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中国这个经济巨擘与形形色色的非洲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商业贸易在当代出现了明显的高潮，这使得普通民众及信息不充分的学者可能认为这种现象完全是最近才出现的。然而，汉学家们尤其是历史学家们，在差不多一个世纪前就已经认识到这种古老的商业联系。1947年，开创学者戴闻达（Jan Julius Lodewijk Duyvendak，1889—1954）在伦敦大学发表一系列突破性的演讲。1949年，他将其中的两篇演讲命名为“中国发现非洲”，首先向西方学术界报告了早期中国与非洲大陆东部各沿海“王国”首次交往的情况。令人惊讶的是，关于中国对非洲的认知，戴闻达的探索迅速成为公认的历史知识，许多权威学者回应并支持了他的那些新观点。著名学者谢和耐（Jacques Gernet）就是其中显著的例子，这说明学者们相信中非之间的古老联系。1969年，谢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1250—1276）》中总结道，在13世纪以前，每年都有大型航海帆船“在季风季节定期往来于中国、东印度群岛、印度、非洲东海岸和中东的主要岛屿”。

然而，尽管这种共识让我们相信中非之间确实有过接触。但多年过去，关于中非初次交往的具体情况仍然模糊不清。中国最早的海上航行发生在当时已知世界的地理尽头，其细节错综复杂，我们对中国访问东非海域沿岸情况的认知仍然不足。理论上，中非之间的这些重要接触很可能在12世纪末和13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了。证实它们发生的方法稍显推测和间接性，但即便如此，仍可为我们所用。

一方面，第一个但不是唯一的证明方法来自考古方面。19世纪末以来，东非海岸沿线的遗址陆续出土了大量中国生产的手工艺品，发现范围“从北部的阿依扎布（Aydhab，今埃及与苏丹接壤处）到南部的马蓬古布韦区域（Mapungubwe，位于沙希河与林波波河的交汇处）”。在这些确凿的发现中，瓷器碎片尤其是灰绿色的中国青瓷，与宋代的钱币掺杂在一起，其中明代以来的青花瓷碎片占主导地位。在曾经完整的船只遗骸中，瓷器碎片通常与年代更早的中国钱币混杂在一起。发掘者有时以某种常规方式从东非沿岸挖掘出土了最早可追溯到唐朝（618—907）的一些中国钱币。到目前为止，研究人员一直在猜测这些钱币的数量，这是一个令人着迷且有争议的问题。

另一方面，要准确解释这些唐代和宋代的中国钱币如何从其生产地远距离运到东非沿海地区，仍然是一个挑战。即使今天，我们的主要解释方法还是模糊猜测，就像最初的发现者们一样。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知识没有进步。对我们而言，上述考古发现最重要的一点，可能是通过发掘，能够恢复或重现中非首次接触的原动力。我们发现，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贸易一直是推动这一进程的动力。

为了更好地了解中非贸易的根源并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笔者努力对已确知的有关中国贸易动态的内容进行重构，尤其是关于9世纪至14世纪的东非“国家”与中国的贸易。这一时间段涵盖北宋及南宋并延伸至元代。通过细致理性的分析，至少部分解释了中国与东非贸易的性质和特征。在广泛的文化交流中，我们所关注的实际上是与货物有关的问题，按照对本研究的重要性排序，这些问题是：中国和东非之间的商品贸易何时开始，又是如何进行直接贸易的？中国人交易的是什么商品，这些商品如何从非洲大陆中获取？除常用产品外，在贸易中成为商品的人，他们是从哪里又是如何直接出口到中国的？在接下来的研究中，贸易的直接性是潜在的主题，其答案向来是最难以捉摸的。简而言之，在15世纪著名的郑和远航之前，无须中介的贸易有所发展，那么中国和东非之间的货物流通有多直接呢？

一  交易始于何时？

历史学家张铁生在其大作《中非交通史初探》中写道：

尽管张铁生告诉我们，中国人在中世纪进入东非，是从事当地新兴贸易中的后来者，但他并未直接估计中国人到达东非的最晚时间。不过他正确指出问题的答案都源于中国人的意识中何时出现非洲这一概念。

张铁生指出，当代一些中国学者提到中国古代文献已经模糊、零星地提及非洲。例如，3世纪鱼豢所著《魏略》提到了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被称为乌迟散。还有人认为8世纪中叶的《经行记》中首次出现关于非洲的传闻。该书由被俘的旅行者杜环所撰，现已失传。虽然这些模糊记载使人好奇，但事实上在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人关于非洲的任何记载在现存的原始资料中都没有可靠的、可引用的文本确证。

与大多数现代学者一样，张铁生认为有关中国人对非洲的了解，最早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很可能是唐代段成式（803—863）的观察记录，他有一段重要且独一的描述。此外，我们发现这段保存下来的中国对非洲的记载确实具有地理上的特殊性，因为它所指的是一个今天认为已是非洲大陆东北“角”的区域——一个名为“拨拔力”的地方，即现在的柏培拉，索马里北部沿海的大部分地区。关于这个遥远的地方，段成式的描述异常生动：

段成式对非洲没有第一手了解，他是如何获得有关信息的，也引发大量猜测。但从他的描述中至少知道9世纪初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对非洲某个地区和人民的印象。非洲人被认为是或极有可能是野蛮的，这其中包含有幻想的元素。但最吸引我们的是发现记录中符合现实的元素。后来中国人比段成式的知识更为丰富，并且与当地人的直接接触更为深入。这种一致性明显体现在段成式关于拨拔力居民与伊朗商人接触的描述中，伊朗商人早于中国商人从非洲人身上获利，如有必要，他们不惜牺牲非洲人的利益。

段成式描述的地方明显是在非洲，其重要性至少还体现在这是最早的中文记载。令人惊讶的是，段成式的记载完成于850—860年，而在他之后长达三个半世纪里再也没有出现过其他有关非洲的文字记载。类似的记载再次出现时，记载的是同一个地方。我们再次找到了柏培拉——这次是弼琶啰，出自著名贸易官员赵汝适（1170—1231）的《诸蕃志》，该书不晚于1226年写成，其中写道：

从贸易方面看，赵汝适对柏培拉的描述无疑与大约三个半世纪前段成式的描述相符。我们发现这个东非国家的物产范围现已远不止“只有象牙和龙涎香”，而这在很久以前吸引伊朗商人来此。

段成式和赵汝适关于柏培拉的不同记录存在着巨大的时间差，这涉及一个关键的问题：在这期间的几个世纪里，中国对柏培拉或其他东非国家的直接了解到底有多少？13世纪元朝期间，马可·波罗（1254—1324）首次访问繁荣的泉州港（也被称作刺桐），历史学家苏基朗（Billy K.L.So）注意到那时主要的海外市场“在现代的东南亚、印度南部、波斯湾、阿拉伯和非洲东海岸”。曾任泉州市舶司提举官员的赵汝适从未去过柏培拉，但可以想见他在任职过程中监督过许多流动商人的活动。因此我们可以谨慎地假设，大约在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的某个时候，要么是中国的帆船，要么是阿拉伯或伊朗的船只，载着中国船员在非洲东北海岸的某个地方首次登陆。从那时起，中非贸易变得直接，而此前中非贸易只能通过阿拉伯人进行。

二  交易商品有哪些？

正如前述张铁生所言，中国与东非贸易之初，“象牙、香料和黄金”是最强有力的诱因。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些诱因中，没有哪个比象牙更能催化和推动双方的初期贸易。象牙作为帝王宫殿的用材，在中国和其他东亚、南亚国家的需求量很大，但中国居于首位。然而，无论人们对象牙的渴求有多强烈，在最初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非洲的象牙只能通过阿拉伯的船只间接流入中国。到了晚唐时期，这些船只在中国东南沿海的贸易蓬勃发展。张铁生进一步明确了早期象牙贸易的间接性，他主要根据阿拉伯旅行家兼作家马苏德（Masoud，卒于956年）的一手报道，指出“十世纪的印度和中国都需要东非的象牙，而当时阿曼确实是东非和中国之间的转运站”。

各种香料也是早期中国与东非贸易的主要商品。鉴于香料在烹饪等方面的普遍应用，可以假设，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地方，东非的香料比象牙具有更广阔的需求市场。与象牙一样，香料最初只能通过转运和外国商人的船运到中国，阿曼再次成为中转站。但从唐宋开始，这些香料就与东非海岸以及现在的索马里国家有着密切联系。用流行的话说，索马里的Qadan（我们所熟悉的“非洲之角”的角尖），曾经被称作“香料角”，在唐宋的个别著作中都提到了索马里（称为中理，指的是其东南沿海），且集中记述该地区香料的生产、品种和优点。

在同一时期，贵金属黄金也是中国与东非初期贸易的强劲动力。不过，它作为一种受欢迎的产品，需要从非洲的东北海岸运输到东南海岸。黄金很可能产自现在的津巴布韦，但当时贸易中心在索法拉港，位于今莫桑比克中东部海岸，从马达加斯加大岛向西横跨莫桑比克海峡大约600英里（约965公里）（下图）。大约在700年，索马里的商人和海员建立了索法拉，早在915年阿拉伯商人就频繁光顾此地，随后波斯商人也来到了这里。因此，在贸易开始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在交易的主要商品中，东非的黄金无疑通过间接方式到达中国人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