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上率先告别中世纪而开启近代化的国家，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建构在西方具有典型的标本意义，素来为学界所关注。自19世纪末的“牛津学派”以来，西方不少钟情于宪政主义的史家，惯于采取“结果驱动”、以今度古的学术取向，将英国这一变革的“宪政”根脉追溯到中世纪，强调议会对王权的限制，甚至夸大“议会主权”。这一学理模式的流风余韵至今仍旧萦绕于史坛。诸多史实表明，这一学理模式虽并非不经之谈，却难以证立。作为王权的统治机构，中世纪的英国议会虽然有限制王权的功能，却受到王权的有力操控。

英国议会萌生之后，在14世纪迅速发展，逐渐分设“上议院”（House of Lords）与“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议事。上议院成员由世俗与教会贵族组成，被称为“议会贵族”（parliamentary peerage）。下议院由各郡骑士代表与各城市民代表组成，被称为“下议院议员”（commons）。两院虽然分设，但在重要议题上需相互沟通，达成共识。在封建等级依附体制下，上议院地位高于下议院，拥有部分立法权、司法审判权，其成员多参与军政要务，身份显赫，单独接受国王的议会召集令，且在议会解散后，还须留下继续与国王议政。不过，因王国政府财政费用要向社会征调，需要地方等级代表支持，下议院的地位也就开始凸显，逐渐取得税收批准权和部分立法权。下议院“议长”（speaker）这一要职不久也问世，负责主持下议院的讨论与意见表达。但下议院议员群体的地位、身份仍难与上议院议员相比，对他们的召集令是颁发给郡守转达的，且议会一结束便须离会。

随着议会的建构，英国国王开始以“议会君主”（king in parliament）的身份进行统治。按照议会规制，国王在处理包括税收、立法等要政时，不能像以往那样在王廷臣僚的建议下做个人决断，而须与议会商讨议决。同时，议会贵族将议会作为拓展权益、制约国王的平台，地方等级代表亦以参与议会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从制度上看，王权的确受到限制，但实际情况则不然。国王为巩固统治，不断采取措施操控议会，以解决王权与议会的权益纷争与博弈，强化议会与王权的政治合作。

这一时期，英国议会召开的议题、地点、时间皆由国王决定，一般每年举行一次，议会召开前，由国王颁令告之举行会议的议题、地点与日期。议会多在伦敦西敏寺举行，但为方便也会选择其他地点。对一些无故缺会者，则要处以罚金以示惩戒。参与上议院的议会贵族，其身份并非固定不变，更不能由其家族世袭，而是由国王在贵族群体中随机性地挑选，国王还时常擢用位卑而效忠的“新人”来取代桀骜不驯乃至反叛的贵族。

每逢议会召开，国王如无特殊情况都要率领“御前会议”（king’s council）出席，成为议会运作的权力轴心，被史家称为“议会之中御前会议的君主”（king in his council in parliament）。耐人寻味的是，“御前会议”的成员既包括国王的重要大臣与官员，还有部分出席上议院的“议会贵族”。由此，在议会举行期间，在上、下两院之外，还存在一个国王的“大会议”（great council），它由“御前会议”与部分“议会贵族”以及吏员、地方代表等组成，被认为是“加强版”的御前会议，负责按国王旨意安排会议，是国王直接操控议会的一个机构。国王的重要臣僚中书令、国库长、内府总管都是这一“大会议”的成员，在组织、主持议会上作用凸显，被看作“议会运转的发起者与参与者”。

王权操控议会还表现在征税上。这一时期爆发的英法百年战争需要筹措巨额军费，但通过议会征税面临着传统与制度的限制。长期以来，按照封建原则，“国王应靠自己过活”（king should live on his own），即依靠王领收入和宗主的封建收益来维持王室开支。但官僚政府运转与军费筹集，使国王必定要突破这一原则征税，此举也不时导致臣民的质疑和抵制。议会形成后，下议院逐渐获得税收批准权。为限制国王专权，下议院提出以国王接受地方陈情、革除弊政作为批准征税的前提。罗马法传播过来后，其“涉及所有人的事务应当被所有人批准”（what touches all must be approved by all）的条文与封建原则开始融合，为议会反对国王独断征税提供了法律依据。1348年，下议院要求把接受处理地方陈情、弊政作为批准税收的前提，由此形成“先纠正，后供给”（redress before supply）的原则。另外，蒙上基督教“王权神授”光环的国王，强调其神命权威涉及各个方面而不容抗拒，有权征税。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罗马法中有关公民对国家经济支助的“必要性”概念，对君主财政权提供了重要的法理支撑而为国王援用。由此，国王常常借此法理表明为“公共利益”征税的迫切性，宣称臣民有义务为国王提供所需财政支助，议会应批准税收而不能拒绝。在战争频仍的严峻形势下，议会也就基本上采取支持王权征税的基本立场，国王也通过协商乃至妥协来成功实现征税。除了征调“间接税”外，历代国王还获得终身征调“羊毛补助金”的权力，由此而获得丰厚财源。仅以“羊毛补助金”为例，爱德华三世在1353～1354年获得113400镑，1355年一年则达到89000镑。其他税收也不断征调。理查德二世冲龄即位后，为支持王权，议会于1379年、1380年两次批准征收“人头税”，分别为19304镑、44843镑。在此期间，议会还先后以支助战争为名，两次批准征收动产税，分别为75629镑、56721镑。

1399年兰开斯特王朝建立后，由于新朝合法性颇受质疑，国王对议会多有妥协，由此获得议会对征税的支持。亨利四世在其为王的9次议会中，所提出的8次征税要求都获得议会的允准。当然其中的一次在1406年的“长期议会”上遇见争执，但国王以拖延会议会期半年多的方法，最终迫使议会同意征税。在征税问题上，议会对国王的支持固然与国王的协商、操控有关，但也是出于对王权强大攸关王国整体利益的考量。对此，有的西方史家认定“议会的基本态度并非抵制，而是合理的合作（reasonable co-operation）”，故而支持王权征税。据统计，在百年战争期间召开的90次议会中，只有18次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授权征税。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前不少地方显贵任意抵制国王征税不同，在议会批准征税后，国王的法庭就能强迫逃税者履行纳税义务，否则就动用法律严惩。由此，国王的税调获得制度化渠道与强制性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