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史学名著以其对历史的深刻总结、对人物史事的准确批判、叙事行文的丰满可读，而焕发着蓬勃的生命力。在具体的实践中，班、荀、袁、范四家著述（指班固《汉书》、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范晔《后汉书》），在有关叙事之“事”的对象、选择、品格，以及如何发挥《史记》“善述序事理”的优良传统、如何突出“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如何实现史书叙事的审美追求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进而推动了中国古代史学叙事的理论反思，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史学上的“书事”“采撰”“载文”“二体”“述者相效”“以类相从”“述序事理”“文约事丰”等概念和命题多有启发。

本书在史书叙事实践与叙事理论反思相互作用的视野下，按照以下结构展开论述：

全书以关于“叙事”概念在中国史学上的生成、演变及其具体阐释的考察作为首章，由此将其他章节的论述放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场域中展开。“叙事”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之现代转化的一个环节，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其作为一种实践对于史学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以及作为一项概念在中国古代史学话语体系中的长期运用。

第二章“述者相效：变动中相联系的叙事格局”，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家提出的“二体”论及其史学根源出发，纵向上考察从《汉书》到《汉纪》，从《汉纪》到《后汉纪》，再从《后汉纪》到《后汉书》叙事的辩证发展线索。历史撰述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述者相效”这一命题，既包含着因循，也包含着变革。没有相因就没有相革，这是中国古代史学连续性发展在体制上的规律，也是理解“两汉书”与“两汉纪”之关系的出发点。

第三章“裁成汉典：皇朝史书事体要的确立”，从中国古代史学话语体系中“书事”、“采撰”与“载文”三个概念谈起，考察“两汉书”与“两汉纪”这四部相互关联的皇朝史如何确立主题、采择史料，进而“裁成汉典”，从历史撰述之实践与理论反思相结合的角度，揭示出中国古代史家抽绎、凝炼叙事理论话语的具体路径，以及中国史学有关史书叙事原则之认知主流的形成过程。

第四章“观其名迹：历史中的人如何‘走进’历史叙述”和第五章“‘述序事理’：史家主体意识的积极彰显”，分别立足于中国古代史学“重人事”的思想传统和“善（述）序事理”的叙事传统，进一步说明了班、荀、袁、范四家著述在采撰、书事上的重点。从产生“人”的观念到自觉记述人的活动，再到对人的行为作出反思，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巨大变革。在这方面，《汉书》和《后汉书》充分继承了《史记》以人为本的撰述特点，并通过对“类编纂法”的分层运用写出了种种人物群体的社会作用。《汉书》所开创的“类叙法”又被《汉纪》和《后汉纪》吸收，使“类编纂法”成功地由纪传入编年，继而成为中国古代历史撰述的一项基本法则，并引发了清代史家有关史书叙事方法论的探讨，彰显了中国古代史学既重实践又重理论反思的优良传统。本书第四章对这些问题一一展开论述，并重点揭示了人与人物群像在史书叙事中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分辨出文学创作和史书叙事的联系与区别。

中国史学自《左传》《史记》开始，便形成了在历史撰述中探索、揭示历史发展动因的传统，这被总结为“善（述）序事理”的命题。本书第五章从“古人之身处”与“古人之世”两个维度，讨论撰述者主体意识在史书叙事中的积极彰显，呈现历史本体、历史叙述、历史叙述者、历史叙述者生活的现实世界四者之间的张力。论述中有意识地从史学家本人的说法出发，以尽可能避免读者中心论所可能引发的过度阐释。

中国史学有讲究审美的优良传统。史学家在语言文字上的造诣，往往会影响一部史书在叙事成就上的高度，进而被时人和后人用来衡量撰述者本人在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本书第六章“美的追寻：皇朝史叙事的审美品格”，从中国史学的审美自觉出发，考察了“两汉书”与“两汉纪”的审美表现，以及汉唐间史书叙事的寻美之路。其中，“文约事丰”“论辩多美”等史学审美原则的建立，尤其能够表明叙事实践之开展与叙事理论之形成的相互关联。

本书通过对中国历史上四部史学名著进行个案与整体相结合的研究，总结它们在叙事形态、叙事主线、“人”之呈现、叙事主体观念彰显、“美”的追求等方面的特点和经验。在此基础上，对四者之间相互关联的叙事形态辩证发展脉络作整体考察，重点揭示“二体”皇朝史叙事典范的生成、流变，及其如何推动史书叙事原则在唐代的初步形成。在“班荀二体”和“范袁二家”的影响下，纪传、编年两种形式的皇朝史成为中国史学上最重要的叙事格局，尽管中唐以后人们不断呼唤史体的创新，但在“叙事”形态上，“二体”交替主导的情况，一直到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出现，才被真正突破。《通鉴纪事本末》取材于《资治通鉴》，在记事断限上与班、荀、袁、范四家著述有所重叠，由该书所确立的以事件为中心的撰述形态，推动了中国古代史书叙事在南宋以后走向新的阶段，本书于附录专门探讨了这一问题。

引言

第一章  从中国古代史学的话语体系出发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史书叙事概念群的初步形成

      三  “善叙事”是“良史之才”的标准

      四  “文直”“事核”是史书叙事的基础

      五  史书叙事与揭示“事理”相得益彰

第二章  述者相效：变动中相联系的叙事格局

第一节  史学理论家提出的命题及其启示

      一  从“班荀二体”到“范袁二家”

      二  治汉史之风与“汉书学”的盛行

      三  编年、纪传均可为“史之正用”

第二节  “班荀二体”开创的叙事格局

      一  皇朝史产生的历史背景与史学条件

      二  《汉书》奠定的皇朝史叙事格局

      三  《汉纪》改变《汉书》的叙事面貌

      附荀悦《汉纪》书年辨误三则

第三节  “范袁二家”叙事形态的变迁

      一  《后汉纪》发展《汉纪》的内部结构

     二  《汉书》《后汉纪》直接影响下的《后汉书》

      小结 

第三章  裁成汉典：皇朝史书事体要的确立

第一节  皇朝史叙事之“事”的品格

      一  聚焦“国之大事”的书事原则

      二  “博闻”而能“从善”的采撰理念

      三  “切于世事”的载文标准

第二节  皇朝史叙事之“事”的范围

      一  “包举一代”史事的《汉书》

      二  以“五志”立成国典的《汉纪》

      三  以“弘敷王道”为主线的《后汉纪》

      四  “正一代得失”动力下的《后汉书》

第三节  皇朝史叙事之“事”的采择

      一  从“涉猎广博”到“存其大体”

      二  “号为精密”和“博采众书”

      三  由载文形成的文本关联

      小结

第四章  观其名迹：历史中的人如何“走进”历史叙述

第一节  类编纂法在“两汉书”中的多维运用

      一  类编纂法的历史渊源

      二  “以类相从”的设传原则

      三  类叙法的产生及其应用

      四  清人论类叙法的启示

第二节  类编纂法由纪传入编年的路径

      一  “连类列举”的叙事结构

      二  “各以类书”的记人方法

      三  类编纂法的逻辑限定

第三节  人物群像：皇朝史叙事的着力处

      一  以人才群体考察政治兴衰

      二  两汉开国功臣的不同命运

      三  逸民和节士引领的社会风尚

      四  谏官与党人的殊途同归

      小结

第五章  述序事理：史家主体意识的积极彰显

第一节  光扬大汉：皇朝意识引领下的“实录”追求

      一  两汉之际的一种“智识”

      二  “汉承尧运”的权威化

      三  从“人心厌汉”到“民皆思汉”

      四  “明章之治”背后的危机

第二节  谋有所用：借史书叙事实现“献替”之志

      一  从“献替”之志到“立典五志”

      二  释“省约易习，有便于用”

      三  “未尝效一言于操”的坚守

第三节  扶明义教：“名教”观念在史书叙事中的运用

      一  自然化的“名教”观念

      二  “因前代遗事”以维护皇权

      三  评价历史人物的“名教”标尺

第四节  以意为主：不得志的范晔如何“转得统绪”

      一  “以意为主”的落脚点

      二  “不得志”的范晔

      三  一个世族史家的“自得”

      小结

第六章  美的追寻：皇朝史叙事的审美品格

第一节  史书叙事的审美自觉

      一  《史通·叙事》提出的问题

      二  “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

      三  “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

第二节  《汉书》叙事的雅正之风

      一  “函雅故”的审美倾向

      二  “正文字”的时代要求

第三节  追求“其词不流”的《后汉书》

      一  从“文赡事详”到“详简得宜”

      二  “其词不流”的理想之境

第四节  “两汉纪”叙事之美的呈现

      一  “辞约事详，论辩多美”的《汉纪》

      二  一时“文宗”袁宏的史文之美

      小结

结语

附录  纪事本末体的确立与中国古代史书叙事发展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