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发现,在当时德意志人的内心深处,藏着无边的恐惧,总觉得身边的人别有用心,想加害自己,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自己如此优秀、进取、智慧,生活却总是不得意?这种内心体验,与德国在崛起时遭遇的竞争与挫折,形成共振。
1945年,美国担心德国战败后,希特勒易装逃走,下令战略情报局制作希特勒可能的易装照,最后由纽约著名化妆师埃迪·森兹完成。这些照片曾发给一线部队,方便辨认。阴谋论已经成为21世纪早期的标志。在世界的很多地方,社会精英的话语中已经充斥着阴谋论思想,阴谋论成了重大政治运动的宣传口号……为了赢得利益或权力,某些人利用曾被标榜为民主工具的互联网,宣传彻头彻尾充斥着阴谋论的假新闻,以此来操控大众……我们的文化中充斥着阴谋论。当代著名学者约瑟夫·乌辛斯基如是说,对阴谋论提出了尖锐批评。在相当时期,阴谋论被视为理性不完全、心理不健康、环境不理性的产物,通过教育、文化、争议等手段,即可有效遏制它。沒想到,随着社会进步,在全球化、互联网、思想超市等推动下,阴谋论反而卷土重来。其中较著名的有:美国政府事先知道“9·11”恐怖袭击事件,却故意让它发生。在今天,不论在穷国还是在富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不论性别与年龄,不论社会地位与收入状况,不论言论是否自主……阴谋论者所占比例均差不多(或者说,未呈现出明显的社会学特征)。这意味着,人类还没找到应对阴谋论的办法。在阴谋论的喧嚣中,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1990年,美国作家迈克·戈德温发现,在线讨论时间越长,参与者提到希特勒的可能性就越大。该发现被称为“戈德温定律”,于2012年被《牛津英语词典》收录。提出“戈德温定律”的迈克·戈德温,他还是一名律师,曾任维基媒体基金会的总法律顾问。
“戈德温定律”揭示出模因(相对于基因而言,模因指文化信息传递进化的模型)对人类行为的惊人影响力。只要阴谋论的思维习惯和操作手段仍在,则纳粹式灾难仍有可能卷土重来,下一次集体悲剧正走在呼啸而来的路上。于是,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J·埃文斯的这本《阴谋论中的希特勒:第三帝国与偏执想象》(甲骨文·反水投注网站
)便显得难能可贵。埃文斯指出,纳粹之所以能让一个以理性著称的民族陷入癫狂,将无数平民变成屠杀犹太人的刽子手,关键就在于,希特勒是一个标准的阴谋论者,第三帝国是一个建立在系统阴谋论和事件阴谋论之上的政权。正因依靠阴谋论,希特勒才能迅速上台,纳粹才得到德国民众支持,第三帝国才实现了严密统治……只是命运早将一切馈赠都标上了价格,希特勒自以为能操纵阴谋论,结果却被阴谋论操纵。希特勒编造的阴谋论至今仍在,他自己也成了许多阴谋论的主角。本书不纠结于阴谋论的理论研讨,而是通过5个重大历史事件,具体呈现阴谋论的产生机制、推广机制、影响力和反噬效果。既澄清了历史真相,又有醒脑之功。在本书中,埃文斯未拿出对抗阴谋论的有效秘方。不过,2021年有学者发现,“戈德温定律”在Reddit(国外某社交新闻平台)上无效。战胜阴谋论,已现曙光。
理查德·J.埃文斯,曾任剑桥大学历史学讲座教授、剑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等,当代顶尖历史学家之一,因学术上的杰出贡献,2012年被英国皇室授予爵位。他的代表作《揭秘第三帝国》在英国销量达25万。
《阴谋论中的希特勒:第三帝国与偏执想象》一书的不足之处在于,理论探讨部分较薄弱,本文参引其他书籍和文章,略加补充。《阴谋论中的希特勒:第三帝国与偏执想象》,作者:(英)理查德·J·埃文斯,甲骨文·反水投注网站
。2022年1月出版。阴谋论又称“无证据的理论”,指在其他解释可能更正确的情况下,将事件解释成邪恶集团的密谋。阴谋论不是阴谋,有时没有清晰受益方,阴谋论者会同时接受两种以上的阴谋论,即使二者结论完全相反。人人都可能成为阴谋论者,因为阴谋论植根于人性的三个缺点之上:恐惧。来自法国的一个民意调查表明,大约6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能掌控自己的生活,这意味着,大约40%的受访者认为,外在力量决定着他们的生存。信任丧失。现代人普遍处于信任丧失的状态中,信任源于有效交往,全球化将个体推入更陌生化的世界中,来自法国的民调表明,表示“不信任”的受访者约占30%,表示“信任”的仅13%,约70%的受访者认为“与别人打交道时。怎么谨慎都不为过”。归因需要。人类天然喜欢探索未知世界,寻求现象背后的答案。当心理出现需求,理性却无法满足时,就会走向阴谋论。比如希特勒,他的隐秘意愿是统治世界,但无法公开,便将其投射到对方身上,认为犹太人想统治世界,从而卸下了心理包袱。在现实中,经常能见到这样的现象:粗鲁的人无法忍受别人粗鲁,傲慢的人总觉得别人傲慢,邪恶的人坚信人人都邪恶……都属于心理投射。一旦沉入阴谋论,便很难反省。从统计看,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很少相信阴谋论,受教育程度稍高的人热衷于阴谋论,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远离阴谋论。所以,阴谋论者常把怀疑自己观点的人,视为受教育程度不够。更麻烦的是,阴谋论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它给人以虚幻的道德满足感。阴谋论是一种合理性,不需实证,一旦接受它,往往把它当成认识一切事物的“思想方法”,这让世界变得更简单了,也更可把握了,各种知识似乎都成了“活的知识”,从而极大地调动起个体的激情。正如美国学者波特所说:“一种思想本身是没有什么力量的,只有在具备了支持它的情感以及神秘主义基础之后,它才会发挥作用。”在阴谋论者看来,不相信阴谋论的人是不道德的,既无理性,也无激情。事实上,确凿知识来自实践,需严格定义、反复验证、审慎判断,接受专业训练后,才能掌握。阴谋论者则不同,他们任性地跨越不同专业,根据“想当然”定论。他们通过将推理过程模糊化,圆“万法归宗”“抓住本质”“举一反三”之梦。在人类历史上,各民族都曾借口“顿悟”“天启”“灵感”之名,创造出各种“做人的学问”“永恒真理”“必然如此”“大智慧”,这是滋生阴谋论的沃土。希特勒发现,在当时德意志人的内心深处,藏着无边的恐惧,总觉得身边的人别有用心,想加害自己,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自己如此优秀、进取、智慧,生活却总是不得意?这种内心体验,与德国在崛起时遭遇的竞争与挫折,形成共振。希特勒是一个“邪恶的天才”,他将这种集体恐惧改造成了杀人武器。当希特勒流浪在维也纳街头,靠卖手绘明信片谋生时,他常去犹太富翁开设的福利机构过夜,3个犹太流浪汉成了希特勒的下线,这让希特勒能专心于“艺术创作”。希特勒曾说,最喜欢犹太人,因为他们“什么都敢干”。希特勒早年靠画建筑题材的明信片,廉价卖给旅游者谋生,这些画大多模仿自别人的作品。
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受欧洲反犹主义影响。从十字军东征屠杀犹太人,到15世纪末西班牙驱逐犹太人,积累成漫长的负面传统。然而,历史上从没有谁,能像希特勒这么极端、这么残忍——二战期间,欧洲70%的犹太人被杀害,总数超600万,其中100万以上是儿童。著名学者杰弗里 · 赫夫在《德意志公敌》一书中指出:希特勒的屠杀大大超过历史上反犹主义的边界,不能将此视为历史必然。 赫夫认为,真正左右希特勒的,是阴谋论。1903年,《锡安长老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在俄国出版,仅80页,据说是1897年巴塞尔(今属瑞士)召开的首届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的会议记录,是犹太人征服世界的详细计划书。《锡安长老议定书》在俄国首版时的封面。
《议定书》建议,为统治全世界,将安插300名犹太长老到各地,大力宣扬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煽动阶级仇恨,挑起战争,发动革命,并腐化青少年,使他们沉迷于性生活和娱乐中,不愿工作,让各国政府丧失民心。这300名犹太长老都是共济会成员,将密切协作,集体行动。共济会本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成立的一个小规模社团组织,几年后便解散了,其成员并不都是犹太人。至于《议定书》,其中内容大量摘自1864年法国作家莫里斯·若利的《地狱对话》,那是一本讽刺小说,通过虚拟孟德斯鸠与马基雅维利对话,抨击拿破仑三世的独裁。剽窃者通过“洗稿”,将不同段落拼接起来,“魔改”成一本反犹的书。法国作家莫里斯·若利,他的代表作即《地狱对话》。
直到1920年,《议定书》才在德国出版,当年便重印5次,销量达12万册。到1933年,已出了33版。希特勒本人可能没读过《议定书》,在他的1.6万册私人藏书中,找不到它。希特勒对《议定书》的了解,可能来自戈培尔,后者曾认真阅读过。《议定书》抄袭了好几本书,原作者使用的语言都不一样,致《议定书》前后逻辑混乱,舛错极多,不难辨伪。1920年,德国作家奥托·弗里德里希专门写了一本书,题为《锡安贤达:伪造之书》,试图厘清真相。英国记者沃尔夫也在《泰晤士报》上连发三文,直斥《议定书》之伪,后结集出版,第一版就销了5000册。然而,“谣言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历史多次证明:及时、专业的辟谣有时作用不大。阴谋论被接受,因为人们希望它是真的。这种希望,支撑着阴谋论的再生产。其实,纳粹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等人一开始就知道《议定书》是假的,但对他们来说,这根本无关紧要。对纳粹分子来说,“它(《议定书》)是一部与历史无关的‘图腾咒语式文献’,而不是批判性解读”。在纳粹的会议上,《议定书》被反复引用。1937年,戈培尔依据《议定书》,宣称犹太人是“全世界的敌人、文明的毁灭者、人民的寄生虫、混乱之子、邪恶的化身、腐烂的催化剂和导致人类堕落的魔鬼”。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分子已进入密不透风的意识形态之茧中,听不得任何不同的声音。在他们看来,“消灭”犹太人反而变成保护德意志民族、保护欧洲文化的“自卫战争”。其实,当时德国犹太人的实力远没想象的那么强大,大银行家中几乎没有犹太人。找不到犹太人颠覆国家、统治世界的证据,反而强化了阴谋论,希特勒和他的手下坚信:一定有证据,只是犹太势力太强大,很好地掩盖了这些证据而已。历史学家格怀尔将这种心态概括为“隐藏之手的信徒”,他说:只有严格遵守“隐藏之手”的法则,他们才能读书读报,或去电影院看电影……不过“隐藏之手”简直无所不能。它策划了法国大革命、爱尔兰起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它还策划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并执着地操控着巨额融资。“二战”结束后,纳粹高级头目泽列夫斯基承认:“纳粹认为犹太人是一个组织严密的群体,但令人震惊的事实是,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组织。”希特勒之所以落入《议定书》的阴谋论中,因为他此前已落入另一个阴谋论中:“一战”后,德国出现了“背后捅刀论”——德军并没输给敌人,而是输给了自己人,没有后方的那些叛徒,德国本应取得胜利。“背后捅刀论”能流行,因德国媒体上刊登的都是好消息,直到1918年,德国媒体还在大肆吹嘘德军的胜利。此时德军陷入守势,却被写成“又一次瓦解了敌人的进攻”。随着俄罗斯退出“一战”,东线德军调往西线,总司令鲁登道夫决定在1918年3月21日发动总攻,直捣巴黎,可到7月时,德军白白损失了100万精兵,战线反而后退了。随着美军加入欧洲战场,鲁登道夫明白:德国已无力抵抗。1918年10月1日,鲁登道夫提醒德国政府,前线“随时可能崩溃”。德国宣布投降时,德军还占领着别国的许多土地,大多数德国百姓对战争的残酷缺乏亲身体验。鲁登道夫是德军名将,在“一战”的东线战场上成功打败俄军。调到西线后,鲁登道夫犯下一系列错误,导致德军最终战败。战后鲁登道夫千方百计推卸责任,把自己装扮成英雄、受难者,为了东山再起,不惜与纳粹沆瀣一气,被称为“第一个纳粹”。
鲁登道夫当然知道,如果不是他莽撞的反攻计划,德军本有机会。只是以他的智商,短时期内编不出太像样的借口。战后接受法庭调查时,兴登堡元帅出庭作证,他事先找了个教授写发言稿,他只负责背诵:“如果军队和后方能精诚团结的话,这场战争我们本可以取得最终成功。”这句模棱两可的话,是“背后捅刀”论的测试版。测试版很快升级为正式版。据鲁登道夫回忆,一次他和英国驻柏林军事代表团团长马尔科姆用餐,马尔科姆问他,当初为什么觉得德国已经输掉了战争。鲁登道夫照例批评了一番德国政府,以及前线没得到后方支持之类。马尔科姆问:“你是不是想告诉我,将军,你们被从背后捅了刀子?”听到“背后捅刀”这么精彩的文案,鲁登道夫双眼放光,激动地喊道:“没错!他们从背后给我们捅了刀子!”这段对话多半是鲁登道夫编的,要么就是他记错了人,他和马尔科姆不熟,没一起吃过饭。“背后捅刀”还有一个来源,瑞士一家报纸在英国将军莫里斯的专访稿中,认为莫里斯说了这样的话:“一支没有人民支持的军队是打不了仗的,德国人民的勇气已经耗尽……在德国军方看来,这意味着承认这样一种共识,即平民大众从背后捅了刀子。”1922年7月,莫里斯看到报道后,立刻声明:“我从未表达过这种观点,即战争结果是由德国人民在德军背后捅刀子造成的。”莫里斯强调,德军选择投降,无疑是在军事上遭受了彻底的、决定性的失败。然而,谁发明的“背后捅刀”论,这个说法对不对,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掩盖了鲁登道夫的无能,安抚了不服气的德国军部,给在艰难生活中挣扎的德国百姓带去希望。大家都愿意接受“背后捅刀”论,所以很快就有了升级版:捅刀的不再是笼统的德国人民,而是犹太人。为给升级版找证据,反犹主义者发明了这样的“事实”:“一战”中,犹太人都拒绝当兵,勉强进入军队,也只干后勤,远离战场,德国每阵亡一名犹太士兵,就有300名非犹太士兵阵亡。可德国军方的统计是:“一战”中,德国共有10万犹太人参军,80%在前线,1.2万人战死,3.5万人立过战功。军方知道真相,却不愿站出来澄清事实,听任各媒体歪曲报道。少数媒体说出了真相,作用也不大,反犹分子布吕厄掷地有声地反驳道:如今,犹太媒体试图反驳“背后捅刀言论”,这是徒劳的。你们证实不了,也反驳不了任何东西。有一个事实是每个德国人已经融入血液的:普鲁士主义与英雄主义是不可分割的,正如犹太教与失败主义是孪生兄弟一样……德意志人必然充满阳刚之气,犹太人肯定柔弱不堪、奴颜媚骨,这已经成为德国人民愈发笃信的一种直觉。就此而言,任何正反两方的“证据”都是徒劳的,即便有十万犹太人为祖国牺牲。阴谋论者最不喜欢证据,在他们看来,说出真相就是挑衅。纳粹还有一个损招,动辄罗列犹太高层人物榜单,证明犹太人正掌控世界。德国共产党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莱文等经常上榜,他们根本就不是犹太人。但辩解是无效的,阴谋论者们立刻回怼:“他们确实没有犹太血统,但他们是精神上的犹太人。”1933年2月27日晚9点10分,名为马里努斯·范德吕伯的荷兰共产党员砸碎窗玻璃,进入德国议会大厦纵火。这就是影响历史的“国会纵火案”。纳粹分子汉夫施滕格尔打电话给戈培尔,要他通知希特勒,戈培尔说:“别闹了,普茨(汉夫施滕格尔的外号),这一点儿也不好笑。”汉夫施滕格尔说不是玩笑,戈培尔说:“我不想再听你这些老掉牙的笑话了,快去睡觉吧,晚安!”然后就挂了电话。图中人物即马里努斯·范德吕伯。本书作者认为,他独自一人烧毁了德国的国会大厦,并未受任何人指使,此前他有好几次纵火记录。
几天前,戈培尔为逗希特勒开心,曾打电话捉弄过汉夫施滕格尔。终于澄清误会,希特勒驱车到火灾现场后,对记者说:“上帝保佑,这是共产党干的,你正在见证德国历史上一个伟大时代的开端,这场火就是开端。”此时纳粹已掌权,得票数和德国共产党差不多,即将进行的选举中,难说鹿死谁手。希特勒的这段发言让人浮想联翩。希特勒以纵火的名义,将几位共产党人送上被告席,但纳粹拿不出证据。审判季米特洛夫时,纳粹二号人物戈林出庭作证,对方一连串反诘,让他狼狈不堪。据媒体报道:戈林咆哮道:“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让你来控告的。”戈林:“在我看来,你是一个早该被吊死的混蛋、骗子。”此时,宾格尔法官打断了季米特洛夫的讲话,再次指责他进行共产党宣传,压根没有驳斥戈林一句。季米特洛夫想再问几个问题,但法官命令他坐下。季米特洛夫最后问道:“议长先生(格林当时担任德国国会议长),你害怕我的问题吧?”戈林再次大发雷霆,说道:“你才该害怕呢,只要你离开法庭,我就会把你抓起来,你这个骗子!”德国法官判范德吕伯死刑,因证据不足,季米特洛夫等人被无罪释放。有趣的是,希特勒栽赃德国共产党的阴谋论破产后,出现了反向阴谋论,人们普遍认为,国会大厦是希特勒派人烧的,因为他是该事件的最大获益者。谁获益最多,谁就是背后的阴谋主使,这是阴谋论者常见的定罪方法。此外还有两个“证据”,戈林办公室与国会大厦之间,确有一条地下通道。此外,只凭范德吕伯,不太可能烧掉整座大厦。严格来说,后者并非证据,而是合理推断。如果范德吕伯一直在奔跑放火,完全能烧掉整座大厦,他被抓时,确实是气喘吁吁的。至于前者,只是“半证据”,因地下通道设计如迷宫,要过多道铁门,戈林没钥匙,就算有,也难保不迷路。范德吕伯都能砸碎窗玻璃进入大厦,纳粹的纵火者们又何必费力不讨好地钻地道呢?阴谋论者们始终解释不了,纳粹为什么会派范德吕伯烧国会大厦?他是个新手,刚到德国不久,性格过激,且打工时眼睛被石灰烧伤过,视力差。本书作者认为,真相可能很简单,范德吕伯是独自纵火的,他想报复社会。改变历史的重大事件常常是偶然发生的,背后未必有什么大阴谋。“二战”后,德国公众不愿接受简单解释,千方百计牵扯出希特勒,因为他们急于摆脱自己曾拥护希特勒的负罪感。让希特勒参与更多阴谋的潜台词是,大家都被希特勒骗过,那么,我因被骗而作恶的那点事,也就不算什么了。杰弗里·赫夫曾说:“历史不是阴谋的产物,政治事件充满了偶然性;这一洞见虽常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却是一个历史学家对这种最致命的意识形态毒药所能开出的最重要的解药。”在人的意识中,都有一种偏执——不愿接受偶然,希望一切都有“理由”。因为我们缺乏勇气,面对不了“我是无知的”这一事实,这给了阴谋论趁虚而入的机会。社会心理学表明,当人类试图在随机事件中寻找规律时,很容易将各种随机事件联系起来,我们不仅想看到期待的结果,还想看到自己想要的联系。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希特勒上台前,德国舆论环境尚可,希特勒上台后几周,约2000名德国记者被逮捕、解雇或流放。1933到1945年间,纳粹给媒体下了7.5万条指令,推动了阴谋论的普及。1941年5月10日,纳粹第二号人物赫斯突然驾飞机逃到英国,要求面见汉密尔顿公爵,并提出德英和平方案。赫斯出生于埃及,曾在慕尼黑大学学习,“一战”中立功并受伤,战后加入纳粹,参加了啤酒馆暴动,与希特勒一起被关进监狱。赫斯是《我的奋斗》的执笔人,在这本书中,并没提到《议定书》。出狱后,赫斯任希特勒的秘书,后被任命为副元首。赫斯被认为是纳粹高官中少有的廉洁者,颇得民望,图为晚年的赫斯仍被关押在英国监狱中。
赫斯喜欢开飞机,因为太危险,希特勒下令空军禁止赫斯驾驶飞机。赫斯驾驶的是Me-110重型战斗机,油箱小,无法从德国飞到英国,且此时英德多次空战,德机靠近英国领空,必遭英军拦截。然而,赫斯奇迹般地突破了希特勒的禁令,偷偷在飞机上加了两个副油箱,并躲过英军几次拦截,当赫斯见到自己不熟悉的汉密尔顿公爵时,游离于政坛之外的公爵困惑地说:“你找我干什么呢?”赫斯的行为过于反常,使他成为各种阴谋论的主角。直到今天,仍有许多人坚信,是希特勒派赫斯去英国媾和的,只是没能成功,希特勒不账了。赫斯在英国监狱中待了40多年,93岁时自杀而亡。在此期间,他拒绝透露任何信息,让阴谋论者们痴迷。理查德·J.埃文斯认为,解释赫斯的举动,没必要诉诸复杂的阴谋论,从常情常理判断即可。飞英国前,赫斯在纳粹中的地位突然下降,成了三号人物,接班人也被悄悄换成戈林,此时赫斯已无法接触核心机密,比如入侵俄国的巴巴罗萨计划,赫斯完全不知情。赫斯认为,要夺回自己的位置,只有立下奇功,如果能与英国媾和,使德军免于两线作战的危局,就足以重获希特勒的信任。赫斯的计划太草率,只因汉密尔顿公爵也是军人,还是明星飞行员,曾创造多项纪录,便认为他有“男子汉气概”,是合适的谈判对象。赫斯交给英方的媾和方案混乱不堪,毫无可行性。加入纳粹后后,赫斯沉迷于占星术、巫术、等,体现出阴谋论对人类理性精神的侵蚀。至于希特勒,在柏林陷落前,于1945年4月30日自杀,并下令亲信和侍卫焚毁他的尸体,以免落入敌人手中。多位目击证人留下了记录,细节相互契合。此外,在被焚毁的尸体中,牙齿仍存,经牙医确认,确属希特勒。多重证据之下,“希特勒并没死,而是逃走了”之类谣言依然长期流传,最像真的一则是:柏林陷落后,两艘德国潜艇到了阿根廷,被当地政府收留,希特勒就在潜艇上。确有两艘德国潜艇到了阿根廷,但艇上军官表示,只装载了一些雪茄烟,并无其他。有人反驳说,这批雪茄是希特勒专用的,恰好证明希特勒在潜艇上。其实,希特勒不抽烟,且不允许任何人当他的面抽烟。根据希特勒还活着的传闻,作家们写出许多优秀作品,如《邪恶同盟:纳粹与神秘学的历史》《绳梯:苏联间谍、纳粹牧师和希特勒的失踪》《搜捕希特勒》《希特勒的替身》《二战编年史:希特勒与纳粹在柏林、阿根廷》《1945—1985年希特勒的阿根廷访客》《不明飞行物:纳粹的秘密武器?》……在这些作品中,也包括电影《希特勒回来了》等佳作。道德焦虑之外,希特勒正成为文化代表,是“恶”“反人类”“大屠杀”等的代言人,这体现出阴谋论的另一个特征:娱乐性。理性已无法给人带来快乐和利益,随着个体空间不断被压缩,阴谋论给人们提供了一种近于审美的快感——你可以创造新的解释方式,建构全新的世界,它与你相关,并放大你的自我。成为阴谋论者,则除了被动适应生活之外,还能主动扭曲生活。这么大的诱惑,谁能挡得住?《信奉阴谋论的原因》,作者:(法)让—布鲁诺·勒纳尔,《第欧根尼》,2016年12月15日,第129页—第143页。《德意志公敌》,作者:(美)杰弗里·赫夫,译林出版社,2019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阴谋论信念的产生机制——社会认知视角的三种解释》,作者:茆家焱、郭永玉、杨沈龙,《心理科学》2021年第1期,第169页—第175页《犹太世界阴谋论与反犹大屠杀成因新探》,作者:黄柳建,《世界历史评论》2021年第1期,第275页—第289页阴谋论中的希特勒
第三帝国与偏执想象
[英] 理查德·J. 埃文斯(Richard J. Evans)著
袁鑫 译
2022年1月出版/65.00元
ISBN 978-7-5201-9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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