之为害，而史之所以不传信也。史之云者，又持中以记事也。”依钱先生之言观之，当今流行的各种叙述现当代诗歌历程的文学史或者诗歌史，几乎都没有做到“持中以记事”，大多“成见太深”，缺乏德国人马克斯·韦伯所谓“价值无涉”的学术立场，一味固守个人理念而恣意褒贬史实，论过于史，文胜于质，犯了史家大忌。古之良史秉笔直书，不虚美隐恶，寓褒贬于客观叙述中，不露痕迹。

反观今之现当代诗史，扬新诗而贬旧体诗词，对流行歌词亦漠然视之，置百年来新诗之外的两种诗歌形态的丰饶史实于不顾，盖其中潜匿着极深的现代门户之见。但凡提及旧体诗词的文学史地位，诸多现当代文学从业者常常以“守旧”“落伍”之辞加以力贬。殊不知，新与旧、现代与传统并非人们习惯上所认为的那样，纯粹是一对历时性的概念，或谓传统是过去完成时，现代是现在进行时，二者如水火不能相容、冰炭不可共器。事实上，传统与现代更应该被理解为一对共时性的概念，作为两种时态，现在之中隐藏着过去，过去之中包孕着现在；传统是现代的土壤，现代是传统的转换。李太白诗《把酒问月》中有句云：“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这等于是消解了古与今、新与旧、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界限。诚然，现代与传统不仅是两种时态，它们还是两种心态。对于现代人的文化心理结构而言，这两种文化心态并非不能共存，更非不可共荣。不管现代人是否愿意，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融合已经纠结在了我们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处，想彻底摆脱它的心理纠缠是不太可能的了。

长期以来，中国诗界在新诗与旧诗之间构筑了一种诗体的政治。这种文体的等级观念亟须打破。如果说妨碍旧体诗词进入中国现当代诗歌史的障壁是所谓新旧之争，那么，阻碍流行歌曲的歌词进入中国现当代诗歌史的瓶颈则是雅俗之争。其实，所谓新与旧、雅与俗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限。旧中寓新，新中藏旧；俗中见雅，雅中寓俗，在真正优秀的诗人笔下，一切都是相对的，极可能在艺术张力中融为一体。就当今旧体诗词名家而言，笔者以为启功的当代诗词，是达到这一境界的。如果有人从他们的旧体诗词中解读出了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的因素，笔者不会觉得丝毫的意外。还是钱基博先生说得好：“文学史云者，记吾人之文学作业者也。”一部中国现当代诗歌史，就是一部记述中国现当代优秀诗人的“作业”的历史。只要作业优秀，无论新诗还是旧诗，抑或歌词，都不妨平等地荟萃其中，以见我们时代的诗歌全豹。当今之诗歌史家，切不可以文化取向或学科利益为借口，将旧体诗词和流行歌词摒弃于诗史之外。要知道，我们的许多既定的文学史观念也许是灰色的，而客观的历史常青，它是不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