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芭芭拉·施多尔贝格-雷林格

该书在多维度梳理并阐释启蒙运动复杂甚至矛盾作用的基础上，使读者用理性重新认识了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全面明晰18世纪欧洲百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全书篇幅精悍，结构谨严，言简意赅，直观好读，带领读者用启蒙时代的生活细节，理解启蒙时代的深刻思想。

本书包含23幅内页插图：生动地展示了18世纪社会生活的典型场景，例如图书馆、书店、咖啡馆等公共场所的情景，人们自由地谈情说爱、家庭中几代同堂其乐融融的情景，工场生产的内部环境，关于着装和礼仪的规训，等等。

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在1784年启蒙时代的末期，给“启蒙”下过定义：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启蒙”意味着用光明驱散非理性的黑暗、迷信的迷雾、偏见和家长式的专制，并且创造出万事万物独特的、清晰的、可检验的概念。

本书讨论的"启蒙"仅限于某种特定的历史现象，特指一种精神和社会层面的运动，大体来说在时间上覆盖了欧洲18世纪的百年，也可以看作这一时期欧洲所呈现的独特性。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欧洲百年启蒙运动的高潮，也意味着启蒙运动的结束。

“如果我们使用“启蒙”的定义来定义“百年启蒙”，我们似乎可以用“追求理性”这个标准答案来概括它。

但本书作者芭芭拉·雷林格认为，启蒙有些时候是理性之光照耀世界前行，另一些时候则可能成为烧毁一切的火光。显然，事情比我们想象的复杂的多，启蒙时代并不总是向着更平等、更自由的状态线性发展。因此，这部关于启蒙时代的微型百科全书从9个方面（即国家体制、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宗教信仰、交际与传媒、家庭结构、哲学科学、法制建设、改革与革命）揭示了这场泛欧知识分子运动的多样性和矛盾性。

18世纪的欧洲国家经历了诸多重大变迁，这些重大变化背后与今人普遍的认知存在相当巨大偏差。下面，选取本书有代表性的观念转变案例，让我们与作者一道，重新认识这个特殊的百年。

1、“契约”如何成为社会的游戏规则？

从国家内部看，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们对由来已久的统治及法律关系的传统宗教合法性发起了挑战，就国家与个人、权利与义务、自由与约束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在这样的讨论中，“契约”的理论尤为重要，它认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是相互订立契约的关系，国家是为维护共同的福祉和所有个体的自由和权利而建立的。可以说，“契约”的思想犹如一个引擎，驱动了18世纪社会方方面面的变革，例如促进了法律体系的完善（整理庞杂的习惯法，进行刑法改革，明确各种财产关系等），追求公平和平等，强调大众教育的重要性（卢梭：使人臻于完善、回归自然），影响了原有的等级秩序（比如，既能以统一的国家权力反对贵族特权，又能以每一位公民的力量反对国家权力），也进一步推动了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公民的政治参与（公共舆论蓬勃发展）。

而从国家之间的权力制衡层面看，多次大规模战争之间，欧洲在18世纪达到了相对稳定的权力制衡局面，专制君主们互相制定了若干基本规则，勉勉强强互相承认一定的国家利益。欧洲主权国家之间的条约与和约、外交礼仪、宫廷准则和继承规则等等，数量越来越多，日渐成为一个复杂的法律文本库，慢慢衍生出一整套国际法标准体系，成为国家之间共同遵守的契约。人们认为，国家之间也应该建立一个更高层次的共同体（欧洲政治体），具备决策、仲裁和监察职能的共同机构，它也应像建立单个国家那样，是依赖普遍的自由契约来达成的。

2、饥饿与消费为何能长久并存？

18世纪，饥饿和消费的共存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一方面，这个时期，欧洲大部分人口仍以农业生产为主，但是耕作和畜牧的产量还没有发生显著提升，气候波动、间歇出现的歉收和传染病，仍然随时可能引发严重的食物短缺。

但另一方面，人口激增（人口自然增长+战争导致的人口流动）刺激了工业化发展，对各类产品的需求变得更庞大、更迫切，自给自足的模式被打破，越来越多家庭、群体被卷入市场交换、竞争和扩张。与此同时，地产集中化和人口增长也使得很多农民再也无法靠耕种过活，脱离了土地，变成自由劳动力，这也促进了商品生产集中化，生产出大量各种各样的商品。

所以，18世纪，越来越多人通过市场行为互相依赖，一方面他们有更多的产品可供消费，另一方面大多数人抗击风险的能力仍薄弱，随时面临饥饿的威胁。

3、哪个阶层的婚姻观和今天的最接近？

18世纪市民阶层的婚姻观和今天的最接近。

贵族阶层的婚姻尤其强调门当户对，联姻往往是政治游戏的重要一环，讲求利益结合，对婚后夫妻双方的感情和忠贞不甚看重。

农民及大多数下层穷苦百姓的受限于财产和劳动形式，不得不以家族为中心，共享资源、“组队赚钱”。农村社群的婚姻观念中，“爱”和忠贞的观念也不突出，只要能顺利嫁娶，婚前性行为很大程度上得到容忍。

与这两个极端不同，市民阶层的家庭观、择偶观在启蒙时代经历了重要的变化。一方面，因为社会分工越来越明确，人们有追求各自理想职业的可能性，也有一定的财产积累，“爱情”在择偶标准中的地位大大提升，配偶所能提供的情感价值变得和经济价值一样重要。另一方面，“爱情”在启蒙思想中是自然天性，浪漫成为美好追求，家变成了温馨的港湾，孩子也被视为爱情的结晶、生活的希望，而不仅仅是未来养老的“工具人”。父母成为孩子的庇护者和教育者，几代人其乐融融、关系紧密。

4、为什么部分启蒙主义者主张大众不能接受太多的启蒙教育？

许多大众教育者，尤其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教育者，会担心太多的启蒙教育产生负面效果，会让农民、工场工人和手工业者对他们的状况不满。因为一般大众教育的目标通常是使人们摆脱苦难、贫穷和迷信，而不是摆脱其先天的地位。要改善他们的谋生方式和生活条件，使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满意，因为整个社会的福祉就取决于他们的勤奋工作。因此他们认为大众启蒙运动必须非常谨慎、“适度地”开展。

反过来，也有一个方面值得注意：就算是坚定地贯彻启蒙教育的启蒙家，也会惊讶地发现，在普罗大众中遭遇了非常强的阻力，因为农民和许多底层人民的生活和经济状况受到不同规则和约束的影响，他们的价值体系（人际关系、信仰、道德观念、规则等）有时和统治者意图推进的理念截然不同。例如，农村是典型的人情社会，依赖口头准则和传统的律法，日常生活可能充斥着迷信，道德观念也有别于城市居民。因而大众教育在实践过程中作出了很多调整。

奴隶制由来已久，对其合法性的辩护也早已有之。源自亚里士多德的古老观点认为自由人与奴隶之间存在天生的差异；民族维权者利用其为战争中的征服权辩护，由此得出战争获胜者能够奴役活下来的囚犯及其后代的结论。在基督教的传统中，个体的不自由虽令人沮丧，但也是人类堕落不可避免的后果，从而需要统治和奴役来限制人类的弱点。

但是人们对美洲种植园奴隶的看法有一点不同。一方面因为地理距离遥远，很多欧洲人对此了解甚少，并很难共情奴隶的痛苦。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奴隶被视为种植园主的合法财产，根据自然法理论，就像其他私有财产一样受到保护。

因而洛克的自然法理论从人权不可侵犯角度看，奴隶制无疑是不合法的；但倘若把奴隶看作财产，以所谓的奴隶与奴隶主之间达成了自愿契约作为说辞，便是用自然法理论为奴隶制辩护。就连洛克本人也曾投资皇家非洲公司，他根本没有想到奴隶会获得全面解放。当时的一部分欧洲人反对美洲奴隶制未必是出于人道主义，而是认为这种依靠强迫的生产模式长远看来非常不经济。奴隶制是生产力最低下和最昂贵的劳动形式。人是自利的，被强迫的人缺乏自愿的驱动力，恶劣的劳动环境使死亡率居高不下，严重破坏了自然和人力资源，因而主张适度改善作为劳动力的奴隶的生活条件。

注：本文由陈嘉瑜、许葆华撰写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