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三种效应影响未来的工作。

（一）互补效应或替代效应（Complementary Effect or Substitution Effect）

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进步有两种趋势，一种是沿着以往技术进步的路线，对低技能劳动、重复性劳动进行替代。另一种新的趋势是，为了安全、高效的工作而对已有工作进行反应和协同的技术，比如协作机器人（Collaborative Robots），不是替代人类工作，而是提高人类工作的生产力，同时降低工作场所伤害的风险（IFR，2017）。

（二）规模效应（Scale Effect）

数字信息作为一种新的虚拟的生产要素，以更低的成本加速新企业涌现，开辟崭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一是经济规模扩大引起的岗位需求，二是利用数字信息创业的企业，所创造的新工作岗位。

（三）匹配效应（Matching Effect）

互联网最基本的特征是有效的信息平台，这就避免了传统劳动力市场中供求信息不匹配。数字经济将借助大数据信息和互联网平台，实时共享信息，动态匹配供求信息，以更为灵活的用工方式创造各种形态的工作机会。

在以上三种效应推动下，未来的工作有三种可能：一是在技术进步动态变化中，哪些工作岗位将会消失；二是在数字信息要素使用中，创业带动就业的可能；三是在互联网平台，新就业形态不断涌现。

（一）哪些工作岗位有可能被替代

数字经济以人工智能、数字化技术为核心，作为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的自动化技术进步的区别在于，人工智能可以生产出一种新的能与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做出反应的智能机器，该领域的技术包括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专家系统等。人工智能虽然可以胜任一些通常需要人类智能才能完成的复杂工作，但是人工智能无法模仿和替代人的情感意识和感知能力，因此，数字经济中被技术替代的工作岗位可能具有常规性的特点。

图2-5 技术对劳动替代性的四种工作类型

按照技术对工作岗位的替代程度和工作内容的常规性程度，可以将工作分为四种类型，如图2-5所示，第一象限内的工作岗位，其工作内容虽然具有一定的技术门槛，但具体操作过程较为标准化，更多依赖劳动者的认知能力，而非人际交往能力。一旦人工智能技术达到技术要求的阈值，这类工作岗位被技术替代的可能性较大，代表性工作岗位为会计、翻译校对以及办事员等。第二象限内的工作岗位，其工作内容以程序化和规范化操作为主，技术替代性较强，代表性工作为机器操作员、打字员等。第三象限内的工作岗位，其工作内容虽然不具有规范性，但是较容易被技术替代，代表性工作为清洁工、小商贩等。第四象限内的工作岗位，其工作内容集中在认知能力和人际情感交流技能方面，与此同时，这类工作岗位不仅对技能要求较高，而且与技术进步具有相互增强性，代表性工作岗位为研究员、老师、管理人员等。

2017年10月16日，搜狐科技的《基础岗位财务人将被机器人快速取代！未来的一百年是智慧的时代，是体验的时代，是服务的时代》指出，金融数据服务商Kensho创始人预计，未来金融行业33%～50%的工作岗位将被电脑替代，以数据信息工作为例，电脑程序完成时间仅需1分钟，而人工完成需要40个小时，后者每年还会产生35万美元的薪资成本。以银行信贷业务信审员为例，在银行时代，他们是核心职位，掌握着放款的决策大权，典型的黄金白领。而如今，风险控制进入“数据驱动”时代，以前人工审一天不过50单，现在机器审核量超过10000单，避免了人工审批主观性强、效率低等弊端，保证了银行信贷业务规模。智能技术在信贷审核业务中的应用取代了银行信审员的工作岗位。

（二）创业带动新工作岗位

以数字化信息技术为生产要素的创业公司往往处于新经济领域，能有效拉动全社会平均生产效率，成为经济增长新动能。经验表明，创新和创业较强的国家，宏观经济表现为增长较快或衰退较慢。如图2-6所示，创业指数（Entrepreneurship Index）越高的国家，人均GDP增长较快或衰退较慢，说明新创企业可以缓解传统经济下行的副作用。

图2-6 部分OECD国家创业指数与人均GDP增速比较

创业不仅促进了经济发展还创造了新的工作岗位。2015年我国出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创业带动就业成效显著（纪雯雯，2016）。根据腾讯研究院发布的《2016互联网创新创业白皮书》数据，截至2016年5月，我国众创空间直接带动了6万余人就业，腾讯开放平台资料显示，2014年开放平台上注册开发者数量为450万，截至2016年第二季度，腾讯开放平台上注册者数量达到600万，其中个人与公司的比例为7∶3，直接带动个人就业和自雇就业105万人次。根据美国政策基金会企业数据，如表2-1所示，独角兽企业为美国社会带来大量的工作岗位，表现突出的独角兽企业包括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国社会带来大量的工作岗位，表现突出的独角兽企业包括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 X），直接带动就业数量为4000人，数据分析公司（Mu Sigma）直接带动就数量为3500人，美国帕兰提尔数据分析和安全公司（Palantir Technologies），直接带动就数量为2000人，移民创建的独角兽企业（11家）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累计数量达到18365人。截至2014年12月的报告显示，Uber除至少900名直属员工外，在美国还拥有162037名完成至少4趟出行的“活跃司机”。

表2-1 移民创建的独角兽企业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

（三）新就业形态

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BCG）测算与预计，2015年中国整体数字经济规模接近1.4万亿美元，数字经济渗透率为13%，总就业容量达到1.13亿人。在模接近1.4万亿美元，数字经济渗透率为13%，总就业容量达到1.13亿人。在随后的20年，数字经济继续蓬勃发展，预计到2035年中国整体数字经济规模接近16万亿美元，数字经济渗透率为48%，总就业容量达到4.15亿人（如图2-7所示）。其中，如果阿里巴巴2035年创造就业占中国数字经济整体就业比例与2015年保持一致，那么2035年就业创造数量有望达到1.12亿人。中国就业研究所“新经济行业发展助力，就业市场企稳回升——2016年第3季度中国就业季度分析会”（http：//www.cier.org.cn）显示，借助数字技术的广覆盖，无论是身处偏远山区的个人还是小微企业组织均将无差别地被纳入全球性就业链条中。阿里巴巴零售电商平台汇聚了15000家“淘工厂”，形成多个加工产业群，带动1311个“淘宝村”参与全球产业链中，利用投入—产出法估算结果表明，2015年阿里平台总体为社会创造3083万个就业机会，其中包括1176万个交易型就业机会、1907万个带动型就业机会，就业带动系数为1.62。与此同时，阿里巴巴集团未来与数字经济强相关的新业务，比如云计算、数字娱乐等，以及相关业务链条，整体带动数字经济就业规模将超过1亿人。

图2-7 2015-2035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渗透率以及就业容量测算与预计

数字经济就业生态与传统就业生态互动发展，以互联网平台为依托，使我国劳动力市场新就业形态不断涌现，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通过互联网平台参与提供服务者约为6000万人，这意味着有6000多万人以新就业形态的方式参与到经济中。新就业形态主要表现为“四新”。

一是就业领域新，就业形态大量出现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渗透的创新企业和新创行业。例如新零售领域的淘女郎、体验师；泛娱乐领域的网络文学作家、网络视频主播，新金融领域的互联网金融岗位，新制造领域中数字工厂内的机器人操作员等。

二是匹配方式新，新就业形态依托技术进步和数据共享，提高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实现劳动供需快速对接，为企业提供质优价廉的劳动力。美国人口中的1%为印度裔，美国的ICT行业的劳动者有4%来自印度，而在美国亚马逊的众包平台（Mechanical Turk）上，完成工作任务的工作者22%来自印度（纪雯雯，2017）。

三是就业方式新，新就业形态的就业方式更灵活、多元，许多劳动者通过信息技术直接与一个或若干个工作任务对接。许多个体是在外部第三方共享平台上寻求多元化“零工”的“斜杠青年”和自主创业者，同时，传统组织也会内生出类似外部平台的灵活就业市场，借助任务平台外包、外部专家库、竞赛等方式匹配，产生合同工、兼职、外部专家等。

四是就业观念新，传统观念上劳动者追求稳定的工作，就业诉求的核心是更高的薪资报酬、标准化的工作时间、全面的福利保障和路径清晰的职业上升空间。新的就业观念逐渐转向更高质量的就业、更匹配的专业技能体现，平衡工作和生活的追求。在新的就业观念影响下，劳动者更愿意从事灵活性强与自主程度更高的工作。

过去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作岗位就像是一个一个的小盒子，严丝合缝地嵌套在企业的大盒子中，小盒子里坐的是适合该工作岗位的员工。相应的劳动力市场制度需要从工资、工时制度，招聘、解雇程序，以及就业保障方面给出统一的标准。就像是用砖头盖房子，虽然费时费力，但可以造出坚固稳定的房屋。未来劳动力市场，大盒子套小盒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想要在变化的环境中保持相对的有序和稳定，就需要了解未来劳动力市场可能存在的风险。

（一）技术性失业引发的替代风险

历史上，技能性失业群体多为受教育水平较低、不能适应现代化技术要求的劳动力。然而，数字技术下，那些单一特定领域的重复性工作、思考模式将大量被理性推算的工作取代，技术性失业群体受教育水平有所上升，正如世界银行报告指出的，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未来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趋势是“两极化”或“空心化”（如图2-8所示），即高技能与低技能岗位的就业比例提高，而中等技能岗位的就业率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有所下降（World Bank，2016）。

图2-8 劳动力市场两级分化

技术性失业的中等技能劳动力在转换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风险，主要包括向上替代风险和向下替代风险。向上替代是指一些中等岗位的劳动者将掌握更多技能，转向高技能工作岗位。但这一过程存在风险，因为在教育扩张背景下，中等技能劳动者具有一定的专业专用性人力资本，主要是通过对特定专业进行学业投资形成的，只有就业于该专业相关领域才能获得持续收益的知识和技能（孟大虎，2009）。专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的存在导致劳动力对专业技能型工作岗位产生黏性，向上替代风险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得到与专业匹配的工作岗位具有一定的风险，二是搜寻到向上替代的工作岗位具有一定的风险。

向下替代风险是指中等技能群体降低职业要求再就业存在的风险。根据此次技术对工作岗位替代的特点，被保留的工作岗位可能存在于低端劳动力此次技术对工作岗位替代的特点，被保留的工作岗位可能存在于低端劳动力市场中，工作内容为服务高端劳动力，但这类工作条件和收入会有大幅度的降低，降低了向下替代再就业的可能性。

（二）劳动关系界定引发的法律风险

数字经济下，未来的工作呈现多层次、多类型并存的状态，对这些多样化的工作方式缺乏清晰的劳动关系界定。目前我国法律体系下，判断劳动关系是否成立的依据主要是《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其局限性在于：①不承认灵活就业形成劳动关系，即对那些未建立法律劳动关系，但仍有提供服务的情况缺乏清晰界定；②对“自我雇佣”和“自由工作者”保障力度不够，这类人员因为没有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无法参加工伤保险，而仅能参加养老和医疗社会保险；③网络平台就业所产生的工作关系认定存在法律空白。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因为劳动关系界定引发的法律风险也不断加大。根据2016年劳达企业管理咨询公司相关调查统计数据（如图2-9所示），截至2016年11月，全国1516份劳动争议案件裁判文书中，判定存在劳动关系的案件占比约为58%，判定不存在劳动关系的案件占比约为42%。分省份情况而言，2015年6月至2016年11月，北京可查案件546起中，判定存在劳动关系的为111起，占比为57.8%；判定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为81起，占比为42.2%。广东可查案件57起中，判定存在劳动关系的为29起，占比为50.9%；判定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为28起，占比为49.1%。江苏可查案件180起中，判定存在劳动关系的为101起，占比为56.1%；判定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为79起，占比为43.9%。浙江可查案件402起中，判定存在劳动关系的为232起，占比为57.7%；判定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为170起，占比为42.3%。山东可查案件139起中，判定存在劳动关系的为82起，占比为59.0%；判定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为57起，占比为41.0%。

图2-9 全国及经济发达省份对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判定

（三）未来工作的管理风险

数字技术既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又是技术进步的产品。在数字经济部门碰到的一个难题是需要用数字化技术不断创新数字化技术，创新工作需要大量知识型工作者完成。传统企业招聘员工并组建团队的方式难以胜任这样的工作。一方面是现有的工作团队不能满足技术更新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下不能快速灵活地招聘到适合技术更新的新员工。“众创”“自由工作者平台”等各种新型工作方式的出现有助于管理者根据需求随时随地组织工作任务和工作者。一家企业固定雇用几十个或几百个高技能工作人员，与一个互联网平台上汇聚的上百万的自由知识型员工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与此同时，成本更低且风险更小，因为通过竞赛方式选取优胜者，企业只需为表现最佳的产品付费。这种工作方式具有“即插即用”的特点，可以快速满足企业的用工需求和知识型工作者的就业诉求，实现了生产力和知识转移过程的优化。

然而，这样的工作模式可能存在以下管理风险。一是自由工作者与全职员工的配比是否合理的风险。对于企业而言，全职员工依然是企业保证工作完成的核心力量。吸引适当比例的自由工作者，并激励他们发挥深厚的专业技能，协助企业完成工作任务中全职员工不擅长的部分。二是自由工作者管理要求的变化所形成的挑战。自由工作者的管理要求从过去对人的管理转向对工作任务的引领，引领工作对于由合作伙伴组成的共同体中每一个工作者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管理者必须尽其所能，确保这个工作生态系统能吸引、开发、支持和激励优秀人才。三是参与工作任务的伙伴关系都充满模糊性，为成功完成工作任务，合作伙伴之间必须培育信任感，学会风险共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