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哈代

哈代小说的音乐特性指哈代小说以书写音乐元素的小说文本为内容基础，以书写音乐形式的文本形态为艺术形式，从而体现的一种跨媒介叙事征候。其中，书写音乐元素的小说文本，作为思想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自身的语言特点及其所带来的审美体验在小说内容表达与文本建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艺术形式的音乐化则通过模仿音乐的形式特征，整体上实现文本结构和语言表达上的音乐化，制造联觉效果，让读者在阅读音乐化的小说文本时，产生聆听一首交响曲或观看一部歌剧的审美体验。

一 文本内容的音乐化

哈代小说充满了书写“歌词”“歌唱”“乐器”“自然音响”的叙述文本以及音乐互文性文本等。作为构成内容音乐化的基础，这些书写音乐元素的小说文本以其自身的语言特点及其所带来的审美体验呈现了哈代小说的音乐特性。除此之外，它们还能在哈代小说文本中发挥情感表达与文本建构的作用，以此赋予哈代小说有别于同时代其他小说家作品的音乐性形象。

首先，音乐元素书写在情感表达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表情达意是评价一部小说拥有艺术价值的重要因素。在小说写作中，作家可通过景物描写、人物与情节塑造或是表露思想情感来表情达意。除了常规的叙述技巧，格朗迪提出，哈代还常在自己的叙述中加入音乐话题、对话、书信、画作、诗歌等元素来表达某些特殊的感情。其中，对音乐元素进行书写和恰当的情感表达是哈代惯常使用的方法。为了让读者能够真正在阅读音乐元素书写的过程中产生音乐情绪并感悟到其与人物的情感关联，哈代在对音乐元素进行书写过程中始终遵循音乐的情感传递规律。例如，在书写“歌唱”的小说文本中，哈代以歌唱艺术本身的情感表达特点为依据，对歌唱场景，歌者的歌唱状态、声音特色、歌唱内容以及由此带来的听者的情绪和神情的变化都进行完整且细腻的刻画。由此，读者不仅能感受到人物借助歌曲抒发的内心情感，也能追踪该歌曲在聆听者们面部或内心激起的音乐情绪。在书写“乐器”的文本中，哈代则以乐器演奏中的情感传递方式为依据，重点描写了不同的乐器演奏者是如何在不同的演奏场景下通过各自的乐器表达情感的。其中，哈代不仅用文字忠实还原了那些在乡村舞会、家庭沙龙抑或教堂弥撒中的演奏情景，还敏锐地捕捉到由音色在演奏过程中的细微变化引发的聆听者们音乐情绪的变化，例如书写苔丝聆听克莱尔演奏竖琴的小说文本和书写卡罗尔聆听魔琴师欧拉摩尔的小说文本。在书写“自然音响”的小说文本中，哈代则建立了不同类型的自然音响与不同种人物情感的关联，例如第五章分析过鸟鸣是如何呼应苔丝的不同情绪的；维恩特波恩的情感世界又是怎样呼应不同的风声的。值得一提的是，哈代还在书写“自然音响”的文本中尝试赋予自然交响形而上的意义，隐喻了悲剧性主题。例如《还乡》中的“音乐之网”，其所统摄的情感变化反映了音乐情绪的动态变化，具有深沉的复杂性和艺术张力。

书写音乐元素的小说文本还在文本建构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具体表现在人物塑造以及文本建构方面。分析书写音乐元素的小说文本何以构成哈代小说音乐性内容的基础的关键在于，寻求书写音乐元素的小说文本在哈代小说音乐特性中发挥的基础性功能，即这些书写音乐元素的小说文本对小说内容音乐化起到的重要构建作用，具体表现为书写音乐元素的小说文本中的人物以及场景的音乐化修辞及其在小说结构中的重要位置。例如，书写“歌唱”的小说文本中常包含了对小说人物声音的音乐暗示。这种对歌声的隐喻与书写“乐器”的小说文本中的乐器属性一样，常成为贯穿小说始终的重要线索。在音乐叙事中，它们就成了“一个不断重复、变奏的‘主题动机（leitmotiv）’”。例如，小说文本中的演奏情景，除了为情节发展营造必要的氛围，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人物关系的谜题，推进人物关系的发展。这些我们已在书写法夫纳举办的卡斯特桥狂欢节和描写特洛伊的乡村舞会的小说文本中具体分析过。例如，书写“自然音响”的小说文本中自然音响随着人物境遇的变化而变化，也能呼应小说结构。而有关音乐的描述性对话文本则可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小说叙事。

二 艺术形式的音乐化

哈代小说中书写音乐形式的文本形态亦成了构建其小说音乐化的形式基础，使得他创作出最接近音乐的小说作品。何为哈代小说文本形态的音乐化？聂珍钊在《哈代的“悲观主义”问题探索》中提到，通过20世纪上半叶格兰特·理查德、欧内斯特·布伦克、阿格尼斯·斯丁贝克等人对该主题的构建，“哈代的悲观主义就成了批评界一个通常使用的观点。这些批评者把叔本华的‘内在意志’看成是哈代悲观主义哲学的基础，把哈代作品中人物的苦难遭遇和无法避免的悲剧性命运简单地看成宿命论观点的表现，并以此来证明哈代的悲观主义哲学”。而吴笛在其论文《文字和音乐的奇妙结合——论哈代文学作品中的音乐性》中指出，“哈代命运观方面的‘偶然’、‘内在意志力’等概念，与音乐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此处的音乐性重点指其小说文本形态的音乐化。

最早提到叔本华哲学与哈代小说音乐性关联的是海伦·加伍德。他在1911年发表的《托马斯·哈代：叔本华哲学的图解》（Thomas Hardy: An Illustra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Schopenhauer）中提出，“上帝已经忘记了这个地球。所有的生灵都无缘由地抱怨着且忍受着痛苦。这就是哈代小说的主题。就像瓦格纳歌剧中的动机一样，它不断重复着。同样，这也是叔本华的主题：无目标性的生活，毫无原因，永恒运转的车轮以及那引向任何目标的失败性事件”。此处，加伍德尝试构建哈代小说的主题、瓦格纳的音乐动机以及叔本华的哲学论题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从他的观点上，我们可以发现哈代小说的音乐性同哈代小说的哲学思想具有一定关联。

乔恩·格朗迪在《哈代与姊妹艺术》中从两个方面讨论了哈代小说中音乐性的问题。第一，哈代小说中的音乐性与瓦格纳音乐戏剧的关联。在其涉及瓦格纳的少量乐评中，哈代着重提到了瓦格纳在音乐戏剧中营造的广阔的背景音乐氛围。例如我们在第五章提到过的他于1880年对格里格音乐的评价——格里格交响乐中制造出的“风雨穿过树林、铁轨、锁眼”的音响效果让他想到瓦格纳的音乐。因此，格朗迪认为哈代在小说中对于自然音响的营造正是受到了瓦格纳音乐中的“环境和鬼魅音乐”的启发。第二，格朗迪延伸了对于哈代哲学思想与叔本华之音乐观共通性的探讨。他提出，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除详细解析了“内在意志”之外，还提到艺术的对象就是理念。他着重强调了艺术中的音乐，认为身处所有艺术最高级的音乐，能够“携带我们直抵世界自在的本身”。正是因为受到了叔本华哲学创作实践的启发，哈代开始不满足于用文字写作的方式创造其作品的音乐性。虽然他并没有在自己的创作笔记中直接透露出这一点，但我们可以从他的创作实践中找到佐证。

从他的艺术美学思想来说，哈代在创作中对多种艺术形式都持包容态度。诺曼·佩吉指出，“对知识非凡的开放态度，即对各种知识的接纳，是哈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哈代本人也在自传中表示，“一切艺术具有内在统一性”。而这种内在的统一性反映在创作上就是“将自身调整进新的联合中去”。这一联合就是包括造型艺术与绘画艺术、诗歌、音乐在内的各种艺术形式。此处，哈代关于艺术的划分正呼应了叔本华的艺术三分类：造型艺术、诗歌和音乐。他认为，“叙述为了在艺术上具有说服力”，就需要依赖这个艺术的统一体。因此，我们可以在他的小说中发现各种艺术家身份的人物，例如《一双蓝色的眼睛》中的建筑师斯蒂芬，《意中人》中的雕塑家主人公，《贝妲的婚姻》中的作曲家史密斯和诗人埃塞尔贝妲。哈代在小说中还常常引用诗歌、歌谣等，并对它们进行分析。乔恩·格朗迪在《哈代与姊妹艺术》中分别将哈代小说与绘画艺术、戏剧艺术、电影艺术、音乐舞蹈艺术以及其他综合艺术进行了主题研究。这就足以表现出其小说创作对于各类艺术体裁的吸收和借鉴。

哈代在创作时受到了瓦格纳音乐戏剧中用乐队营造的“环境和鬼魅音乐”的启发。瓦格纳在音乐戏剧中大量使用管弦乐队和人声乐器的创作实践，正受到了叔本华有关音乐“是普遍程度最高的语言”的影响。通过格朗迪的引述，我们了解到哈代对文字语言局限性的无奈——“这荒凉中既没有文字也没有音乐，只有一声拙笨的哭喊”。然而，他却致力于寻求最佳的跨媒介叙事策略。哈代在小说中书写了大量包括“歌词”“歌唱”“乐器”“自然音响”等在内的小说文本。此前的批评家们将书写“音乐元素”的文本看作独特的艺术特色，笔者认为，它们还代表了哈代致力于将小说艺术音乐化的伟大创作尝试。

因此，哈代小说的音乐特性可被定义为对叔本华艺术思想的演绎，亦是对瓦格纳音乐戏剧的跨媒介叙事尝试。它是由书写音乐元素的小说文本与书写音乐形式的文本形态共同建构出来的。其中，对音乐元素的书写是构建其小说音乐性的基础，实现路径为：音乐书写总能引发读者联想到文字之外的音乐，产生联觉效果。也就是说，读者除了可以阅读一段段有关歌唱或者乐器演奏场景的表述，还能听到或是唱起一首首动听的歌谣。除了能够读到自然音响的文字性表述，还能如临其境地聆听到它们交织在一起时的宏大音响，甚至犹如置身在大型管弦乐团的音乐音响中。例如，《德伯家的苔丝》《远离尘嚣》《还乡》中提及的那些民谣，一部分是通过人物的音乐记忆回想起来的，如《破晓》《男孩与披风》。通过人物的音乐记忆回想起来的民谣，也容易唤醒有过相同听觉经验的读者的音乐记忆，由此引发读者对这些歌曲进行超越文本的声音思考。这些民谣更多出现在歌唱、乐器演奏中的音乐表演过程里。如芭丝谢芭、奥克和博尔伍德共同演绎的那首《阿兰湖畔》，特洛伊歌唱的《士兵的快乐》以及琼·德比歌唱的《花点母牛》等。出现在乡村舞会、歌会上的这一部分民谣除了能够唤起读者的类似听觉经验，还能使读者置身于小说中描写的音乐表演现场。他们能够对正在经历的一次音乐性事件产生联想与联觉，由此产生音乐情绪。另外，音乐元素书写中的自然音响也能产生由视觉到听觉的联觉效果。然而，对音乐元素的书写并不是构成哈代小说音乐性的唯一原因，哈代还对音乐形式进行了书写，模仿了音乐的曲式结构、音乐的叙事类型以及音乐自身的节奏和韵律等。这种跨媒介的创作思考和尝试共同促成了哈代小说独特的音乐性特色。哈代对音乐形式的书写最终促成了哈代小说文本形态的音乐化。小说中借鉴音乐结构的方法，在19世纪英国文学中并不鲜见。例如乔治·爱略特就曾在《米德尔马契》中借鉴复调艺术的形式，将多萝西和利德盖特的婚姻和事业进行交错式安排。哈代则常在创作小说结构上吸收音乐的艺术形式。本章第一节，我们已分析了其小说作品中呈现的类似音乐形式的文本形态，如模仿复调艺术与各种曲式结构的文本式样等。这形成了哈代小说有别于其他作家作品的形式特点。

另外，哈代小说中也吸取了音乐的叙事类型。例如在艺术构思的阶段，他就开始汲取民谣、歌剧等音乐体裁的叙事艺术。在小说中，哈代不仅广泛采纳和模仿民谣与歌剧中的精华情节与场景，而且还让小说的叙事以歌唱或讲述的形式发生。同时，他还在书写音乐元素的小说文本中转换叙事视角，让读者体验那种“不可充分翻译、不可直接说出，只能以抽象、隐喻的方式去体会的‘绝对语言’”音乐及其映射的人物内心的情感世界。为了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小说的情节，哈代还在小说叙述中安插叙事线索。它们就像是音乐中的主题动机，使散漫的表述有了连贯的内在逻辑性。如果说对音乐元素的书写是促使其小说内容音乐化的主要因素，那么对音乐形式的书写则成为这种跨媒介模仿实践的形态所在。后者从整体上赋予小说文本音乐特征，让读者对小说的大篇幅文本形态产生了犹如聆听音乐般的联觉效应。

（节选自《哈代小说中的音乐书写》第六章 第三节）