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宗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在《社会学研究》《社会发展研究》等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资本下乡的社会适应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20CSH067）；曾获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2017）、第六届余天休社会学优秀博士论文奖（2019）。

“社会基础”并不是一个社会学的老概念，在中国流行的时间也不长。最近这个词比较热，它标志着中国社会学开始由社会行为的结构研究转向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个新的研究领域与结构研究不同。结构研究大多是将人的行动放到一个社会结构的背景中去观察和理解，就如同将一个地区的天气变化放到气压和季风的结构系统中去理解一样。无论是将重点放在地位结构、利益结构、权力结构上还是放在更加抽象的声望和价值结构上，结构研究都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将行动归因于行动者之外的结构性力量，这使行动的结构研究有一种被“操纵”的意味。有些社会学研究者更加强调行动者本身的内在动因，就是为了矫正这种“木偶戏”一般的社会分析，但是很难摆脱结构研究的实质影响。行动者的动机和态度在许多分析中仍然沦为外在结构的“映射”或“内化”，这实际上又把属于行动者的内在动因部分“外在结构化”了。二是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清晰性。强调外在于行动者的那些客观的、非人格化的结构要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达成那种类似于自然科学分析的确定性效果。

“社会基础”概念所指向的研究领域则与占据主流分析地位的结构分析有所区别。根据使用这个概念的学者们的讨论，社会基础是指一种具体特定地方性的、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挥作用的“混沌”的力量。这大多由经验研究的社会学者指出并加以强调，有些学者还使用了一些特别的词语来指代这种力量。例如，杨善华用的是“社会底蕴”，折晓叶用的是“社区力”，费孝通先生则用的是“心态”——是指一种“‘外人’看不出、说不清、感觉不到、意识不到、很难测量和调控的文化因素”，“它对一个社会的作用，经常是决定性的”。学者们一方面强调它的“混沌”和模糊性，另一方面强调它的强大力量，而且这种力量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不深入当地的田野，就很难感受到它的存在。它看上去是非结构化的，以至于费孝通先生指出需要用“意会”的方式进行把握，我们由此可以将其视为结构因素之外的、那些不能被“外在结构化”的主观因素。社会基础的讨论与结构分析并不构成根本的矛盾，反而可以看作是对结构分析的补充或者更进一步——结构分析所遗留的那些难以理解和解释的因素需要在社会基础的讨论中进行完善，但其中所用的理论和方法与结构分析有很大差别。

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学并没有发展出关于“社会基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我们只积累了一些研究程度深浅不一的经验研究案例。这些案例大都报告了田野中所感受的“社会基础”的决定性力量，并没有将其归类于利益或权力结构，而是指出社会基础的重要内容应该与“关系”、“习俗”和“伦理”有关，但是一般情况下仅止步于此，社会基础变成了一个“笼统”的归因库，一个类似于“民情”之类的概念。

徐宗阳的这本《内外有别：资本下乡的社会基础》是一个可贵的尝试，其尝试将社会基础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探索可能发展出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方式。本书是一个详尽的实地调查案例，描述了山东某地资本下乡经营规模农业的过程和遭遇。这个案例在当代中国颇具代表性，我们在其中可以看到大量常见的下乡资本的经营策略和行为。这个案例中的企业家对“社会基础”有相当程度的认识，他的许多做法就是针对下乡资本经营的困境而找出的对策。例如，他没有雇用当地流转出土地的农民作为农场的工人进行劳动，就是吸取了许多下乡企业难以进行有效的劳动管理和监督的教训。他这种经营策略避免了一般资本“扎根”乡土的困难。利用外来的资本和劳动力进行生产，似乎是在经营“漂浮”于当地农民和农村之上的大规模农业。从学界大量的关于“资本下乡”的研究来看，企业如果不能“扎根”，即不能适应当地的社会基础和民情，就不能为当地农民所接受和认同，就会面临劳动力雇佣、管理和监督的困境。一般的企业很难像这个案例中的企业一样从离此地不远的企业家老家“搬来”一批劳动力进行生产、经营和管理。但是，这个企业还是真切地感受到社会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大量的在玉米成熟季节的偷盗现象使企业不堪重负、疲于奔命。

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迎难而上，从正面对偷玉米的现象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分析。这个分析没有采用传统的结构分析的方式，讨论当地农民偷玉米的行为与被企业雇用是否存在联系。偷窃现象在资本下乡的案例中并不少见，偷窃农民在有些案例中也被企业雇用为主要劳动力在农场参与劳动。在笔者曾经调查的湖南某县种植水蜜桃的案例中，企业家虽然雇用当地村庄的农民为主要劳动力在农场参与劳动，但是仍然不能避免桃子在成熟期被当地人偷走。这可以说明简单地用利益结构进行分析的不足。在本书的案例中，徐宗阳尝试进入农民的“伦理世界”来进行讨论，偷玉米的农民是怎样认识和评判这种行为的？

本书的精彩分析和结论不宜在序言中多加透露。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徐宗阳的分析使“混沌”的社会基础概念变得相对清晰了一些，我们至少有了大致的轮廓和层次。他细致展示了当地农民对资本、集体、关系和伦理的认识，指出这些重要概念在农民的精神世界中的相对次序，以及这些次序所呈现的农民行为的主观动因。更为可贵之处在于，他的分析并没有陷入一种“文化决定论”的套路，即将偷玉米的行为直接视为“内外有别”的价值伦理的结果。在这本书中，农民展示出丰富、生动和复杂的伦理形象，不同的农民持有各自理解、各有特色的价值伦理，不同的农民划分“内外”的原则也有所不同，“内外有别”并非外在伦理原则的“内化”，而恰恰是作者在实地调查中从不同的农民行为中感受到的那种不言而喻的“意会”部分。

本书提供了一条可能的研究路径，即我们可以通过探索行动者的伦理世界来讨论社会基础问题。这对于社会学研究来说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任务。伦理世界与利益和权力结构的最大区别就是我们很难将其与行动者的主观意识和文化传统相分离，所以这种分析必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是一种具有“文化自觉”意义的研究方式，也是中国社会学者们得天独厚的优势所在，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大大小小的社会变动都牵连着中华文明的跃动脉搏。我们只要深入到田野中，就能感受得到。

周飞舟

节选自序

家庭教育是当下的社会热点，教育投入则牵动着每个家庭的神经。伴随愈演愈烈的育儿竞争，家庭教育投入似乎正在成为一场没有终点的“赛跑”。处于不同社会位置的家庭借助经济、文化、社会资本在教育场域中为子女竞争资源与机会。不同家庭之间的教育投入“鸿沟”不断扩大，其所造成的教育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也在加剧。本书采用教育过程视角，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力图揭示当前家庭教育投入的全貌和影响链条。

本书以潮镇的家纺产业为例，分析了潮镇的特殊工业化历程和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实践样态。潮镇的工业化离不开一种源于乡土社会的“自下而上”的发展动力，在这个动力的驱使下，我国乡村工业经历了不断的演化，在不同区域都呈现极强的韧性和活力。本书还吸纳了与潮镇形成呼应的三个典型案例——浙江省L市的来料加工、石家庄市域的乡村产业体系以及安徽省金寨县的特色农业。基于对四个地区的考察，本书认为城乡融合的乡村产业是扎根于特定社会基础的结果，乡村社会除了给乡村产业提供特定生产要素外，乡村社会中的具体关系和交往心态往往也是发展乡村产业的关键。

本书是中国和巴西学者经过多年合作取得的一项比较研究成果。两国学者基于大量的调查数据和文献研究资料，分别从社会变迁与青年研究；青年人口的基本特征；文化与认同；消费与休闲；教育与就业；性、婚恋与家庭；社会态度与政治价值观；互联网与公共生活等主题系统展现两国当代青年风貌，重点考察了近几十年中国和巴西的社会变迁对青年人的态度和行为的影响，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给青年带来的生活境遇变化。同时，本书也分析了青年行为选择和态度倾向对两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并预测了未来两国青年人境况的变化趋势和社会发展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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