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关系与关系网络》与读者见面了。这部专著是我在2009年提出“关系社会学”以来，就关系问题持续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所取得的阶段性学术成果的一个汇总，目的是给本科生和硕博研究生的相关课程提供一份阅读材料，也为关系研究者提供一个参考性专题读本。

关系社会学是坚持中国主体话语的学术努力和产物。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我国第一代、第二代社会学家，基于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人情、面子、伦常等关系现象，走出西方社会学的群体性理论框架，坚持社会学本土化，提出了联系性理论视角，用以挖掘中国社会秩序的关系逻辑和深层结构，在20世纪40年代取得了突破性研究成果，形成了以联系性理论导向为特征的中国社会学派。在21世纪中国式现代化迅速发展时期创立关系社会学，我们的宗旨是继承和发展中国社会学派的联系性理论导向，深入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的关系主义现象，从而获得关于社会关系模式的中国本土知识，并将其提升为一般理论和研究方法，向国际社会学做出中国贡献。可以这么说，开展关系社会学研究与教学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体现，具有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意义。

使用本书开展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要联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用以提高学生的政治意识、文化自信和理论自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为关系社会学研究与教学提出了最高目标。关系社会学坚持中国主体话语，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研究，聚焦于挖掘社会生活中的中国本土知识，致力于学术研究成果的政策转化，为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而服务。读者应该带着这些意识和相关问题阅读本书各章内容。

本书共18章，其中理论篇8章、实证篇10章，内容来自已经发表的中英文论文，所以保留了写作和发表年代的痕迹。我借作序的机会，回顾一下我的学研历程，让读者了解本书收录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的形成过程，有助于历史地看待这些学术材料，选择性地汲取其中的知识养分，在相关议题研究中摒弃糟粕、弥补不足、修正错误、发展新知，推动中国社会关系的学术研究。这是著作出版的初衷。

我对关系现象和问题的学术关注，是从1986年在美国读博第二学年选修“社会网络分析”研讨课开始的，授课老师是我的博士生导师、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研究集大成者林南教授。林老师的课程聚焦西方社会网络理论和相关实证研究，并涵盖社会网络测量方法、分析模型、计算机编程、软件包使用等技术知识，但当时并没有涉及社会资本的概念和理论。课程令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关系强度及其行为意义的理论和研究，包括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的弱关系假设和林南老师的社会资源理论，于我既是全新知识，也是困惑所在，因为这两个理论逻辑与我的中国生活经验相左。

弱关系假设的理论逻辑是：有价值的非重复性信息，比如理想工作职位的招聘信息，是通过弱关系而不是强关系来传递的，因为弱关系连接着跨越群体边界的异质性行动者，而强关系连接的是群体边界以内的同质性行动者。我的困惑是：尽管这个理论逻辑在美国市场经济社会已被验证，此种情形在中国发生的可能性极小，因为在一个非开放的体系中，比如在城市工作的国家分配体制下，某些“好工作”的职业信息虽有价值，但它不被公开发布，即使通过人际关系暗中传递，也不可能抛开强关系而走弱关系渠道。况且，没有较强的人情关系撬动工作分配体制，即使有了这些职业信息，等待“服从分配”的学生们，也不能走正式渠道申请这些职位，除非有强关系为其打开“后门”，否则最终都将面临知而无益、束手无策、一筹莫展的后果。这些认识是我基于国内20世纪70—80年代的直接生活经验和广泛观察所得。

社会资源的理论逻辑在两个方面超越了弱关系假设。一是弱关系资源命题，认为通过弱关系渠道流通的不仅是信息，而且是更为广泛的资源，包括关系人拥有的权力、财富、声望及其派生出来的人际影响。二是社会资源动员命题，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弱关系动员这些不同形式的社会资源，原因在于弱关系连接着跨阶层的资源相异行动者，具备流通差异性资源的网络结构条件；而强关系连接着本阶层的资源相似行动者，不具备动员差异性资源的网络结构条件。虽然这两个理论命题是逻辑自洽的，也被美国经验研究所证实，但与我的中国生活经验和广泛观察却是相矛盾的。在中国，借用关系人的威望、权力、地位来寻求个人方便，获得计划体制下的稀缺资源和机会，只有通过家人、亲属、铁哥们、真朋友等强关系，才能实现其行动目标。而所谓的弱关系，由于没有长期互惠交往积累起来的人情和信任，是不可能发挥这些作用的。

美国研究生教育是启发式的，鼓励课上课下师生互动，林老师的课亦是如此。所以我在课上积极提问，认为弱关系假设和社会资源理论是对美国社会事实的理论概括，与中国无关，并列举了我在国内的生活经验作为“证明”。林老师听得饶有兴致，但是反问我：“你的理论是什么？”我当时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没有理论，可事实如此！”我的回答引起全班同学哄堂大笑，有位来自南斯拉夫的同学还附和我说，他们那里也和中国一样。下课后，林老师让我到他的办公室单独谈话。他启发我说，“你讲的中国生活经验很有意思，但要从理论逻辑去思考和回答问题”(未必原话，含义如此)。他接着对我说，他于去年(1985年)在我的家乡天津开展了求职过程抽样调查，问我是否愿意分析这个一手数据，看看强弱关系假设中到底哪个假设是数据支持的。我满心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立刻投入数据分析中。但是出乎我的意料，数据结果证明弱关系假设和社会资源理论在中国也是成立的。这让我大惑不解。我随即开始了长时间思考，投入相关文献研读中，开展了30多年的求职网研究。这竟成为我的终身研究兴趣，至今仍是进行时。

回头望去，我的求职网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博士论文写作期间，我提出了“强-强-弱”的间接关系想象：AB纽带和BC纽带都是强关系，AC纽带是弱关系或者无关系。基于这个理论想象，我开展了1988年天津调查，数据结果证明我的“强关系假设”是成立的。我在1989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国内单位制的社会分层后果，文中一章涉及求职过程问题，但是求职网数据的系统开发则在1991年我到明尼苏达大学任教之后开始的，深度访谈和描述材料在1994年《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上发表，理论辨析和模型证明是我于1997年在《美国社会学评论》(ASR)上发表的论文的核心内容，与新加坡学者合作的中-新比较分析则发表在1997年的《社会力》(Social Forces)期刊上。在数据分析和论文起草与修改过程中，我不但持续得到林南老师的指点，也与许多一流学者有过一对一学术交流，基于他们的意见修改论文，直到发表。这些学者包括Ronald Burt、Deborah Davis、Joe Galaskiewicz、Mark Granovetter、David Knoke、John Logan、Jeylan Mortimer和Harrison White。

第二个阶段是我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期间(1997—2006年)开展香港和内地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JSNET)，集中解决两个疑难问题：一是微观上测量强弱关系纽带中是否流通着不同的关系资源，即职业信息和人情；二是宏观上区分市场经济、计划经济、转型经济三种不同的经济类型，考察不同体制条件下强弱关系作用的差异性、不同关系资源效用的差异性，以期验证微观层次中职业获得的关系作用是受到宏观结构制约的。为此，我申请了香港（地区）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的研究经费，在市场经济的香港和与计划经济最为接近的长春以及处于不同程度的转型经济的天津、上海、厦门、广州，利用统一问卷，开展随机样本的入户调查。该阶段的后几年，我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李路路教授合作开展“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加上担任港科大的院、部行政职务，所以研究精力受到牵扯，数据开发多依靠我的博士生和博士后，学术成果也和他们合作发表，按照时间顺序这些合作者主要包括张文宏、李煜、黄先碧、梁玉成、张磊。

第三个阶段是我加盟西安交通大学之后(2009年至今)。我是带着三个研究设想进入西安交大的。第一个研究设想是关于转型经济中关系作用变动规律的理论思考。我于2007年提出“关系作用条件性上升论”，曾在之后的许多学术场合讲过这个理论，这个理论也是2009年JSNET这个理论调查的理论基础。第二个研究设想是将JSNET项目范围扩大、内容细化。这一阶段，我将JSNET调查扩大到改革起步较晚的西部，包括西安和兰州，在原来五城市的基础上扩大市场化程度的地区差别(还增加了东部的济南)，同时在调查问卷中细化对求职机制的测量，增强因果分析的严谨性，经历了2009年、2014年、2016年、2019—2021年四次调查，每次都增加了新的理论并进行测量创新，需要新的数据验证。第三个研究设想是创立“关系社会学”。我试图通过深入三秦大地，研究传统文化积淀下来的关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的集体主义、市场化进程中蓬勃兴起的个人主义，就这三个理想型的行为模式，挖掘和积累本土知识，创新社会网络分析，创建中国话语的关系社会学。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很多理论构想和研究创新是通过2010年的“中国西部社会经济变迁调查”(CSSC)探索的，同时利用JSNET项目来建构具体的研究模块，所以就有了多次JSNET调查。调查内容也超越求职议题，包括很多我和团队其他成员共同创立的具有本土特色的关系网络测量，例如拜年网、餐饮网、创业网、线上网等，其中餐饮网的测量进入2017年国际社会调查联合研究项目(ISSP)，是中国特色研究对国际学术界的贡献。

以上是我从读博期间的一次课上发问到投身于关系研究30多年来的简要回顾。这个回顾也向读者交代了我为本书圈定的范围和内容的历史由来，通过理论篇和实证篇向读者展示已经获得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成果。以下我将分章概述本书的内容，起一个领读作用。

理论篇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姊妹篇。第一章“论关系社会学及其学科地位”，内容曾于2009年7月在西安召开的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上做主题演讲，转年发表在《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本书用此章打头，用以交代我研究中国关系现象的学术立场和研究期待。第二章“论中国主体话语的关系社会学”，于2019年发表于《人文杂志》，与博士生杨洋合作。这是我对关系社会学10年研究的阶段性总结，集中阐述关系社会学的理论成果，并着意说明创立和发展关系社会学，是坚持中国主体话语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契机和研究方向。论文设计阶段，我提出写作大纲，圈定范围，提出核心理念和结论，但是文献综述和论文初稿均来自杨洋。参与论文写作，也成为杨洋开展关系社会学研究的起点。

第三章“论关系文化与关系社会资本”，发表于2013年的《人文杂志》，与张磊合作。这是对我们合作的英文论文“Corporate Social Capital in Chinese Guanxi Culture”(Bian and Zhang，2014)的改写，从中西比较视角讨论中国的关系性质、关系网络特征、关系导向的社会资本的理论含义和行为后果，提出了“关系社会资本”的新概念和理论模型，进而总结了中国关系网络的三大特征，即纽带亲情化、功能复用性、频发义务性，以与西方的弱关系网络和结构洞网络相区别。此章的关系社会资本理论模型在后来的相关论文中时有出现，有些也被本书收录，我保留了原文痕迹，以尊重历史，并保证各章内容的论证完整性。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我和张磊构想本章理论框架的2011—2013年，张磊正在依据我于2000年开展的广东企业调查从事他的博士论文研究。为此，在我们合作论文的研究假设部分，虽然使用了我于2007年发展的关系作用动态规律性的理论模型，但以企业为分析单位。读者可从这些研究假设获取抽象的理论含义，用于对其他经济社会行为的研究。

第四章“论创业者的关系嵌入与核心关系圈”是我和杨洋的又一篇合作论文，于2019年发表在《探索与争鸣》上。这篇论文从大众创业中的关系机制出发，集中探讨创业者和成功企业家的关系嵌入和核心关系圈超稳现象，理论基础是关系社会资本概念和中国关系网络四大特征的理论阐述，即纽带亲情化、关系复用性、互惠义务强、关系圈超稳，最后一点概括是该文的理论创新。自雇者和创业者是杨洋博士论文的议题。基于他的广泛文献阅读、深度访谈和观察研究，他在与我的合作论文中提出了纽带强度嵌入、网络结构嵌入、社会资源嵌入的观点，并开展与西方研究成果的对比分析，这些是他的独立贡献。

第五章“论关系作用的动态规律性”，于2020年发表在《社会学评论》上，与缪晓雷合作。这篇论文有两个雏形：一是2007—2017年我提出关系作用动态模型时的中英文学术演讲稿；二是2018年在《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上发表的论文“The Prevalence and the Increasing Significance of Guanxi”(Bian，2018)。策划中文论文时，我邀请晓雷合作，向他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不能翻译，而是重写，根据国内语境、以国内读者为对象，像一篇新论文一样来起草；二是希望注入他的独立想法，留下写作痕迹，最好是理论贡献，成为一名真正的合作者。晓雷的初稿令我十分满意，不但确实是重写，不是翻译，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增加了关于“关系惯习”的理论论述，是他的独立贡献，为这篇论文增色不少。

第六章和第七章是关系理论的补充性材料。学术研究必须既有继承又有创新，才能持续发展，这就要求学者站在前人肩上，在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做出理论突破。我开展关系研究借助了社会网络分析和中国关系研究两个领域的学术成果。在社会网络分析领域，我选择了受邀为“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社会学百科全书”）和“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经济社会学手册”）撰写的三个词条，分别是社会纽带(Social Ties)、关系(Guanxi)、裙带主义(Nepotism)，这构成了第六章的核心内容。从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视角看，这三个概念的共同点是人际联系性，区别是联系性质相异，内涵从一般到特殊，而外延从普遍的、处处可见的社会纽带到以人情交换为核心特征的中国文化场域中的关系，再到以亲族纽带维系的裙带关系，后者既是欧洲中世纪王朝制度的根基，也散布于现代职场等社会空间。第七章分四节，借用我曾写作的《社会学百科全书》词条和三篇书评，简述了关系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四部理论著作，也是我提出关系社会学的学术准备，即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杨美惠的礼物交换论、阎云翔的礼物流动论、林南老师的社会资本论。关于费孝通先生差序格局论的内容，是我和张磊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撰写的词条；其他凡以英文发表的词条和书评，均由姚远翻译。

第八章“论社会学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是理论篇的收尾，2017年发表在《社会学研究》开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专栏上。我用此章收尾理论篇，其用意是：基于本土知识的关系研究，无论多么中国化、本土化、地方化，都必须满足社会学知识建构的最高期待，即通过国际概念化途径，确立关系研究成果进入全人类的知识范畴，为不同文化体、经济体、社会体的学者所认可和接受。起草论文的初衷不限于关系社会学研究领域，而是针对社会学本土化、讲好中国故事、中国经验的国际表达等学界热点问题而自设议题的。但是，我在文中以关系社会资本的理论概念作为范例，讨论了本土知识国际概念化的实现策略，可作为引玉之砖。

实证篇的10章展示了五种关系网络的实证研究成果，包括拜年网(第九章、第十章)、餐饮网(第十一章、第十二章)、求职网(第十三章、第十四章)、创业网(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线上网络(第十七章、第十八章)。前四种关系网络虽有西方研究作为参照，但均注入了大量本土知识，具有中国特色，在我国关系研究中具有高度的分析有效性，参与原文写作的合作者是我不同时期的学生和合作研究者，包括张文宏、李煜、王文彬、张磊、程诚、郭小弦、肖阳、郝明松；而后一种网络，线上网络，是探索性的，通过JSNET调查收集相关数据，雷鸣和缪晓雷对两章内容分别做出了贡献。

本书的顺利出版得益于马旭蕾的细心编辑工作和张伊雪对引用文献的规范化整理。反水投注网站 童根兴副总编多年来对“关系社会学丛书”给予重视和支持，编辑李明锋对本书做了认真审读、文字斟酌、体例修订。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提供了专项经费支持本书的出版。在此一并致谢。

边燕杰

2022年11月

（节选自本书自序，节选时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