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年的美国，尽管钢铁产量早超过了英国、德国的总和，人均产值已是英国的五倍，经济总量跃升世界第一，但相对于世界领先的德国大学，“学术自由”在其大学仍然是一个新奇的理念（a novel concept）。作为比较，自一八五○年普鲁士宪法规定“科学与教学应该享有自由”，德国大学教授享有与军人同等的崇高社会地位，薪酬也是欧洲（也是世界上）最丰厚的。虽然大学经费由国家财政拨付，但院长和校长由全体教授选举产生，教育部无法插手干预。待遇优渥的德国大学教授作为真理的探索者、发现者和传播者，不必过于担心学术研究和教学“迥异时俗”而遭到打压。然而，此时美国大学却受到董事会的严格控制，一旦教授的学术观点触怒权力人士，立刻就会遭到严词训诫，乃至无情解聘。一八八六年、一八九四年、一八九五年、一八九七年，康奈尔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芝加哥大学、布朗大学接连发生因为教授的学术观点而受到董事会指控和解聘的事件。再至一九○○年，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教授罗斯（Edward A. Ross，1866-1951）又因为公开发表批判性言论而遭到校方的解聘。

罗斯虽被认为是美国社会学的开创者之一，但在转向社会学之前，却受的是经济学的训练。他曾在德国柏林大学有过一段访学经历，回国后于一八九一年取得了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学位。此时还处在美国历史上唯一用贬称而被铭记的“镀金时代”（Gilded Age），在经济快速增长的金光闪闪的表层之下，个人私欲极度膨胀，政治腐败，道德沦丧。具体说来，一方面，那些被称为“强盗贵族”，如钢铁大亨卡内基、铁路大亨范德比尔特、石油大亨洛克菲勒和银行大亨摩根等人，出身寒微，白手起家，凭着敏锐的商业头脑，在混乱无序的市场上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他们垄断市场、操纵价格、贿赂议员，攫夺了大量“每个毛孔都沾满了血滴”的不义之财。另一方面，在新兴工商业大都市里，到处可见垃圾遍地、疾病丛生的贫民窟。一八八○年，由于工厂事故率远远超过欧洲，全美有四分之一的男性工人活不到四十四岁。工厂主很少或几乎不为工人的伤亡事故承担法律责任。因为法律把避免事故的责任转嫁到工人身上，工厂主称，如果认为工作有危险的话，工人们完全可以辞职不干。正如卡内基的年收入约是普通工人的两万倍，一八九○年代的全国总财富的四分之一由百分之一的最上层家庭占有。

出生于爱荷华农场、八岁时就成为孤儿的罗斯，同这一由垄断自由资本主导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格格不入。他最初学的是法律，因不甘心终生埋首于诉讼琐事，转向可能更利于推进济世利民变革的经济学。他在欧洲游学时看到欧陆工人组织了强有力的工会，通过工人运动在制定工资标准、工作环境、利润分配等环节上，积极参与工厂的重大经济决策。他希望资本主义变得人性化、法制化一些，并认为美国工会力量太弱的原因是每年涌入数以万计的亚洲新华移民。罗斯的矛头主要对准参与西部铁路修筑的华人移民，说他们甘愿拿着极低的薪酬，不仅使得劳动价格无法增加，还阻碍了工人运动的发展。的确，雇主们更乐意雇用这些人。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语言和宗教信仰，他们很难被社会主义者们鼓动而参与到争取各种权益的工人运动之中。一九○○年五月七日，罗斯发表公开演说，鼓吹限制华人新移民入境。他援引那个时代颇为风行的优生学理论，称华人新移民有着塔糖样的脑袋，满月形的圆脸和鹅嘴般的鼻子，每一张脸都有些不对劲，粗鄙、呆板、猥琐和丑陋，是一个可以通过科学方法证明在遗传特征上“不可能成为美国好公民的低等种族”。

斯坦福大学创办于一八八五年，由其时加州铁路大王并担任过该州州长的斯坦福夫妇为纪念在意大利游历时染病去世的十三岁儿子所捐赠。一八九三年，斯坦福先生不幸病逝，斯坦福夫人成了大学的唯一理事。斯坦福夫人出生于纽约州的首府奥尔巴尼城（Albany）一个木板商的家庭，在七个孩子中排行第三，深受父亲的宠爱。当她还是孩子时，父亲领着她参观了自己捐资创办的孤儿收容院，从小就被植入了坚定的基督教信仰。斯坦福先生去世之后，遗产因涉及一大笔政府贷款而被冻结，再加上一八九三年的经济衰落，大学一度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斯坦福夫人大力缩减开支，想方设法筹款，不惜出售维持生活的铁路股票，咬着牙坚持将大学继续办下去。最窘迫之时，校长乔丹（David Starr Jordan，1851-1931）从她手上拿到颇费周折筹到的五百美元，连夜走遍校园将之分发给那些急需的教授们。一八九七年，斯坦福夫人专程前往伦敦，试图在维多利亚女王六十周年的庆典上出售所藏珠宝，只是因为经济低迷而没有找到合适的买主。一八九八年，被政府冻结的斯坦福先生遗产解冻，大学窘迫的经济状况得到缓解。在度过这段最艰难的日子之后，乔丹校长深怀感激地说：“这所大学的生死命运，全系于一位善良夫人的慈爱。”

与那个时代很多富裕家庭的年轻女性一样，斯坦福夫人虽曾短暂就读于女校，但主要是从家庭中受到教育，并不知道一所现代意义上的研究型大学该如何治理。她接手学校管理之后，极力推动开办机械工艺教学，试图将车间和木工商店设为主要课程。此外，她禁止艺术课上的裸体素描，不准任何车辆在校园内行驶。她理想中的大学，就像南北内战前的新英格兰家长式的老板所建立起的模范棉纺厂，由一排排小农舍组成，每间房子住二十余名学生、一名住校教师，营造家一样的氛围，监控每个学生的起居、交游和娱乐。当然，她也不允许被认为是异端观点的存在。一八九八年，她在一个晚间宗教集会上听了某位颇受公众欢迎的政治学教授的演讲，不顾已是晚间十点，径直前往校长乔丹家。此时，乔丹已经就寝。斯坦福夫人坚持要他起床，到楼下听她的陈述及将此教授即行解聘的决定。再至一九○○年五月的罗斯演说发表之后，斯坦福夫人义愤填膺。不仅因为她的丈夫斯坦福先生的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就是依靠雇用大量廉价、勤奋、温顺的华工获取暴利，而且她的一批房产也是在华人仆人的英勇护卫下方幸免于被沙暴摧毁。斯坦福夫人认为罗斯的演讲是对大学的粗鲁冒犯，要求乔丹校长尽快将之解聘。

这让乔丹校长颇感为难。因为不同于从来不是专业学者的斯坦福夫人，乔丹就读于康奈尔、巴特勒和印第安纳大学，毕业后担任了印第安纳大学的动物学教授，清楚地知道现代意义上的研究型大学的核心价值就是学术自由。一八八五年，年仅三十五岁的乔丹被聘为首任印第安纳大学校长，也是全美最年轻的大学校长。他以康奈尔大学为典范，积极推行博雅课程，反对机械式地听课和死记硬背的传统授课方法，强调动手实验和给予学生选课自由权。一八九一年三月，在康奈尔大学校长怀特（Andrew Dickson White，1832-1918）的推荐下，乔丹被斯坦福夫妇聘为斯坦福大学校长。乔丹六月就任，大学预期九月开学，没有人看好这所在西部蛮荒建立起来的大学。纽约的报纸预言：由于招收不到学生，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们将在大理石教室里面对空板凳讲课”。为了顺利开学，乔丹几乎把自己的学术圈子搬到了斯坦福。最初聘请的二十位教授中，有十五位来自印第安纳和康奈尔。结果是预计招收二百五十名新生，实际招收四百六十五名，其中三分之二来自加州以外。乔丹的治校理念，也作为斯坦福至今的正式校训，是一句德文格言“Die Luft der Freiheit weht”，意指“让自由之风劲吹”。正是由于没有任何宗教的教派色彩、免费入学、男女合校、教授博雅课程，致使斯坦福很快跻身于美国最重要的研究型大学之一。

乔丹也信奉优生学，同样认为应当限制亚洲新移民入境，并主张进行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对罗斯向来欣赏有加。一八九二年，罗斯接受了康奈尔提供的助理教授职位，年薪二千五百美元。翌年，乔丹以年薪三千五百美元的薪酬，将罗斯“挖”到了斯坦福的经济学系。不料，情绪激昂的罗斯“口无遮拦”，一八九四年支持罢工，一八九五年支持银本位制度，主张将旧金山私营的有轨电车等市政设施收归公有，均让拥有大量罢工工厂及有轨电车股份的斯坦福夫人大为不满。为了保护罗斯，平息斯坦福夫人的怒气，乔丹将其从经济学系调到社会学系，并给予训诫意义的试用聘书。一八九七年，乔丹又发派罗斯到欧洲学术休假一年，使之暂时离开这块是非之地。一九○○年五月七日的演讲之后，乔丹多次致函斯坦福夫人，恳请宽容大度、网开一面。五月二十一日，固执己见的斯坦福夫人致函乔丹，同意宽限六个月，让罗斯在这段时间里找份工作悄悄地离开。接下来的日子，乔丹为罗斯的新教职煞费苦心地联系哈佛、芝加哥、康奈尔和威斯康星，但都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直到十月一日，乔丹仍致函在欧洲旅行的斯坦福夫人，希望事情能够有回旋的余地。

然而，斯坦福夫人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督教理念出发，认为罗斯作为一名斯坦福的教授，不该夸大人种之间的差别，从而给那些最拙劣和最卑鄙的社会主义者以可乘之机。她的回信说：“罗斯不值得信赖，他必须离开”（Ross cannot be trusted，and he should go）。那个时代的美国还没有永久教职制度，大学教授岗位一年一聘。颇为绅士的乔丹打心眼里不赞成解聘罗斯，本可用辞职表示抗议，但为了不让斯坦福夫人痛心和难堪，也不愿意自己呕心沥血的大学再次陷入经济困境——他选择了委曲求全来保住这所大学，却没有忠于作为研究型大学核心理念的学术自由。与之不同，在德国大学游学过的罗斯没有放过此次机会，乘势将自己塑造为一个争取学术自由的斗士和殉道者。十一月十二日，在收到解聘通知的第二天，罗斯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向报纸公开了自己被迫离职的来龙去脉。罗斯不无夸张地将结怨于斯坦福夫人的原因归结为两个主题：一是反对亚洲新移民，这正迎合了底层工人，尤其是白人工人的种族优越心理；二是将市政设施的公有化，这又正迎合了声称为了美国国家利益，必须限制自由资本无限扩张的政治精英们的主张。翌日（十三日）几乎所有的美国报纸都报道了此事。此前不曾被公众所知的罗斯一夜之间在全美家喻户晓。报纸上压倒性的文字将罗斯塑造成一名遵从学术良知，按照科学方法，与傲慢自大的垄断资本做不懈抗争的十字军教授（crusading professor）。

这在美国大学争取学术自由的历史中被称为“罗斯事件”（Ross Affair，Ross Cases），受到公众舆论铺天盖地批评的是斯坦福夫人。她被描绘成一个拥有太多权力、刚愎自用的富有老太太，在过去的垄断资本扩张中大发横财的既得利益者。报纸刊登了罗斯的声明之后，大学创办之时被乔丹招募也是他最器重的同人之一，曾在德、法留过学的历史教授霍华德（George E.Howard，1849-1928）第二天在课堂上公开指责校方侵犯学术自由的不当行为。这又传到斯坦福夫人那里。十二月四日，她致函乔丹，要求霍华德做出诚恳的自然也是有伤自尊的道歉，从而遭到霍华德的断然拒绝。乔丹校长再不想追究了，然斯坦福夫人不依不饶、步步紧逼。一九○一年一月十二日，霍华德得到通知，要么道歉，要么辞职。霍华德选择了后者，这在校内引起了骚动，连带共有七位教授主动辞职。当然，同时还有三十四名教授签署了公开声明，支持校长解聘罗斯的职务。乔丹与罗斯翻脸，愤怒地指责其背信弃义，缺乏绅士风度，并强调解聘事件只是由于罗斯不适宜在斯坦福教学，与作为研究型大学核心理念的学术自由无关。不过，在其后举行的美国大学协会会议上，斯坦福大学副校长布兰（John C.Branner，1850-1922）试图再做辩护，得到的却是听众不信任的讥笑。哈佛校长评论，尽管布兰的辩护“有些部分很聪明，通篇都很勇敢，但是不够体面，也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斯坦福的声誉受到严重诋毁，同人之间出现了相互对立，是此次事件的最大受害方，然被解聘的罗斯、霍华德等人倒没有多少损失。他们离开斯坦福之后，随即得到内布拉斯加大学的教职，校长安德鲁（E.Benjamin Andrews，1844-1917）几年前也曾因学术观点而被解聘。一九○○年十二月，美国经济学联合会第十三届年会在底特律举行，与会的三四十名经济学家决议就“罗斯事件”成立调查委员会。作为一个象征性的姿态，委员会后来公布的调查报告并不具有任何实质性的约束意义。用密歇根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亚当斯（Henry Carter Adams，1851-1921）的话说：“仅仅是为了向美国劳动人民声明，这个国家的经济学家没有全部都被收买。”再至一九○二年，被视为“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杜威就美国的学术自由发表专题文章。杜威指出其时美国大学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的快速发展，持进步主义理念（progressivism）的教授们追随欧洲，试图通过实地调查、收集数据、建立模型和撰写报告等一系列科学方法，批评社会和推进各项改革。杜威说，相对属于自然科学的数学、天文学、物理学或化学等，人文和社会科学更易受到权力的打压，争取学术自由的意义更为重大。杜威呼吁成立一个捍卫学术自由的团体：“这是科学团体意识的增长，是真理团结感的增长。对于真理肌体任何一个部分的任何一种损伤，都是对于整个有机体的攻击。”

一个标志性事件是，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纽约成立了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AAUP）。在这一过程中起重要穿针引线作用的是在当年斯坦福大学的“罗斯事件”中主动辞职的七教授之一的洛夫乔伊（Arthur O.Lovejoy，1873-1962）。他在离开斯坦福之后，本想回母校哈佛，校方却不愿意聘用这位公认的惹是生非之人（a known troublemaker）。洛夫乔伊不得已先后在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密苏苏里大学担任临时教职，一九一三年才得到霍普金斯大学的正式教职。到了这所按照德国模式创办也是其时美国最著名的研究型大学之后，洛夫乔伊成功说服了该校的十七位全职教授，联名邀请另外一些顶尖研究型大学的同人，讨论成立一个争取学术自由的联合体并很快得到了积极回应。在AAUP成立的那天，来自全美六十个大学、学院和学术机构的八百六十七位教授与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者投票选举杜威成为首任主席，并同意以AAUP的名义发表一份关于学术自由的声明。撰写这份声明的十三位教授中十二位来自人文和社会科学，八位曾在德国大学留过学。

尽管德国大学的学术自由受到高度推崇，但AAUP发表的这份关于学术自由的声明有着与之不同的美国特色。其时德国是一个专制国家，没有多少公民意义上的政治自由，受到保护和尊重的学术自由，只是体现于大学校园之内的专业研究和教学。况且德国教授沉迷于研究对象的纯粹形式，如法则、规律、原理，不太屑于关注研究对象的功能、效用和收益。就像后来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中，强调学术不是派发神圣价值或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而是通过高度专业化的科学研究，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韦伯坚定地认为，教授在课堂教学中应秉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不应把带有自己价值立场的政治观念灌输给“被迫保持缄默”的学生。然而，AAUP期望在美国实现的学术自由有两点不同：一是不涉及学生选择课程、课堂的学术自由；二是除确保教授在大学校园内拥有教学和研究的自由之外，还增加了教授通过专业知识，在校园之外进行社会批判和推动社会变革的学术自由。这与德国大学在校园之内的学术自由多少有点“离经叛道”（deviation）之意。原因在于其时美国教授的学术自由受到的打压和摧残，都是在校园之外对公众发表了让当权者不快的言论，而非在校园之内的教学和研究。AAUP的主旨是想让大学尽可能成为一个知识“不可侵犯的避难所”（an inviolable refuge）。

重要的是，这一走出校园之外的学术自由，绝非针对某个教授个人，而是面向不受限制地探索真理、发现真理和传播真理的教授职业群体。AAUP的声明郑重指出：作为学者个人虽不拥有绝对的学术自由；但思想自由、探索自由、讨论自由和表达自由是“这些作为学术职业的绝对自由，是本原则的声明所要坚持的”。再就教授个人而言，AAUP的声明强调：享有的学术自由是有条件的，其前提是必须遵循科学研究的方法和精神。面对公众，他不应信口开河，不随个人感情好恶，尽可能尊重他人，自律、自重和自尊，并实事求是地发表研究结论。他必须尽可能避免草率的或未经核实的夸大其词、过度的或耸人听闻的表达方式，恪守科学、实事求是的原则。一位教授滥用这一特权将是罪过，应当牢记公众会以他的研究来评论其职业和所任职的大学，故应该自我约束和自我克制。学术自由受到的唯一限制是在科学规范和学科纪律方面，能否被相同研究领域里的同人（colleagues in the discipline）检验和确认。

AAUP期望为新的探索、新的发现、新的思想不受打压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自成立以来矢志确立不会被当政者随意解聘的永久教职制度（tenure system）。鉴于教授是绅士（其时教授没有女性），AAUP避免将自己定位于学界的警察、法官、陪审团，其推崇的行动方式是有节制的协商、对话、沟通和共享，而不是情绪化的谴责、批评和组织群情激奋的公众抗争。从实际效果来看，尽管在AAUP成立初期，教授因学术观点而被训诫和解聘的事件不断发生，但随着AAUP作为一个由教授组成的共同职业、共同目标和共同命运的压力集团，不断发布事件的追踪调查报告，多次与涉事校方进行正式/非正式、公开/私下的协商，结果是教授们的学术自由受到愈来愈多的尊重和保护。以一向愤世嫉俗的罗斯为例，一九○六年被威斯康星大学聘为社会学的讲座教授。一九一○年，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高曼（Emma Goldman，1869-1940）访问该校和做系列公开演讲，罗斯虽没有出席演讲，但在课堂上鼓励学生们前往聆听并散播无政府主义观念。愤怒的董事会同样想立即将他解聘，此时已投鼠忌器，在校长的坚决抵制之下，罗斯最终保住了教职。一九一七年罗斯访问俄国，回国后大力赞颂布尔什维克的血腥革命，敦促美国政府承认新兴的苏维埃俄国。再至一九三五年，他在课堂上鼓吹应容忍讲授共产主义，虽然收到了教授会任命的调查委员会的一纸批评，却没有了学校官方的正式干预和制裁。就AAUP矢志确立的永久教职制度来看，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至一九四五年的二战后业已被几乎所有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接受。不过，只要存在着权力，自由总是会受到侵犯而不完整。这里且不论美国大学每年发生若干因触忤“政治正确”而遭受权力打压的案例，就以AAUP于二○○五年公布的数字而言，全美学术机构还有百分之四十八的教师是兼职，没有永久教职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八，从而致使学术自由在今天的美国大学还是一个需要不断提及、不断讨论和不断争取的美好愿景。

写于201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