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为《从政务运作看宋代官员对邸报信息的回应》，摘自《北大史学（第24辑）：信息沟通专号》，由赵世瑜主编。

从政务运作看宋代官员对邸报信息的回应

李如钧

邸报是宋代中央向地方发布信息的重要载体，无论当时或现今均受关注。多数学者将邸报视同现代的新闻报纸，分别就采编过程、制作方式、印刷工法、发行机构、传播路径、审阅机制、管理法令宽严、禁限信息范围、政府控管变化、诸类问题流弊等，从新闻传播学的方方面面讨论宋代邸报各环节的制度面与演变过程。如此丰富的研究成果，大大拓展了我们对邸报的认识，反之却也因观察视角固定，呈现史料有限，讨论过于集中，局限了对宋代邸报的全盘理解，有待更细致、多层次的梳理。

同时，亦有学者从中央对地方的信息传递、邸报与小报差异比较、士人对邸报的态度、报载史料价值等层面，就史学脉络推进对宋代邸报的更多了解。但邸报为宋代诸类官文书之一，综观现有研究，却少有从政务运作角度思考邸报与宋代整体官文书运行进程的。故本文将综合现存史料、既有论著，以占邸报内容大宗的政令信息、人事派命为例，观察邸报发布四方后，地方与各级官员如何响应朝廷报载信息。借此，对分析邸报何以促进宋代君臣、朝野互动沟通之效，本文或有所补益。

一 新闻，除目，还是官文书？

唐、五代时期，各地官府于都城设置进奏院，以便于联系中央，另设进奏官负责打探搜集朝廷信息，回传地方。宋初依旧如此，至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整并原有二百多个进奏院，新设都进奏院统一管理。过去，各进奏官仅为自身地区搜罗信息，现皆属都进奏院管辖，虽仍派赴各机关采录信息，但中间环节的整理、选择、编辑、审定诸流程，改为集中处理。编成后，向百司、诸路州郡发布一式多份文件，即邸报，也称进奏院状。

自此，邸报由原先的地方主导改为朝廷一手掌握。《宋会要辑稿》载：

恭惟国朝置建奏院于京都，而诸路州郡亦各有进奏吏，凡朝廷已行之命令、已定之差除，皆以达于四方，谓之邸报，所从久矣。

从“缘四方切欲闻朝廷除改及新行诏令”可知，人事信息、朝廷政令是邸报的常载内容，颇受当时人们关注重视。而邸报刊载内容远非如此，包括皇帝诏旨、起居状况、臣僚上奏、诏令法规、朝廷决议、军事战报、刑罚惩处、官吏迁黜、诗文谢表等，日趋多元。更因两宋时期中央集权加强、特重国境边防事务、印刷术发展等因素，邸报总量超出前代甚多，四方各界亦能迅速获知有关皇室、军政、经济、灾异、人事等信息。学界多认为，邸报在两宋时期虽随时局不同，在负责机关、发布频率、收受对象、信息内容管制等层面有阶段性变化差异，但确实逐渐朝标准化、集中化、规范化三方向演进，成为朝廷向下传递信息的重要渠道。

或因邸报定期规律发行，加上内容具实时性，颇与现今的新闻报纸相似。但深入史料，可知仍有差距。随着北宋中叶起“小报”的逐渐出现，邸报的传播时效有被取代之势，如南宋初周麟之（1118～1164）所言：

小报者，出于进奏院，盖邸吏辈为之也。比年事有疑似，中外未知，邸吏必竞以小纸书之，飞报远近，谓之小报。如曰今日某人被召，某人被召罢去，某人迁除，往往以虚为实，以无为有。朝士闻之，则曰已有小报矣；州都间得之，则曰小报已到矣。他日验之，其说或然或不然。使其然耶，则事涉不密。其不然耶，则何以取信？

出于进奏院吏员的屡屡泄密，无论朝野都不时收到小报信息，扩散速度远胜邸报。虽然内容“往往以虚为实”，错误不少，但小报此时已是各界实时取得朝廷信息的重要渠道。而南宋晚期多记载典章制度的《朝野类要》，提到宋代各类官文书的名称有：

诏书、制书、手诏、御札、德音、曲赦、赦书、翻黄、批答、宣帖、白麻、谘报、书黄、省札、部符、敕牒、官牒子、奏札、旦表、谢表、贺表、起居表、慰表、百官表、奏笺、功德疏、万言书、进状、堂札、白札子、边报、奏案、帅札、朝报。

此处“朝报”即邸报，确属官文书之一类。更重要的，时人又言：

其有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皆衷私小报，率有漏泄之禁，故隐而号之曰“新闻”。

加之现今学者们对两宋时期小报的相关研究，可知从信息取得、传播、误传等方面来看，小报确实较邸报更类似于现代的新闻报纸。而邸报就内容、性质而言，虽更近似现今的公报、机关报，但仍不免有以今类古之感。且审视史料与既有相关研究，宋代官文书体制健全，朝野信息沟通载体多元，似应再思考邸报的官文书性质，并置于宋代政务运行之视野下进行观察。

再者，宋代史料中邸报与除目时常混同，现代学者间存有争议与讨论，所幸已有研究点明两者之关系与彼此差异，即“某人被召，某人被召罢去，某人迁除”这类关于官员任免的人事信息，是除目内容，也常是邸报刊载内容。但除目范围不限于此，指涉对象较广，最早可指预拟的官员人事名单，如王安石（1021～1086）熙宁初任翰林学士时，

中书尝进除目，数日不决。帝曰：“当问王安石。”（唐）介曰：“陛下以安石可大用，即用之，岂可使中书政事决于翰林学士？臣近每闻宣谕某事问安石，可即行之，不可不行。如此则执政何所用，恐非信任大臣之体也。必以臣为不才，愿先罢免。”

唐介（1010～1069）时任参知政事。从“中书尝进除目，数日不决”，可知神宗对宰执预拟人选有所疑虑，欲征询王安石，却遭唐介直言反对。可见人事初拟名单可称为除目。但是，讨论确定后刊载于邸报的人事信息，亦被称为除目，如苏轼（1037～1101）曾上奏反对楚建中（1010～1090）出任户部侍郎：

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九日，朝奉郎、试中书舍人苏轼状奏：今月二十八日，准中书吏房送到词头一道，正议大夫、充天章阁待制、致仕楚建中可户部侍郎者，右。臣窃惟七十致政，古今通议。非独人臣有始终进退之分，亦在朝廷为礼义廉耻之风。若起之于既谢之年，待之以不次之任，即须国家有非常之政，而其人有绝俗之资，才望既隆，中外自服。近者起文彦博，天下属目，四夷革心。岂有凡才之流，亦尘盛德之举。如建中辈，决非其人。窃料除目一传，必致群言交上，幸其未布，可以追回。所以前件告词，臣未敢撰。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虽已决定人选，但苏轼不愿书写告词，封驳表达异议。但若他未表反对，经后续程序，此人事信息（除目）将加载邸报，即“除目一传”让百司各方得知。两宋史料屡见“除书一播，舆论交归”和“除目播腾，舆情欣属”等记载，即指除目为邸报时常刊载的内容，将人事信息传达各机关、地方官衙，进而扩散至士庶百姓。

南宋晚期依旧如此。如吴昌裔（1183～1240）上疏反对史宅之（1205～1249）出知袁州时提到：

近睹邸报，史宅之除焕章阁待制知袁州。除目之颁，上下疑怪，不知陛下姑欲以宠之耶，将实以用之耶？……况宅之方其父病时，代拟除目如条，及其病棘时，侥觊恩赏如熺，此皆陛下所习知者。纵或未能如先朝之制，听谢事之文，除职赋闲，亦为优眷，乃欲以郡政授之，臣恐非所以爱之也。

此处的两个“除目”，前项“近睹邸报，史宅之除焕章阁待制知袁州。除目之颁，上下疑怪”，指除目已载于邸报，为众人所知；后项“况宅之方其父病时，代拟除目如条”，则指宰相预拟的人事名单，也称为除目。

既然两者分属人事任命流程的前、后阶段，不难区分清楚，何以除目会被混同于邸报，甚而被误认是别称？或许是因人事信息常见于邸报，而现今研究主要着墨于邸报从中央发至地方的过程，关注信息下达层面。若从政令推行、人事任命的过程观察，邸报下达各级官员后，实有一系列的官文书流程即后续政务运行诸般环节，由此应可明显分辨其有异于现今的新闻报纸。故以下拟从两方面，并结合其他官文书运作、人事派命的传递与回复，继续阐明邸报的官文书性质。

二 官员对邸报信息的回应

邸报既为官文书，如同制书、德音、省札等其他文书，收到邸报信息后官员当有所回应。故史料中不乏各级官员获知邸报所载朝廷政令，后续配合处理相关事务的记载。如孝宗隆兴元年（1163）汪应辰（1118～1176）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应朝廷要求推举人才，

准都进奏院报，敕勘会累降指挥，令监司守臣保明知县、县令治状显著者具名奏闻。九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圣旨，令吏部行下诸路监司，于部内各举三两人，不许连衔，守臣于属邑各举一二人，具姓名保明，令中书门下省籍记姓名，取旨甄擢者。

中央政令通过邸报率先发布，随后朝廷正式文书下达，要求地方官员办理此事。身为川蜀大员的汪应辰从邸报、吏部文书两种途径先后获知信息，然后依朝廷之命向上举荐华阳知县于。他的荐举状写道：

臣伏见左奉议郎、知成都府华阳县、主管学事劝农公事于，操心公正，遇事敏明。县系倚郭，当纷华繁剧之会，奸猾出没，讼牒纷纭，蠹弊最多，纪纲难立。本官疏通无蔽，健决有守，吏畏民安，政平讼理，委是治状显著。臣保明诣实，谨录奏闻。

朝廷欲了解民间弊病，亦通过邸报发布消息，希望地方官员上报情况。如朱熹（1130～1200）任职南康军时曾上书：

臣伏睹进奏院报，三月九日臣寮奏乞申敕监司、郡守条具民间利病，悉以上闻，无有所隐。

由邸报得知朝廷采纳了各地监司、守臣需“条具民间利病”的提议，朱熹立即着手具奏，且因事涉机密，不便外人得知，遂以密件上报朝廷。他写道：

臣以非材，误叨郡寄。窃见管内民间利病有合奏闻事件，顾其间有事干机密，不宜宣露者，谨昧万死，具疏壹通，准式实封，随状投进。

官员获知邸报信息、奉令而行时，另以其他类文书回复朝廷。可见邸报结合其他文书往来，不仅是中央获知信息的渠道，亦是考察地方官员政绩之途径。

有时朝廷下达命令后，因事态紧急会要求官员尽快回复执行情况。如浙东大旱时朱熹出任提举常平，到境巡历不久就从邸报获知朝廷要求出现粮荒时各地官府不可闭籴。身为监司自应回应朝廷，朱熹写道：

熹今月初七日，承进奏官传到报状云云。浙东久阙雨泽，近自衢州江山来者，本县被旱最甚，苗已就槁，民尤乏食。邻邑有米可籴，禁遏不令出境，江山之民为饥所迫，已有夺粮之意。似闻衢、信间更有如此等处。若不预行措置，窃恐小民无知，易致生事。乞令有司检举闭籴指挥，申严行下。

果见衢州闭籴严重，朱熹遂令江山知县王执中务必出粜，不料后者加以忽视，亦不回报说明。经一番查证，朱熹决定“行下衢州，先将本官对移闲慢职事外，须至供申”，将王执中调离县职，再上书朝廷“右谨具申尚书省，伏乞敷奏，将王执中特赐罢黜。所有本司失察之罪，亦乞并赐责罚施行。并牒衢州，请详此，先将本官对移闲慢职事，听候朝廷指挥”。从相关记载亦知，此次巡历朱熹惩处多位官员，除履行监司访闻辖下州县的职责，更因当时灾情严重，邸报能迅速将朝廷的紧切要求下达，以利官员尽快得知，进行后续处理且及时回报中央。

上述情况，是朝廷发布邸报信息后可预期或例行能收到的官员响应，当属常态性上下沟通。但有时邸报发布后，非相关者亦可反馈信息，如淳熙四年（1177）年逾七旬的史浩（1106～1194）上奏：

恭睹邸报，臣僚论科场之弊，得旨申严行之。臣守福州，尝为规画数十事，宿弊既去，场屋整齐，试者二万人，无一喧哗。臣当时措置、晓示，编类成书，似与今来指挥符合，谨以上进。若有可采，乞降付礼部、国子监，行其一二。

从邸报见到大臣论奏考场弊病、要求加强管束的信息后，史浩将乾道九年（1173）知福州重整科场的经验上呈朝廷参考。可见无论是否主责官员，皆能借助邸报发挥朝野信息互通之效。

除政务运作外，邸报信息实时发布，亦能让相关当事人尽快得知，有所回应。如建炎元年（1127）六月孙觌（1081～1169）上书：

臣在宿州见朝报，有臣僚言章称“受伪楚官爵，与商议论，有如孙觌、李擢者”，奉圣旨散官安置。伏念臣自靖康元年八月和州召还，十月蒙恩召试中书舍人兼侍讲、资善堂撰文官，十二月初三日权直学士院，诏札具存。又因提举东壁统制官不散特支，例降三官，至今尚未牵复。又自拘执虏营七十余日，至三月二十三日放还，次日便在假，即不曾赴中书后省、学士院供职。二十七日，虏人以臣元北放还数人，复见追取。虽一时窜匿得免，而开封吏卒围第追捕，窘辱百端，忧悸成疾，一向家居，在假不出。

“靖康之变”孙觌伴钦宗入金营，虽不若李若水（1093～1127）“反复诘难，大骂至死”展现气节，也幸未随帝北狩。之后他从邸报得知有官员指称其在张邦昌（1081～1127）仅做一个月傀儡皇帝期间接受官职，遂立即上书辩解：“所有前后请假关牒，见在中书后省、学士院、阁门、御史台，可以照验，即不当受官爵及预议论。……伏望圣慈将臣三月二十三日以后放罪月日，体究指实施行。”从他之后未受重惩来看，通过邸报的实时信息，孙觌方能尽快辩解为己申冤。

类似情况，不仅是当事人，他人亦可响应。如蔡襄（1012～1067）由邸报获知黄瑊举官不当遭责罚，上书称：

臣伏见朝报，知抚州军州事、尚书虞部员外郎黄瑊，近为举官事不得原赦，追官勒停者。臣窃以法令之设，贵于必行；人情之来，亦有可恕。如瑊之过，本非故为。知人之难，保任之失，亦所难免；然连坐之科，固当责励，斯法令之所以必行也。今闻其迁延日月，缘其家有葬事，未即之官，遂坐滞留，不原恩霈，其情似有可恕。臣窃见瑊材器明敏，资性公廉，所至有声，临事不苟。惜其年齿，渐以衰暮，欲望朝廷许令检责归里，如实有事故，特许原赦，与之重难处勾当差遣。如蒙允用，后有犯正入己赃及当官及当官不职，臣并甘当同罪。谨具状奏闻，伏候敕旨。

虽不知蔡襄是出于个人主动，还是受黄瑊请托向朝廷求情赦免，但邸报信息发布后，朝廷确实会收到事先无法预料的响应。而无论响应意见内容如何，借由邸报率先发布，中央可以获得更多实时的信息反馈，有助于下情上达，增进朝野沟通。

因此，从上述关于邸报信息的回应可知，现职官员接收邸报信息后，如同收到其他官文书一样，职责上需有所回应。此非似现今新闻报纸的“读者回函”，而是通过不同文书将意见反馈至朝廷且多是经都进奏院先行受理，即“掌受诏敕及诸司符牒，辨其州、府、军、监以颁下之。并受天下章奏、案牍、状牒以奏御，分授诸司”。此因南宋之前朝廷与地方的文书，主由都进奏院负责收发，“总天下之邮递”。之后创设金字牌递于南宋初，传递文字为“御前文字”，但并非所有札子均由御前金字牌发下，多数官文书仍通过都进奏院下发、收受，主要是因为“掌受诏敕及三省、枢密院宣札”本就是都进奏院的职能。

宋代信息渠道与载体多样，获得信息方式多元，邸报属于官文书一种，传达政令公务为首要，又因发布频繁且迅速，朝廷的命令、要求借此可及时传达地方。乍看是朝廷单方面由上而下传达信息，但配合官员预期或不预期运用各类官文书，由下而上，并多通过都进奏院上呈意见，可尽早让中央获得反馈。故都进奏院不只下发，也负责收受各方官文书。发布与回应构成相互循环，朝廷得以更加明了四方舆论、地方实情与当事者态度，强化对具题情势的了解与掌握，成为朝野沟通的重要环节，共同促进了宋代行政体系的有效运作。

三 邸报反馈与人事任命流程

除“已行之命令”等政令信息外，上述提及的人事信息即除目，亦是宋代邸报一大内容。就人事任命流程观之，无论是宰相、执政等直接秉承皇帝意旨之除授，抑或由中书门下负责“堂除”、吏部经办“部注”的选任，都经“除目载颁于郡县”，通过邸报传播，人事信息达于四方百司，是宋代官员获得自身与他人派命的重要信息渠道。

有趣的是，虽非当事者，但宋代官员们对邸报除目内容的关注与讨论往往非常热烈。这不乏生动的描写记载，如《老学庵笔记》所记：

近岁有岭南监司曰但中庸是也。一日，朝士同观报状，见岭南郡守以不法被劾，朝旨令但中庸根勘。有一人辄叹曰：“此郡守必是权贵所主。”问：“何以知之？”曰：“若是孤寒，必须痛治。此乃令但中庸根勘，即是有力可知。”同坐者无不掩口。其人悻然作色曰：“拙直宜为诸公所笑！”竟不悟而去。

官衙收到邸报，官员一同在办公处所传阅，人事信息很自然地成为谈论话题。同僚间抒发己见，有时意见不同，理所当然。阅读邸报，边聊是非，可谓宋代官员生活的一种常态。

不仅同僚间讨论，邸报传布四方，人事派命也成为官员、士人的寻常谈资。特别是重要人事升黜，牵涉未来政局动向，如王安石探病曾巩（1019～1083）时：

南丰先生病时，介甫日造卧内。因邸报蔡京召试，介甫曰：“他如何做得知制诰？一屠沽耳。”

王、曾两人当时并非官身，仍关注报载的官员迁调信息。此处对蔡京（1047～1126）出任要职、王安石不以为然的记载，见于笔记小说，虽不见得属实，但显示无论公、私场合，宋代士大夫对邸报人事信息的关心。所谓“除目四传，舆情交喜”，人事信息的广布除靠邸报下达外，士大夫间彼此联系的意见交流，也是扩散邸报信息的一大途径。

但邸报的人事信息并非完全确定，存在变更的可能，如：

承之（李师中）在仁宗朝官州县，因邸报包拯拜参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曰：“包公无能为。今知鄞县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乱天下者，此人也。”

查阅史实，包拯履历最高仅任枢密副使，但也未必能就此确定该条记载完全失真。此应从宋代人事任命的整体流程来理解，当知邸报的人事信息并非没有更改的可能性。

首先，宋廷下发正式派任文书前，邸报多会先刊载任命信息。如苏轼尝言：“某见报移汶，而敕未下。”但也非绝对。《夷坚志》记录了这样一件神异事情：北宋末年一位术士邵南，“好读天文五行志，邃于遁甲，占筮如神”，屡屡准确预测官员升黜。郎官范之才在通州遇见了他，就当时身陷其中的仕途麻烦请教，邵南不仅预言安然无事，还称十年后范氏会出任郡守，两人更将于婺州再碰面。日后预言一一应验，范氏十分高兴，热切邀赴婺州。邵南算出此趟前去自己必死，但因对方情意甚坚，依旧前往。一见面，邵南就预言说新的人事命令将至，建议范氏应速派人至城外等候，范氏却认为十分不妥：“某备位郡守，无故为此举，岂不为邦人所笑？兼邸报尚未闻，不应如是之速。”表示此前未见邸报信息，正式文书不可能先到一步，如此恐失颜面。但他相信邵南的预言准确，勉允同意。不久，

遣卒流汗而至，拜庭下，大呼曰：“贺龙图！”取而观之，乃除直龙图阁告也。时王黼为相，促告命付婺州回兵，仍令兼程而进，故外不及知。

由此可见，任命文书先于邸报的情况当非寻常之事。故官员要知晓自身升迁降黜，常态下邸报远快于其他方式，是宋人普遍得知人事信息的快速渠道。

但邸报刊载“已定之差除”，并非最终结果，后续存在许多环节与可能的问题。因为邸报不等于正式除任文书，如黄榦（1152～1221）晚年终获祠禄，不需再为家族生计四处任官，离职前却是一波三折：

照对榦昨因感冒，病势危笃，窃念一郡民社之寄，事体非轻，加以旱歉，举行荒政，尤非衰病之人所能任责，遂亟申诸司，乞备申朝省，改畀祠禄，亦已将职事牒以次官时暂权摄。缘本军佥判不肯交割职事，只得扶病，勉强供职。近于前月二十八日伏睹邸报，乃知朝廷矜念，特从所乞，榦即便将救荒等事分委同官，及救荒钱米悉已区处，可至来岁五月，不敢有误百姓。亦不敢侵用交割钱米，仓库见管，比元交割数目有增无欠。缘守土之臣不敢径自抛离，经今二十余日，尚未被受省札，久废郡事，实不遑安。欲乞钧慈检照已降指挥，札下以次官交割，容榦一面起离归乡，寻访医药，实感大造生成之赐。

官员申请离任，大多先由邸报获得允准信息，虽可提前办理交割职任等事宜，但仍须待收到正式公文书通知后，始算生效。黄榦眼见邸报已载自己得以奉祠离任，却迟迟等不到后续文书，心中不胜忐忑，怕有所变卦，故再向朝廷反映。

因此，从获知邸报人事信息到正式任命，不时有所修改，并非特殊。但为何邸报下发人事信息已是末端阶段，却仍无法确定？此因接获邸报人事信息的官员仍会回应朝廷，不少史料中可见从报状获知派命信息后，当事人回复朝廷表达婉拒之意。如文彦博（1006～1097）于神宗元丰三年（1080）上表写道：

臣得进奏官报，二十六日降麻制，除臣两镇节度使。闻命若惊，不遑启处。臣以愚薄，遭逢圣明，禄厚位高，日虞危溢。陛下曲念旧物，恩礼过隆。苟义有未安，则礼当固避。切以本朝以来，名器至慎。两镇之重，亲王方授；双钺之贵，庶官不除。臣岂敢贪天之功，越本朝之制，腆颜不顾，冒宠以居？匪惟于臣难胜，实乃为国惜法。伏望圣慈特寝殊恩，以全旧典，令臣安分，庶免责言。臣无任两镇之重，非庶官所授。顷年韩琦罢相，曾授两镇，亦不敢当。伏望圣慈矜察，即赐寝罢。

听闻要获授节度使要职，文彦博立马向朝廷推辞任命。从后续相关此任命的还有第二道、第三道札子，以及文彦博最终接受任命来看，虽不知此是否属于宋代惯例，即官员无论接受新职与否，得知后多会先上表婉谢，但可见邸报的人事信息确非最终阶段。

除了承平时期，时局危急时亦是如此。如建炎三年（1129）苗、刘兵变后不久，程俱替属下朱通判上书乞盼留任：

窃见报状，都省札子备坐六月十六日圣旨指挥，秀州通判朱原系先差下，待阙人邓根系明受元年三月十四日差，合行改正，令朱原赴任，邓根别与差遣。

当时兵荒马乱，朝廷依旧借邸报发布除目，官员见人事信息后向中央反馈意见。同年十月兀朮渡江，之后攻至明州，高宗南逃海上。金军肆虐北返后，局势依旧未定，高宗驻跸绍兴时，张守上表辞任：

臣伏睹进奏院报状，今月四日奉圣旨除知绍兴府者。仰沐记怜，宠移近辅，感恩戴德，九殒莫酬。伏念臣衰疾缠绵，春夏增剧，昨于五月内尝具奏乞一外祠。俄以敌犯中原，警报遽止，义当效死，不复敢言，遂力疾治事，措置斥堠，遣发间探。顷方小定，即申前请，不谓疏远，误简渊衷。然而形骸支离，神志凋瘁，股肱之郡，益非所堪。今豫章上流已有新帅，退量衰谢，引去无嫌。伏望睿慈检会前奏，除一在外宫观差遣，少休衰苶。臣才候被受省札，即交割职事，依限起发前去听候指挥外，取进止。

张守于江西任官，原是申请祠禄，从邸报得知竟是改任绍兴，连忙上表说明推辞理由，并提出仍盼得祠禄的期望。虽然官员获知自身人事信息后的响应，不见得获得朝廷允准，但从中可见：不分官职高低，邸报的率先发布让各级官员可以尽早向朝廷上报情况，说明自身意愿。

再者，官员卸任旧职，离开原驻地移动途中，邸报所载人事信息更显重要。神宗时，曾巩知福州一载后，多次上奏，请求朝廷准允他回京就近奉养年迈继母。元丰元年（1078）终获许可，但他途经洪州时，

睹进奏院报，已差臣知明州。伏念臣已奔驰在路，屈指计日，望至亲侧。窃计臣老母之心，闻臣之来，倚门之望，固已深切。今母子垂欲相见，而臣忽他改差遣。晨昏之恋，既未得伸；迫急之诚，惟知涕泗。且臣母子各已白首，臣母近岁多病，臣弟布又知桂州。私门之内，长子二人皆违左右。而臣于兄弟之内，又最居长。犬马之志，岂敢苟安？

原预计自此可在京师侍奉老母，但从邸报得知朝廷要他再知明州，眼见皇命难违，曾巩赶紧上状：“况今所得明州，足可迎侍。臣不敢别有陈乞，欲望出自圣恩，特赐矜悯，许臣径马暂至京师，迎侍老母赴任，不敢别有住滞。伏惟天地之德，哀而怜之。”请求特准其先返抵京师，再接继母一同赴明州上任。

随着宋代小报日益增多，包括人事任命在内的朝廷信息快速泄露，虽不见得可靠，邸报相较下已属缓慢。但邸报的人事信息仍有其重要之处，如宁宗嘉定七年（1214）三月初，安丙（1148～1221）除同知枢密院事，出四川赴临安途中，接到改任湖南安抚使的信息：

六月二十日癸丑，安同知自广安起行，顺水而赴行在。至八月十六日戊申，安同知除观文殿学士、知潭州。二十一日癸丑，安同知方行至广德军，乃得邸报。二十五日丁巳，始还，次于黄池镇，知被新除之命，因上疏力辞，优诏不允，乃遣官赍结局进册赴行在。

派命发布仅五天，安丙就迅速地由邸报获知信息，四天后自广德军折返，至黄池获正式任命。可见安丙收到正式文书前，已启程赴任新职，途中上表坚辞不允，只好派遣属官进京述职，自己继续前去潭州赴任。其间包括邸报在内的官文书不断往来传达信息，未耽搁他的赴任时日。

类似又稍异者，如崔与之知扬州后屡次推辞新职，嘉定十二年（1219）准备南返广东家乡，途中又见邸报信息：

舟次池口，忽睹本州进奏官报状，某蒙江淮宣抚使辟充参谋官。虽曰未有被受，然已报行。今欲遵照屡降指挥，径诣阙庭，缘上件辟命已有所闻，若冒然而前，即是辞劳而就逸，避烦使而觊清游，于心实不惶安。盖缘除命在前，辟命在后，只合申审，乞免造朝，径自赴幕，又恐伺候回降，必是迟延。今来残虏寇边，义当体国，岂容踟蹰其行？虽风雨未霁，今已一面顺流东下，径趋京口，听候指挥，遵守施行。

虽然其后崔与之仍被命赴临安朝谒，但从此事可见，官员卸任后的迁移过程中仍需注意邸报信息，以便掌握朝廷最新动向与派命的可能变更。

宋代不少官员在地方上辗转任职，多年不入都城者大有人在，但人事调动依旧顺畅运行，邸报与其他官文书的配合当是其中关键。就官文书体系而言，邸报的迅速下达，让官员得以在正式任命文书前更早获知派任信息。此后官员向上响应，经都进奏院收取文书，以利于后续任命程序进行。如此不仅加快确定人事任命的时间，也节省庞大帝国内部朝野沟通的成本，从而有效提升行政效率。

最后，史料中也可见“除目一下，士论沸腾”等记载，即邸报人事信息传播后反对意见接续出笼的情况。此因人事信息除当事人外，除目在邸报扩散四方下很快为众人所知，他人皆可就此上书朝廷，表达己见。如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任伯雨在朝任官，从邸报得知哲宗内侍郝随将要再起，急忙上谏：“臣伏见进奏院报郝随特许复官，中外闻之，莫不骇叹。窃以亏哲宗盛德、起哲宗侈心者，随也。”故人事任命虽由邸报发布，却也是昭告天下，能让其他官僚获知信息，表达反对意见。此亦说明邸报的目的是迅速发布信息，但所载并非最终人事结果。

因此，之前提到吴昌裔上疏反对史宅之出知袁州时，若按人事任命顺序，当是“况宅之方其父病时，代拟除目如条”，可知宰相拟订的人事名单即称除目，而“近睹邸报，史宅之除焕章阁待制知袁州。除目之颁，上下疑怪”，则是邸报刊载的除目。吴昌裔希望“圣慈特将宅之袁州新命不嫌反汗，待其控免，即予以祠。至于宅之除授，乞收回于造命之前，庶几上无过举而下无烦言，臣等狂瞽之忠不至屡渎天听”。其中“待其控免，即予以祠”是官员例行的推辞上书，但有可能朝廷就此不予职任。“至于宅之除授，乞收回于造命之前”，则是指正式任命文书。

故整体观察从拟定除目、刊载于邸报到下达除目之流程，可知实是通过不同官文书往复沟通的结果，愈是了解此番过程，除目与邸报就愈显见得着实不同。而邸报信息与最终人事结果有异，并非罕见，可见除目与邸报的关系十分清楚。但为何会有混淆情况？主因是未能从政务运作的整体视野思考。在人事任命过程中，从人选拟定、确认、下达到执行诸环节，邸报仅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即传达除目人事信息。而收到人事信息后，官员除特殊情况，按例需经数次来回推辞，之后任命才会正式生效，在此过程中官员也可反映自身需求。邸报迅速传布四方，能让地方官员得知任命信息，可尽快回复朝廷，这就节省了中央与各地来往沟通时间。又从旁人批评与当事人的上书沟通可见，其并非单向信息传递，而是通过上下往复以及横向的传达，让人事任命可以凝聚君臣与众官僚的某种共识，反映出两宋朝政的有效沟通。

结语

综上所述，邸报常被认为是新闻报纸，或是机关报、公报。本文则从政令运行、人事任命的官文书运作流程出发，认为“已行之命令”等公务信息，无论朝野官员基于职任反馈或另有意见，都起到督责官僚、反映下情之作用。而官员任免的人事信息即除目，是宋代邸报的一大内容，但仅是末端环节，并非最终确定的结果。官员接获人事信息后，尤其是远居地方、许久未入京者，无论是否关己，皆可提出响应。如此就促进了朝野沟通，推动了宋代中央集权之运作。因此，对于邸报信息的响应，不等同于现代报刊的“读者回信”，而是官文书体系、行政官僚运作的一环。虽然受印刷术普及、小报泛滥等因素影响，信息日益纷杂，但邸报仍可以其官文书沟通性质的独特性，居一定的重要地位。

故就制度本身，邸报确属官文书之一。从官文书运作、政务推行的整体往复循环、互相配合之角度补充，方能对其有全面性理解，进而能完整理解邸报与宋代朝野信息的互动方式。目前学界共识，认为宋代行政运作充分利用文书传递系统，让中央与地方、各级官府通过牒、札子、帖、申等官文书进行相互沟通。故邸报信息发布后，宋代官员如何运用其他官私文书向上或横向反映，以及其与政务运作之密切关系，应可再着力注意，有待日后进一步深入。

本书为《北大史学》第24辑，为“信息沟通”专号，执行主编为北大历史系教授赵冬梅、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曹家齐。本辑收录专题研究论文9篇、学术评论4篇、“前言往行”3篇。研究内容为中国历史上的政务沟通、文书形成流传问题，以及几篇书评。怀念文章中主要是对邓广铭、邵循正先生的追忆。 本书为北大历史系主办，赵世瑜主编，至今出版23辑。自第21辑起转入我社，每辑以专号的形式出版。

策划：张思莹

编辑：张思莹

审校：柳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