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取消农业税”、“小农社会化”、“城乡一体化”、“互联网+三农”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的实施，使我国农村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也使乡村治理面临着全新压力和未知的挑战。如何应对当前社会面临的全新的压力和未知的挑战，已经成为各级管理者和社会大众高度关注的社会难点问题和热点话题。

回溯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乡村社会的变迁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进程，其间的变化复杂纷繁。但是，最近一百多年的乡村改变，可能既是空前也可能是绝后的大变革时期。在历史的长河里，可能不会再有如此这般剧烈的变革，发生如此这般丰富的事件，从而使整个乡村社会的特性发生着如此剧烈的变化。甘阳曾问道：“乡土中国的这场巨大变迁将会为华夏子孙带来什么样的新的基层生活共同体？什么样的社会组织和网络？什么样的‘日常生活结构’？”甘阳之问的确让我们难以回答但不能回避，唯有真实地面对和理性地思考才能找到些许的答案，当然答案的正确与否也唯有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来证明。

就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历程的一般特性而论，乡村社会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多变的衍化过程，其间的变化特征虽各有不同，但依然可以做出相应的总结。为此，国内政治学者徐勇教授将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特性浓缩为四个字：“散”“统”“分”“合”。他认为，“散”是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第一个特征。“在中国，农村经济的基本组织形式是一家一户分散生产的小农经济。‘家’是社会的基本生产和生活单位。即使是缺少土地的农民，在人身上也是相对自由的，自我生产，自我消费，自给自足。如老子所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各家之间，各村之间缺乏内在的经济文化联系，即缺乏组织性，农村社会呈‘一盘散沙’状态。”“统”是我国社会进入20世纪后的突出特征。进入20世纪后的中国，如何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成为其最紧迫任务。为达到这一目的，国家行政权力开始下沉，从‘王权止于县政’到在县以下建立国家政权。但是，由于内外原因，国民党的统治是以对农民强制剥夺为代价的，这种高成本的统治不仅没有达到整合农民的目的，反而激起农民反抗，共产党就是利用这一条件争取到革命胜利的。共产党的重大成就就是在历史上第一次将亿万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整体。革命胜利后，党乘势而为，适应农民的互助合作要求，开展集体化运动，最后形成人民公社体制。”

人民公社体制的突出特点就是“统”——“一大二公”。“大”体现为人民公社的规模比之前搞的农村合作社大，并让人们产生越大越好的心理。“公”体现为一是人民公社与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合二为一（即政社合一）；二是农民把原来私有的自留地、家畜家禽、家庭副业交给公社所有；三是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建立公共食堂等。农民（社员）实行统一生产，统一劳动，统一分配，一度甚至统一消费。家不再是基本生产单位，农民被紧紧地吸附于国家—集体组织。

然而，城乡二元体制对农民所形成的巨大社会屏障，让他们不能享受国家赋予的与城市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他们就只能从土地中寻找自己的生存希望，他们对统一性集体的背离由此发生，“分”的属性正是出现在“统”的高度发达之后。因此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并从最贫穷的地方启动。

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农村改革的基本特点就是‘分’，分田到户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在此基础上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实行‘政社分开’；农民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和自主权，因此出现了社会分化；乡村财政上的统收统支改为分级包干；农民重新以家为单位，分户经营。‘分’的重要社会后果是家重新成为基本生产和生活单位，户成为交纳税费的基本单元。传统的‘家—户主义’意识再次萌生。当然，由于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村庄集体所有制和村成为自治共同体，使农民仍然保持与村庄集体一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联系，这是与传统‘家—户主义’的背景所不同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和村民自治的进入以及农民的自由流动，唤起农民个体的权利意识，并冲击着传统的亲缘集体主义纽带”。

“合”即农民在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化过程。传统的“以家户为单位的生产组织难以抵御自然、市场和社会等多重风险，个体主义必然造成乡村社会的离散化。为此，乡村社会将进入一个由分化到整合的阶段”。这表现为以下三点。

一是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市场化。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市场化将农民与外部、全球市场紧密联系起来，市场化使农民不仅受自然风险、村庄精英影响，而且受外部市场影响。不确定因素与传统生产方式相比增加了许多，这完全不同于传统小农时代和农村人民公社时期，甚至不同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农民的收益不再完全取决于村庄内部的因素，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整个社会的外部因素。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农民已经不能远离市场力量的控制。

二是农民交往的货币化。在传统的乡村社会里，农民之间以互惠、人情、换工的方式进行交往，不以货币为计量单位，也就是说农民之间是不需要货币交换的，社会交往主要根据礼俗、家庭伦理、儒家传统进行，村庄也充分利用这三者进行自我管理。但在进入市场经济社会后，农民之间的交往规则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儒家文化和宗族伦理日渐式微，礼俗简化，而农民之间的交往更多地融入了货币和市场因素的影响。

三是农民劳动力配置的外部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大多数农民能够自由择业，他们受生存压力、货币压力、发展压力的影响，纷纷外出务工和从事商业经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人户分离人口2.98亿；流动人口2.53亿”。农民不再固守家乡的那一小片土地和那一栋简朴的房屋，而更多地开始流动在异地他乡打工赚钱。因此，他们从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到建立事业、实现理想，都深深地融入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之中。世外桃源、独善其身的生活状态已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不相融合，也无法融合。在全国范围内的农村，基本上呈现出相同的社会趋势，即融入经济体制改革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洪流之中。当然，地域广阔的中国农村，仍然呈现出发展的多样性和特殊性，我国西部特别是巴蜀地区的社会发展就具有自己特有的属性。

在绪论中，本书讨论了相关问题的研究背景及问题缘起；对核心概念的内涵做出了明确界定；厘清了乡村治理单元的选择；综述了“乡村治理”研究的知识图谱与研究进路；强调了本书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在第一章中，讨论了一个乡村“产权改革”的地方性自治试验——“六权同确”的运行过程及其产生的社会效应，它不仅仅关涉到从法律和制度层面对村民的权利进行确认与保障，也不仅仅是为现代农村社会的后续发展提供有效的资源保护，而且关涉到对乡村传统规则的传承与分解、对乡邻亲情和友情的维系与伤害，让村民在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小农状态下，真实地面对关乎利益取舍的人性检验和价值选择，由此引发村民与村民之间、村民与村干部之间、村民与基层政府之间、村民与整个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通过一个西部乡村产权改革的自治试验，一些村民暴露出某种劣根性，使我们认识到乡村自治进程的步履艰辛，也看到我国社会改革任重道远。第二章探讨了“乡村社会信任”在现代性的国家、村庄地方性知识、市场经济规则、社会化小农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迷失与重构。通过参与式观察，思考双村村民在日常行为中如何选择性地运用“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合作型信任”，这些信任类型如何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方式。由此可以发现，三种信任类型在现代乡村社会中并不是绝对分割与孤立的，而是相互交叉与融合，且在不同的背景下为不同个体所利用，并各自发挥其特殊的作用。第三章讨论了31户农村空巢老人家庭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保障所面临的种种困境，特别是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和社会养老措施的缺失，使农村空巢老人们的生活陷入一种无所依赖、无所适从的状态，从而强烈要求和促使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共同承担养老这一不可推卸的责任。要解决这一特殊群体所面临的生产、生活、精神慰藉等方面的困难，首要的要求应该是各级政府尽职尽责和勇于担当，认清传统的养老模式正在消解，而建构由政府和社会主导的多元养老模式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第四章通过对一个乡镇敬老院的参与观察，真正接触到了农村“五保”人群，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身不由己以及他们的“听天由命”，都是五保人群的特殊的生活状态。虽然说实行“五保供养制度”是我国社会制度对农村弱势群体社会保障体系的创新，也确实解决了那批特殊人群的“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的生活问题。但是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他们有了更多和更高层次的需求，他们不再满足于基本生活和生理需要的保障，他们也需要与社会的发展同步成长。如何实现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同步成长，也是各级政府、社会组织、乡村邻里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而对他们的关怀也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现实要求。第五章探讨了置身于社会第一线的基层管理者的生活和工作的困苦与艰难，通过一组组量化数据的展示，让大家真切地看到了一群基层社会管理者的真实生活样态，从而洗涤了社会给他们的“污名”，还原他们“生活清苦、条件艰苦、工作辛苦”的本真面貌。

总体而言，当人们置身于由于现代化全方位影响我国社会而引发社会转型、乡村传统习俗分解、人性接受现代性洗礼的时代时，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交织、碰撞、对立和融合，必然是社会发展的一大趋势。我们只有勇于直面社会现实，做出理性的思考，积极探讨解决问题的良策，才能在不远的未来，让所有人都过上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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