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古珠考》（Ancient Egyptian Beads）是夏鼐先生（1910～1985）于20世纪40年代在英国伦敦大学师从格兰威尔（S.Glanville）攻读博士学位时于194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但由于历史原因，这部水准极高的研究古埃及珠子的专著在皮特里博物馆与伦敦大学学院图书馆被束之高阁长达七十余年。直到2014年由反水投注网站 与斯普林格（Springer）出版社合作才正式出版了本书英文版，国内外学界始得以关注该书，紧接着该书的阿拉伯文版也正式出版。2020年正值夏鼐先生诞辰110周年，本书中译本终于在颜海英教授与田天、刘子信两位博士的努力下得以付梓，正式面向国内读者。

夏鼐先生是我国考古学界的一代大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考古工作的指导者与组织者，他也是自1822年埃及学诞生起，我国的第一位埃及学家。可以说他在新中国考古学领域的成就，与他早年研究埃及学的经历有很深的关联。这也是在时隔七十余年后这本《埃及古珠考》再现于学界与大众面前的一个原因。

一 夏鼐先生早年的学术志向

夏鼐先生1934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在同年10月上旬考取了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考古学部的留学资格。1935年夏季更改为前往英国学习考古学，起初他在考特奥德艺术学院师从沃尔特·叶兹学习中国美术史，而该学院更注重对艺术史的研究，几乎没有考古发掘的训练。在思考一段时间之后，他认为这样仅仅是为了一个“洋学位”而读书与他想要博采众长以充实当时中国考古学领域的研究的初衷不符。于是他做了调整，从史前考古学、希腊罗马考古学以及埃及考古学之间选择了埃及考古作为自己未来的研究方向。他认为中国考古学研究更需要借鉴埃及考古学，以埃及考古学为先范。而且当时的日本考古学界同样也受到埃及考古学的影响，夏鼐先生更希望与日本的同行进行学术上的竞赛。这也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国学人的民族自尊心。正如他寄给时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信件所言：“生以为中国将来之考古学，必须以埃及考古学之规模为先范，故中国之考古学界，必须有一人熟悉埃及考古学，以其发掘技术及研究方法，多可借镜。日本考古学界之泰斗滨田青陵，从前即在此间学习埃及考古学，吾国考古学至少须以日人为竞赛对象。”

1936年4月夏鼐先生正式踏入了埃及学的研究领域，就学期间大量阅读考古学界的最新著述。同时夏鼐先生大量地阅读古埃及历史、语言、宗教方面的著作，在短短不到一年半的时间便修完了相关课程并且熟练掌握了埃及语，在语言的学习上曾让至今仍有影响的埃及语权威伽德纳尔（Gardiner）刮目相看。同时夏鼐先生也认为研究考古学需要有人类学的基础，便广泛涉猎人类学的书籍，从自己的所学来思考以后的中国考古学科的发展，这体现了夏鼐先生卓越的学术眼光与非凡的学术志向：“关于文化的起源、变迁等，须有一规模较大的理论在后面，始能把握住考古学材料的意义。现在中国谈考古学的，还多以19世纪后半叶的人类学为根据，斯宾塞、泰勒的‘均变论’（Uniformistic Evolutionism），尚极盛行，实则将来须费一番肃清的工作。然后再专就实证，以建立中国的上古史。考古学在学术界的地位，并不很高，但是治上古史，考古学是占中心的地位，尤其是中国现下的上古史界情形，旧的传说渐被推翻，而新的传说又逐渐出现，与旧的传说是一丘之貉，都是出于书斋中书生的想像，假使中国政治社会稍为安定，考古学的工作实大有可为也。”

二 仍不过时的成就

1937年到1938年，夏鼐先生先后参与了埃及的阿尔曼特（Armant）遗址与巴勒斯坦的杜维尔（Tell Duweir）遗址的考古发掘，回到伦敦之后确定了以埃及古珠研究作为自己的博士研究项目。这是一个站在当时考古学前沿的选题。当时埃及考古结束了西方探险家与早期考古学界的破坏性挖掘阶段，进入了科学发掘的时期。皮特里（Flinders Petrie）与莱斯纳（G.A.Reisner）二人的方法与理论对当时的埃及考古学影响巨大，稍早的时候皮特里从他研究的陶器入手，翔实记录了陶器准确的出土地点，以及同时出土的其他文物的信息，以此提出了著名的顺序年代法（Sequence Dating），发掘出土的遗存为人类活动与物质生产的年代排序提供了可靠依据，这一方法对考古学的影响十分深远。夏鼐先生的研究自然也深受此影响，他的研究对象是当时伦敦大学皮特里博物馆所收藏的皮特里等人在埃及发掘出的大量串珠，这是一批年代非常清晰的材料。他也使用与参考了阿什莫林博物馆收藏的串珠与他在埃及参加考古实习时所掌握的开罗国家博物馆内的相关材料。

尽管皮特里对珠子的考古学意义评价非常高，“珠子和陶器是考古学研究的字母表”，但这个鲜有人涉及的课题难度极大。夏鼐先生所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作为装饰物与随葬品的珠子在古埃及物质文化社会中最为常见，且数目庞大。因其具有装饰物的特征常常会出现被传承多个时期的状况，并且由于其体积小，在容易躲过历史上无数盗墓者洗劫的同时，也更容易沉入其他地层而干扰对其他地层年代的断代。考古工作者也不容易分辨这些珠子是当时的产物还是一些扰入（intrusion）的珠子或者是沿用较早的珠子。当时的学界也基于以上困难对珠子研究抱有疑问，夏鼐先生在注意到这些质疑的同时，通过细致的情况分析与足够谨慎的研究，比如通过观察其使用与磨损痕迹来分辨沿用下来的珠子，以及以足够翔实的发掘报告为依据来排除“扰入”的情况，证明珠子是可以用来进行断代的。

基于这样的分析与考察，夏鼐先生以皮特里与布伦顿（Guy Brunton）的完整的墓地记录法为基础，对史前时期（这里严谨的分期方法使得《埃及古珠考》避免使用“前王朝”而使用了“铜石并用时代”等各种文化的具体名称）至罗马时期的埃及串珠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与分类，共整理了1760套索引卡片。他参照布伦顿的方案设计了这些卡片，登记每串珠子的登记号、出土单位、年代、用途、参考文献、评注、线图与照片号这8项信息，并且记录同一串珠子上的各类珠子的形状、穿孔类型、颜色、材质、装饰与数量。并且在后文中交代了对各类珠子的每一种记录所采用的依据，涉及计量、表色法、工艺制作等内容，这样的整理因有着科学实证的依据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他提议以材料与工艺为依据对串珠进行分类，这得到了当时已退休的皮特里的赞扬。

《埃及古珠考》的第二部分是珠子的工艺制作技术，着重介绍了珠子的类型、制作方式与装饰方法。分别介绍了玻璃珠、石珠、塑材珠、金属珠与其他类的珠子，比如骨、珊瑚、象牙、树脂湖泊、芦苇、蛋壳等类型。第三部分是分类与图谱，他对当时珠子研究分类的贝克系统、恩格尔巴赫系统、莱斯纳系统以及容克分别做了相关的评述，指出了其中的不足，并且随后提出了新的分类系统，按照材质将珠子划分为7个“群”，下有若干“族”“种”等类目。在图谱的编制方法上与皮特里对陶器图谱相比对，按照类型编排，以线图页和登记页的方式构成整个图谱。第四部分则是编年的研究，夏鼐先生在这一章的内容中深入统计了从史前到罗马时期各个时代的珠子的材料、类型、装饰等信息。尽管深受皮特里的影响，但是他并不迷信皮特里，而是参考与挖掘出的珠子同时代的其他物件从而进行断代。如后期埃及时代出土的“蜻蜓眼分层玻璃珠”，夏鼐先生分析了与其中GD27b与GD27d类型的蜻蜓眼玻璃珠，皮特里将其划入第23王朝时期（前8世纪），但与其共存的发掘物却确是一枚生锈的铜币，古埃及本土政权不使用货币，这无疑是波斯时期甚至更晚的托勒密的遗存。而且在美杜姆地区（Meydum）的墓葬中也出土了分层蜻蜓玻璃珠，其共同存在物为一个乌扎特眼睛护身符，这就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波斯墓地中相继出土的乌扎特眼护身符相吻合。夏鼐先生从而准确地判断出这些蜻蜓眼玻璃珠年代应在第26王朝（前7世纪）及以后，修正了皮特里等人划分此物属于第23王朝的结论。

《埃及古珠考》全面地覆盖了古埃及的珠子，细致严谨的分类与科学的方法的使用，使它极富有参考价值，至今仍远未过时。正如埃及学家史蒂芬·夸克（Stephen Quirke）所言：“夏鼐教授的博士论文太成功，让伦敦其他学者望而却步，他们不想花一生精力重复这项工作。没有人再进行这项研究。”埃及珠饰尽管随着考古的不断发现而逐渐增加，但是我们对它的认识仍然跳不出夏鼐先生研究的范畴。

三 传统之间的古珠

中国自20世纪30年代起至今也累计出土了将近上千件蜻蜓眼玻璃珠，其所属年代上到西周下至两汉甚至六朝时期。赵德云在其《中国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研究》一文中详细地对这些从外部传入或者本土仿造其工艺与样式制成的蜻蜓眼玻璃珠进行了分类，并且讨论了其传入中国的路径。他所分类的Aa型珠子被称作“同心圆纹珠”，部分的形状样式高度特征与夏鼐先生用以修正皮特里断代的分层蜻蜓眼珠相吻合，这类珠子也是最早进入我国的一批蜻蜓眼珠，时代不早于西周中期，大部分出现在春秋晚期。这些珠子的传入过程则是从黑海沿岸出发，通过欧亚草原，进入新疆，或者从蒙古高原再到内蒙古、山西，传入内地。这些地方也均发掘出过蜻蜓眼玻璃珠。蜻蜓眼玻璃珠的东传很可能是斯基泰人活跃的结果，他们曾在公元前7世纪大举入侵过西亚地区，可能经过商贸或者战争掠夺，蜻蜓眼玻璃珠就这样传入。这些也印证了夏鼐先生对蜻蜓眼玻璃珠的断代是准确清晰的。

珠饰不仅仅体现了财富，更体现了古埃及人的宗教信仰，更多体现了一种审美情趣和艺术的价值。它常伴人类现世的生活，并且提供终极关怀。珠饰也是古代社会中高级文化的产物，是对帝王与贵族身份地位的一种表达，夏鼐先生在对埃及古王国的串珠的分析中提及了埃及贵族拉霍太普（Rahetep）雕像上刻画的珠饰。曾在古埃及“神秘知识”与“礼制”（decorum）方面做出突破研究的埃及学家贝恩斯，在他的研究中就提及了该雕像脖颈上的珠饰，他认为该物乃是表示魔法与当时“精英”身份地位的，是一种“礼制”的体现，并且随时间在贵族与国王的雕像中不断地变换。在我国古代有“隋侯之珠”的典故，该典故常与“和氏璧”一同被提及，可见古代的士人对珠饰价值的认可。珠饰也在传统文化中被当作高雅之物而不断地传承。夏鼐先生选择埃及的古珠进行研究，可能也有这种传统文化的感召在内，毕竟便携又精致的珠子带给人的是一种具有生命力的亲切感。小小的珠饰体现了夏鼐先生在求学时期希望借鉴埃及考古的范式，谋求中国考古事业长远发展的学术志向与广阔视野，也凝结了夏鼐先生归国后为我国考古事业长达三十年的呕心沥血的贡献。夏鼐先生用《埃及古珠考》一书，完成了一次古代埃及与中华文化之间的跨越时空的交流与对话，将中国人的思考与视野同西方现代的方法论相结合，使两种文明下的审美观念得以相互交流融通，这对当下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

（本文选自《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1年上卷/总第24卷）》）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1年上卷（总第24卷）设立“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一百周年”“中国古代史学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外国史学研究”“影像史学研究”“历史文献学研究”等栏目，刊发25篇文章。

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一百周年，本卷特辟了纪念专栏，发表有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论文三篇。周文玖的《略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的阶段性》，鸟瞰式地回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并做出阶段性划分，指出各阶段的主要特点。王舒琳的《近代今文经学与郭沫若的史学》论述了近代今文经学对郭沫若史学的影响，一定意义上说明今文经学是促进中国史学现代转型的重要动力之一。张杰的《〈社会进化史〉的理论溯源及史学价值》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该书比较系统地阐释了人类社会发展动因、发展规律和发展方向，以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历史现象，在唯物史观与历史学的结合上作了初步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