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前言

正如序言所说，我的好几本旧作早已翻译成中文版，而在中国的学术界里，我亦有不少的读者，因此，我觉得他们都会对这本有关我研究中国历史之历程的书感兴趣。序言交代了我决定写回忆录的缘起。出版中译版回忆录的第一步就是物色一个最好的译者。经过一番张罗，我最终选定了刘楠楠博士。她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取得了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最近还取得了香港大学的翻译和传译博士学位。她在香港大学的博导宋耕大力推荐，令我对她更有信心。

多年来，我的华人同行都说我写的东西很难翻译。“你写的句子太长了，绵绵不绝的，翻译起来难度很高。”刘楠楠竟无畏无惧地处理我的长句子，她的方法是把句子分析了，然后重构内容，更往往用婉丽的文字演绎出来——无论如何，总是能够保留原意。她工作时，经常向我请教，把翻译好的文字一章一章寄来，听取我的评语。这过程令我想起林同奇，他将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翻译成《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这是我第一本翻译成中文的书。很巧的是，林同奇曾多年任教的北外，正是刘楠楠的母校。当时他每翻译好一章，也会拿来让我审阅。在那个未有计算机的时代，他的翻译稿都是在旧式的原稿纸上，一字一字用手写的。我看了他的译稿，就列出我的意见，和他商量，我们一达成共识，便开始处理下一章。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

[美]柯文(Paul A. Cohen) 著;林同奇 译

我和林同奇、刘楠楠合作的具体成果，是同样出色的译本。不过更重要的是，两本书的翻译过程都令我能更深入地了解语言和跨文化沟通及交流的本质。我非常感激刘楠楠和我分享这种珍贵的学习经验，特此致意。

序言（节选）

那时我对历史依然知之甚少，但有意思的是，最令我着迷的不是历史，而是亚洲，尤其是中国。我第一次走出北美来一场短期旅行是在1954年夏天，去欧洲待了几个月，此后文化之间的差异就深深吸引着我。这个兴趣牵引着我靠近一个自己几乎完全陌生的国度和文化。这之前我唯一了解到中国的机会是赛珍珠（Pearl Buck）的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我们通常以地域理解文化差异，因此，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自传中这样评价田野调查的特殊性：“陌生的经历让你的所有感官比平素更加敏感起来，对比较的喜爱更加深刻。”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还可以从时间的角度理解文化差异。英国历史学家大卫·罗温索（David Lowenthal）在他的一本书中，借用了L.P.哈特利（L. P. Hartley）小说《送信人》（The Go Between）的开篇首句——过往即“他乡”，他的想法亦是文化差异与历史密不可分。入学哈佛不久，我拜在著名中国历史学家费正清门下，他是除赖肖尔之外东亚文明入门课的另一位老师，而同学们戏称上这门课是“下水田”。我很快了解到，在哈佛不仅会专修中国研究，更会研习费正清所长的中国历史。

费正清（ John Fairbank ）在书房讲学

这是半个多世纪前的故事了。我与历史不是一见钟情，而是日久生情。我日益意识到对历史的理解，包括我与费先生的理解可以非常不同。历史这个激动人心、充满智识挑战的学术领域与我情愫渐生。起初历史于我是中国史。1984年，我出版了《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书中我批判了美国主流中国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偏见，大力推崇更加以中国为中心的理解方式。思索那本书提出的问题时，我日益关注更广阔的历史本质问题，以至于在下一本书《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7）中，我开宗明义，直言关注的具体例子是中国19、20世纪之交的义和团运动，但我希望探索的议题可以扩展到中国与义和团之外。

2015年10月，经人介绍，我认识了中国颇具影响力的文化月刊《读书》的编辑饶淑荣博士。她邀请我为《读书》撰写一篇文章。2016年1月，我向她提议了该文章大致的想法。研究中国历史已有60个春秋，我对中国历史和历史本身的思考经历了一系列演变；而中国的历史学家熟悉我的作品，因为上述两本拙作已多次出版中文版。我想，也许《读书》的读者，会对我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外国学者的心路历程的转变感兴趣。饶博士肯定了我的想法，但甫一动笔，我便发现这项计划比我预想的庞大得多，《读书》给的字数远远不够。我现在认为，我真切需要的不是一篇短文，而是一本有分量的小书。

计划有变，此时我获得了伴侣冼玉仪的莫大鼓舞。她建议，短文扩展成小书的话，我可以借此深入职业生涯的幽微之处，譬如诉说出书过程中充满艰难险阻但鲜有人知的故事；或是作为学者，我之前没有想到，却必须和读者分享的抉择。我接受了她的建议（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七章），发现书写这些的话可以以少见的方式阐明写作、出书的过程。这些年与出版社打交道的经历，不仅丰富了我自己的故事，也会对准备出版作品却对此几乎一无所知的学界新秀大有裨益。出版专著是学术生涯中一个紧张脆弱的时期，学者需要知道，出版社也是人经营的，人有时会判断失误，所以出版社也一样会犯错。

柯文与子女参加姐姐九十大寿聚会，2017.9

这倒不是这本回忆录的重点。本书是为了与读者分享那份在逐渐理解历史这门学科过程中迸发的兴奋与深切的愉悦，尤其是随着我对历史本身的思考逐渐透彻，那个与我的祖国十分不同的国家，她的历史，竟没有我以为的那样迥异于世。

一本回忆录自然是一段历史。历史学家写下自己的学术生涯回忆录，可与当时构建学术生涯大不相同，这需要两种大相径庭的思维方式——我选择《走过两遍的路》这个题目本意即如此。这个题目象征着一个关键性的区别：当初亲身经历的历史与后来重构的历史十分不同。经历时是无法预知结果的，我们都不知道最终会如何；然而重构历史时，我们已然知晓结果，历史学家会把精力放在理解上，解释为何出现这样的结果。在最后一章中，我会就这点详细说明。

我也想就此谈谈这本回忆录的参考资料以及预期读者。这本书主要取材自我的著作、讲座——一些已然付梓，一些未然——还有珍藏的众多书信、笔记。完成初稿后，我想到读些其他历史学家的回忆录应该会有所启发，所以找出了杰里米·D.波普金（Jeremy D. Popkin）的杰作《历史、历史学家与自传》（History, Historians, and Autobiography，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5）作为参考。

《历史、历史学家与自传》

杰里米·D.波普金（Jeremy D. Popkin）著

在这本回忆录中，我不时讲到个人生活明显影响职业生涯的地方，但个人际遇并非本书重点。这本书关注的是我作为中国历史学家的思想演变，大多已见诸报章。我的一些著作在欧美、东亚中国史学界颇有反响，所以这本回忆录应该会引起中国史学者、读者的兴趣。我希望其中的部分内容也对所有历史学家有所启迪，尤其是关于以下著作的章节：《在中国发现历史》（1984）、《历史三调》（1997）、《与历史对话：二十世纪中国对越王勾践的叙述》（2009），以及最新出版的《历史与大众记忆：故事在危机时刻的力量》（History and Popular Memory: The Power of Story in Moments of Crisis，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4）。

最后，我给几位朋友看过初稿后，他们指出我没有把当时的世界局势、个人生活纳入叙述的语境。其中一位朋友说道：“读起来好像你端坐云端，动动手指，从一本书翻到另一本，读者却不知柯文何许人也，身处何方，生活境况如何，世界如何变幻。”这点醒了我，于是在后续几稿中我尽力加入了语境。这本回忆录依然主要讲学术生涯而非个人生活，但更加重视了个人生活、国际风云在各种时刻产生的关键作用。希望这些能让不是中国历史学家，甚至不研究历史的人，也觉得饶有兴致。

新书速递

内容简介

美国学者柯文在中国史研究领域声名卓著，其专著《在中国发现历史》《历史三调》等受到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这部柯文先生治学中国历史六十载的回忆录，生动讲述了这位近90岁高龄学者的学术生涯及学术思想的发展之径，其间还穿插了他与导师费正清、史华慈及美国和中国学界同行的交流，以及出版专著时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当初亲身经历的历史，与后来重构的历史迥然不同，这正是柯文先生“走过两遍的路”的意义所在。

作者简介

柯文（Paul A. Cohen，1934—），美国麻省卫斯理学院亚洲研究及历史学荣休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1955年进入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及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研究兴趣包括清史、中国思想史、中西关系史、历史编纂学、国家主义、批判性历史与公众记忆之间的冲突。

其代表作包括《中国与基督教：传教运动与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1860—1870）》、《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与历史对话:二十世纪中国度越王勾践的叙述》、《历史与大众记忆：故事在危急时刻的力量》等。

译者简介

刘楠楠，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2014）、高级翻译学院（2016），香港大学翻译研究哲学博士（2020）。曾担任国际劳工组织第105次会议即时传译员，取得全国翻译专业一级笔译资格，并发表关于传译的学术论文多篇。

本书获誉

很少有人在研究著作中，能够同时提供好几个典范与方法，供学者们思考、讨论和模仿，但柯文教授在他对中国史的研究中做到了。《在中国发现历史》超越了“冲击-反应”论，《历史三调》提供了对历史观察的三重视角，《与历史对话》则通过20世纪的勾践故事描述了历史在当代的重构与影响。这部回忆录，让我们看到一个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的学思历程，他既在不断研究中国史，也在不断试图超越研究中国史的前辈，这同样是在“走两遍的路”。正如他所说，“每一个历史学家，都要重写上一代历史学家写下的历史”，而他本人对中国史研究的专注与热情，确实让我们感到，他与中国史“不是一见钟情，而是日久生情”。

——葛兆光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

柯文的这本回忆录，讨论了20 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的中国历史研究者们反复讨论的核心问题：从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中心论”到强调从中国的角度研究中国史，到探讨民间史观与书写历史、故事和记忆之间的张力等全球性议题。这是一本启人深思的好书。我曾于1964—1965 年在哈佛参加费正清研究生课程，第四章中作者与导师费正清之间终身真诚的友谊亦令我动容。

 ——毕仰高

（Lucien Bianco，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荣休教授）

鲜有历史学家认为，他们选择如何讲述过去这件事本身既有趣又重要。而能对异文化历史有深入体认、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的历史学家，则更是罕见。以一种西方式的分析想象力点亮中国史思维——柯文不仅向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西方学者提供了示范，也为中国历史研究者们提供了探索本国丰富历史以至世界各地历史的新方法。他这段自我发现的旅程，为历史学科带来启迪。

 ——王赓武

（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

不仅是一本回忆录，还是一部20世纪史学简史和历史哲学著作。

——豆瓣五星书评

本书目录

图片目录 / ix

中文版前言 / xi

致谢 / xiii

序言 / 1

第一章 开端 / 11

第二章 王韬：清末变革之法 / 39

第三章 下一步：《在中国发现历史》 / 57

第四章 《在中国发现历史》：幕后故事 / 75

第五章 中国中心观的局限 / 97

第六章 多重过去：《历史三调》 / 113

第七章 《历史三调》：研究、写作、出版过程 / 133

第八章 从义和团到越王勾践：意料之外 / 167

第九章 局内人与局外人问题：《与历史对话》 / 189

第十章 故事的力量：《历史与大众记忆》 / 213

第十一章 当时与现在：两重历史 / 235

附录：作者著作 / 257

注释 / 265

索引 / 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